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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念老黎

(2021-02-23 15: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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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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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孙宏彝专栏
                   忆念老            孙宏彝
    时间过得真快,《文学报》创刊至今已经四十年了。读书、写作之余,我时常会从抽屉里取出珍藏的那本《文学报》记者证,翻看、回忆一番,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副刊主编老黎这个人------

                          忆念老黎        

       那还是在1981年读大三下的时候,学校安排我到《文学报》去作毕业前的实习。那时,这份报纸刚创刊不久,是张综合性文学艺术类对开大报,每周出一期。编辑部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杜宣、峻青、庄稼、雁翼等著名作家的身影,我时常在报社看到。社址最早在徐汇区那儿,隔不久就搬到新华路329弄16号这幢欧式潜伏碉堡状的花园别墅小楼去了,我被安排在第四版副刊协助责任编辑黎焕颐工作。

                         忆念老黎                          黎焕颐五十岁光景,满脸沧桑、头发稀疏、戴着副眼镜,说着一口贵阳腔的普通话。初与他接触,觉得他脾气有点古怪,比较容易激动,一激动时,宽阔的额头会涨得通红。接触时间长了,我才隐约知道,他生活中曾经历过不少苦难和坎坷。他年轻时在部队工作,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由于性格直率,敢于直言,不久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海边远地区,一呆就是22年,政治和生活待遇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直到七十年代末平反后落实政策才重返上海。他刚结婚不久,妻子是个打扮朴素、很文静的中年女子。
    那时,全国文学类的报刊杂志很少,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从各地寄来的稿件,老黎是写诗的,他较多精力放在看诗歌来稿上,小说、散文类稿件一般都交由我审阅。对一些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如桂兴华、舒婷、北岛等人的来稿,他都要认真反复仔细看的。老黎是个传统文学观念比较强的诗人,虽然他对当时颇为时兴的朦胧诗并不太感兴趣,但他并不囿于个人的喜好,还是努力从中认真挑选一些优秀的作品刊发。他从不因人用稿,我记得有位著名大学校长常把自己写的格律诗寄来,刚开始时,老黎录用了几首,但毕竟诗的内容比较空泛,老黎后来就让我客气、委婉地给这位校长写了封退稿信。

    由于报纸还在初创时期,编辑部的各项工作比较多,虽说老黎是诗人,但我那时也很少看见他写诗,也许他刚从外地回上海,百废待举,有许多生活上的问题还急需解决,因而无暇静下心来进行诗歌创作。至于利用手中权力在《文学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我则更是从没看见过。

    他这个人身上始终保持着诗人的风骨和正义感愤世嫉俗、刚直不阿,对看不惯的事情或现象,常常会慷慨激昂地直接表达意见和看法。记得有一次,杜宣在报社跟我们闲聊,讲起郭沫若在抗战初期,抛妻别子、孤身一人潜回国内参加抗战,他在广播电台上每作一次对日宣传的演讲,日本军阀就把郭的日本妻子安娜抓去毒打一顿;一九四八年时,安娜带着几个孩子辗转来到香港找郭,当时就是杜宣出面进行接待、安置的。郭沫若虽也在香港,但那时已和于立群住一起了。杜宣委婉地向安娜说了情况,此后安娜就一直住在大连。老黎在一旁听后,神情很是激愤,竟连声责问杜宣为什么不把这段往事写出来。

    还有一次,下班后我和老黎一起乘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我们聊起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他也不顾在车上公共场合,周围有许多乘客,就旁若无人般声音很大地愤慨抨击起来了。他情绪显得很激动,不了解事情发生原因的车上乘客们都有点奇怪地把目光投向我俩。经我提醒后,他才声音低了点。他还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当时让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话:“诗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点神经质的”。现在想来,这话不无几分道理,不是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吗?没有激情,怎么能成为一个好的诗人呢?

