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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挣扎一一渐远的乡村风情之十八

(2013-10-23 15: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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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伟

乡间风情

贫困

挣扎

风土

   1966年一个初秋的深夜,12岁的我被父亲丢在了离家十几里远的南港街头。

镇上唯一的一条弧形街道,黑漆漆地空无一人,犹如狰狞的怪兽张开的大嘴,看不清尽头。我蜷缩在一家店铺门前,盼望着天明,盼望着身边那一捆自家纺制的麻绳能尽快地脱手

家乡盛产黄麻(俗称绿麻)。这是一种一年生草本韧皮纤维作物,广泛用于麻袋、麻布、纸、绳索等物品的每年中秋黄麻成熟季节,数米高的麻地掩映着村庄,四周一遍绿色的海洋。当你清晨踏着露珠,沿着田间小径穿梭其中,仿佛进入了一个原始、寂静、空灵的世界。你的心灵顿时会变得轻松愉悦起来。

然而,这番诗情画意并没有给我少年时光带来梦幻般的色彩。相反,我的金色少年却是在“吱呀吱呀”的纺绳车声中度过的。

生我养我的这一方水土俗称“弯区”,属经济作物地区。然而,“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长年耕种经济作物的人们,却毫无“经济”可言。现金几乎断流,乡村缺吃、缺烧,穷得叮当响。

记得四年级那年,学校组织到龙河口水库春游。临行前父亲掏遍所有口袋,递给我5分钱。怀揣着这枚硬币,我高高兴兴地上了路。

龙河口水库无际的水面碧波漾洋,远处逶逸群山像漂浮在水面上似的,红色的“小火轮”在水面上突突地遨游……

“我们要坐小火轮!我们要坐小火轮!”同学们欢呼跳跃。

“一角钱一张票,想坐‘小火轮’的,一人缴一毛钱。”老师说。

我紧攥着5分钱的手,再也没敢伸出。

满载同学们的小火轮渐渐地远去我站在水库大坝上,孤零零地,羞愧、伤心、委屈、无奈,一咕脑地涌上心头。

这是怎样的一种伤!回家同父亲诉说,我伤心流泪,真可谓“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啊!

屋漏偏逢连阴雨。那几年,母亲患风湿性关节炎,最后转为风湿性心脏病,肺结核、肝硬化、肝腹水。因无钱医治,病情越来越重,三十出头便失去了劳动能力。我因得了败血症,住院两个月,虽捡回条命,却花去了父亲近两年的工分收入。不久,奶奶又患鼻咽癌,在合肥动了手术,没几年又复发。这一切使本就一贫的如洗的家更是雪上加霜。

穷则思变。

父亲年轻时曾在大队青年养蜂场干过,会养蜂技术。那年隆冬,他带着本家兄弟到金寨大山深处收蜂子。辗转数百里,肩挑人拉,吃尽苦头搞回来4笼蜂子。春暖花开,蜜蜂飞进飞出,望着肚子发亮,吸得饱贲贲的蜜蜂,父亲说:“飞进去一个就是飞进去一分钱”,全家自然高兴。

蜂子是个“活口货”。过度的取蜜使它们一到冬天,便需要投资喂养。这是家里难以承受的,养蜂只能以失败告终。留给我的记忆是:蜂子蛰人后即便飞走了,那根刺进你身上的毒刺,仍然留在那里,急速地旋转着……

父亲有一个姨老表,曾是一家砖瓦厂的头头。砖坯需要草帘覆盖防雨,靠他的关系,我家干起打草帘的副业。草帘5毛钱一条,很有赚头。但这是一项脏活累活,从涮草、润草、纺径绳到上机编织,整天同灰尘草芒打交道。

一天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仍然织草帘,通过脚踩提供动力的木制织帘机,发出“咔嚓…咔嚓…澎…”的声音,格外地沉闷。

母亲自从不能干重体力活后,仍在家中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起早贪晚地养过蚕,顶着高温为生产队育秧田赶过麻雀,为的是减轻家中负担,也希望能挣点钱到省城大医院看病。

我在一旁涮草,好让杂乱的稻草根根管用,便于入梭。都八九点钟了,母亲仍没有收工的意思。“咔嚓…咔嚓…澎…;咔嚓…咔嚓…澎…”如同击打在我的心上,令我烦躁抓狂。

这时,记不得母亲要我干个什么事,我终于忍不住了,把手中的稻草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声喊道:“我才不干哩!”