    二版的编辑老陆到西安去开会,带回一篇陕西作家贾平凹写的散文《晚唱》,老黎叫我把关进行审阅。我认真阅读了这篇散文,文章记叙了一个小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把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的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病态心理刻划得淋漓尽致。我反复看了几遍后跟老黎说:这篇散文在写作的艺术性上很有特色,但在当时人们思想还没有完全拨乱反正的社会背景下,作品的内容以及作者想要表现的主题,很可能遭到置疑和误解。他听后思索了一下,说既然艺术性不错,就发吧。我叫他再慎重反复考虑,他还是掏出钢笔在发稿单上签上了“同意发稿”的意见。

    报纸清样出来后送市委宣传部审阅,《晚唱》占了整整一个版面。下午,通讯员带回了一位市领导的批示意见,只见在四版的左上角上有一段用红铅笔写的文字,大意是:老黎,你这个人要有点政治头脑,作者是哪儿的,这篇文章里写什么猫啊、狗啊,不知在写什么,要组织批判。

    看了这段批示文字,我神情紧张地对老黎说:“这下你可糟了”,但他却淡然一笑地对我说:“没什么,照样发”。因为报纸第二天是必须要印出来的,再临时换别的文章,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报纸正式出版后不久,市里那位领导曾专门来报社作了一次讲话,要求对《晚唱》组织批判。

    这段经历,不知道贾平凹当年自己知不知道,我后来看《贾平凹文集》,得知他在那段时期心情很郁闷,身体不好,还得了肝炎。从某种角度来讲,老黎那时是担着责任和冒着几分风险发他这篇《晚唱》的。

    当年给《文学报》投稿的,其实有好多是全国各省、市的知名作家,我深感在看稿过程中对自己文学修养和自我写作的提高是有很大帮助的,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个想法,实习嘛,最好也能有点成果,能写点东西登在报纸上,老黎和其他编辑们对此都很理解和给予支持。此后,我曾在三版发表过一篇介绍日本俳句的短文《俳圣——芭蕉》;年底时,市委宣传部长陈沂来编辑部作报告,特别推荐了王安忆写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因为王安忆曾到我们学校来旁听过古代汉语课,和我同桌,老黎就让我去采访她。由于是第一次采访实践,没有经验,我问她答,很有点拘束和别扭。回去后连夜写了一篇访问记,但老黎看后觉得写得不深,他还认真地和我讨论了采访内容和提纲。我第二次又去王安忆家里采访,她很耐心地一一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并谈了自己当时创作这篇短篇小说的经验和体会。重写的第二稿不久就在报纸上登了出来,此文后来还被收入由编辑部编印的《作家访问记》一书中。

                           忆念老黎                                                          
       老黎在创作上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实习结束后,虽很少再与老黎有联系,但我不时可以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读到他发表的诗歌和散文。他有着深厚而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创作的诗歌气势恢宏、磅礴大气,读后使人心胸开阔、豪放。在退休前的十年中,先后出版了《迟来的爱情》、《在历史的风雪线上》、《诗欢文爱》等二十多部诗文集;期间,他还参与创办了《中国诗人》诗刊,对上海诗歌文学的发展有着很大贡献和影响。他即使在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进行诗歌创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市内一家企业,业余时间常在企业的报纸上写些文章,被众笔友推选为笔友会的会长。为提高会员写作水平,1991年时,我邀请已经退休的老黎来企业给工人作者作诗歌讲座,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我说到时派小车去接他,但他坚持自己乘公共汽车来。他讲课精彩、生动、充满激情,很有个性和特色,讲课过程中,工人们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有时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讲课结算后,人们还似乎意犹未尽,许多工人上前围着他,继续向他请教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还有好多人拿着本子请他签名留念。这次讲座,他还一再婉拒了企业按规矩给他的讲课报酬,非但是完全义务,甚至还自己倒贴了来回的车费。

                           忆念老黎                               

    2007年时从新闻媒体得知:8月30日凌晨老黎因病不幸在医院逝世,享年78岁。我觉得,他为了追回被耽搁了的青春年华损失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恢复工作后拼命创作和努力奋斗是使他身体垮塌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他平时每天写作常到深夜两三点钟还不睡觉,写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还说“我大不了死在写字台上”。文思喷涌、笔耕不辍,才气横溢、但始终勤奋,敢于直言、又不持才自傲,这是率真、坦荡的老黎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他的诗文激情澎湃、大气磅礴,字里行间充满对祖国、对民族的挚爱,读后使人振奋、给人以信心和力量。作为当代诗人,他心中始终有着一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去世,使人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虽然老黎已经离世十多年了,但在纪念《文学报》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想起他,其音容笑貌还仿佛仍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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