饱受病痛、疲劳折磨的母亲,本就没有耐心,她抓起一把草打在我身上。我就势一倒,在地上翻滚哭闹。母亲楞了一下,停下手中的活,埋头伏在织帘机上,双肩痛苦地颤抖着。

我躺在地上就是不起来,年幼的我哪知母亲的痛苦!不一会,母亲抬起头,擦了擦眼泪,屋子里又发出“咔嚓…咔嚓…澎…”的声音。

母亲不再理我,任凭我躺在地上。昏黄的煤油灯火苗,在织帘声中摇弋颤抖,而我却象在摇篮里被晃动一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那晚父亲从学校开会(父亲当时是拿工分的民办教师)回来,破天荒地万般柔情,拍去我身上的草屑,帮我洗了脸,抱我上了床。

草帘毕竟销量有限,这项家庭副业只持续了一两年,便偃旗息鼓了。家中“穷坑”依旧。

于是,全家把目光转向了纺麻绳。纺麻绳要比直接卖麻强多了,按现在的话说叫“深加工”,这是我家从事最长的一项副业。那时候全家人一有空,就坐在纺车旁纺啊纺的,没有尽头。

我和哥哥除了纺绳坯外,还要同父亲一道纂绳子。哥哥大我5岁,经常帮着大人摇车上劲;森弟比我小5岁,便和我一起“拉呱子”。“呱子”是木头制成的,形状像小腰鼓,腰鼓上有三道正三角形排列的沟槽,上满劲的三根绳坯沿着沟槽,在外力旋转中自动三股合一。“拉呱子”不费体力,但要耐心,顺着劲自然拉动,这样纂出来的绳子才会匀称。慢了绳子会“罗锅”;快了针脚便稀了。这两种绳子都不好卖。

天渐渐地亮了,南港街头人多了起来。家中断了烧的,父亲和哥哥今天到沙埂买柴火,顺道将我捎到南港卖绳子。

我沿街叫卖:“绳子,卖绳子,三毛钱一根。”自从家中纺绳子后,卖绳子便成了我和哥哥的家常便饭,到南港卖绳子已不是第一次了。

“绳子结实不结实?”

“放心,自家纺的,过劲得狠!”

“5毛钱两根照不照(行不行)?”

“那哪照(行),蚀得裤子都没有之哎!要买,便宜你五分钱,五毛五两根,可照?”

见客人要走,我连忙喊:“甭走哎,你成心买,我成心卖,五毛钱两根卖给你了!”就这样,早上带来的绳子在一根根地减少。

中午时分,父亲他们买好柴后回到南港,我收拾收拾同他们一道往回赶。父亲拉着板车,哥哥套着绳子在侧边拉,我在后面推,父子两代人拉着近千斤的柴火艰难地行走着。

上坎时因为用力,父亲和哥哥嘴对着膝,脸色紫红,脖上的青筋爆出,豆大的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滴。时至今日,这种负重挣扎的情景,仍像一尊雕塑立在我的脑海里。

全家摆脱贫困的梦,最终还是破灭在绳之中!

我家纺出的绳子主要用于扁担系、稻箩系、粪箕系等,规模小,销量,零打碎敲的搞不到什么名堂。而大队桂家庄长年有人在外跑,专门同工矿企业签合同。绳销量大,价格高,笔笔都是等头(大笔)钱。这一次,他们又同肥东县一家企业签订了合同,每根绳子斤把重,价格也很高,这可是一笔有赚头的大买卖!

桂家庄人于我们沾亲带故,答应让我家相一股。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全家开足马力,没昼没夜地加班加点。母亲精神抖擞,仿佛没事人似的。父亲到处借钱购买原料。我和哥哥也干得挺欢。总共纺出300多斤绳子,合在桂家庄绳子里一起卖。

我和哥哥天天计算,这笔绳子要卖二三百元钱。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大半年工资,是父亲和大妈近两年的工分收入。母亲盼望着拿到这笔钱后,能到省城大医院去看一次病。而我们则盼着能添件把新衣服。

桂家庄来人告诉父亲:绳子卖出去了,但同公家买卖结不到现金,必须通过汇票支出。好在那年月农村邮路畅通,我家是邮政代办点,县城邮递员每天一趟把邮件送到我家。那一阵只要听到邮递员自行车铃声,我们都要蹦出门外迎接,看看有没有汇款单或银行通知。

一个多月过去了,杳无音信。等啊等,终于等来了消息,汇款单被县“打办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没收了!理由是这是笔投机倒把款。

好似睛天霹雳!母亲跌坐在地上哭泣,病入膏肓的脸呈现出酱紫色。全家紧急商量,决定找在“打办室”工作的一位远房本家,看能不能拿出这笔钱。

到现在我都不明白,“打办室”是如何监测到这笔钱的?在以后的等待中,一会儿传来消息,这笔钱能拿到,一会儿又传来消息,这笔钱拿不到!

母亲等不及了,她一病不起1968年4月7日早,我送水给她洗脸,只见泪流满面,不停地抽泣,两个小时后便撒手人寰。

妈妈,你生不逢时啊!至死都没等到这笔钱!

从此,家中的纺车不再转动。一切归于沉寂,有挣扎,没有抗争,日子死水般似地在贫困中沉浮。

然而,希望之火是不熄灭的!1979年后,父亲四处借贷,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让弟弟跑起了运输;1983年,我家成为全县10个优质蛋鸡养殖专业户之一;1985年,父亲投身商海,成为瓜籽炒货批发商;1999年,家中先后办起了养鸡场、养猪场。

不经意间,村子里农家别墅拔地而起。父亲在马河口镇上盖起两层小楼。朝阳升起,小楼沐浴在朝霞之中,熠熠生辉。

曾经在贫困中挣扎的妈妈,你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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