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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出身一一渐远的乡村风情之十三

(2013-06-28 17: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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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以人为本

阶级

阿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则笑话:某医院候诊区,护士大喊:“幺幺号,幺幺号”。没人应答。快下班时,一个老头颤微微地问:“同志,怎么还没轮到我?”

护士瞥了一眼病人手中的号:“幺幺号,我那么大声喊,你没听见?”“我是11号,不是幺幺号。”老头回答。护士不屑一顾:“‘幺’就是‘一’,‘一’就是‘幺’”。老头再也不敢作声。

医生问:“哪里不舒服?”“我‘一’疼!”老头说。医生瞠目:“哪里疼?”老头指了指腰。“腰就是腰疼,哪有什么‘一’疼”?老头看了护士一眼:这位同志讲了:“‘幺’就是‘一’,‘一’就是‘幺’”。

护士有点不高兴了。就在这时,老头把裤子向下拉了拉,好让医生检查。大概老头穿得是大腰裤,竟拉掉了,暴露在护士面前。护士抓住机会大声斥责:“畜牲!”“啊,出身?出身贫农!”老头口气中透着自豪!

这则笑话说明,当时的社会对出身的敏感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填报出身。出身如同恶魔一样跟随着每一个人,并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

所谓出身,又称家庭出身、家庭成份。一般指解放初期土改时划分的阶级成份。当时,农村主要有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等。根据政策,贫农、下中农,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是依靠对象,而中农、上中农则是革命的争取力量,是团结对象,地主富农则是反革命力量,是专政对象。

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而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到了后来,尤其“文革”中,出身成了判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标准。出身便成了一部分人的恶梦。

生产队有户王姓人家,夫妻俩,一个儿子,还收养一个义子,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份。

1967年,大队进驻几位解放军战士,帮助农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概年轻没有经验,加上农村的确革不到什么道道,战士们只好三天两头到我们生产队“斗地主”。

“把地主分子×××和地主婆子押上来!”解放军战士大声宣布。

批斗会一般都选择在收工前的傍晚。全生产队二十来户人家百十号人,除去老人孩子也就三四十个人,家家户户都有小鸡小鸭,老人孩子要照顾,哪有心思开什么批斗会?但又不好反对,只好或蹲或坐在地上耐着性子应付着。

“说!你在过去是怎么剥削我们贫下中农的?”有人大声质问。

王姓夫妻俩站在工棚的墙边低着头,一声不吭。为打破僵局,战士不时带头高呼:“地主分子不投降,我们就叫他灭亡!”台下群众稀稀拉拉附和着,

次数多了,地主婆一反常态,哭哭啼啼,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战士急了,啪!一拍桌子:“地主婆子,我告诉你,只准你老老实实,不准你乱说乱动!”

话音没落,地主婆“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僵硬,昏死了过去。妇女们一涌而上,七手八脚,掐人中的掐人中,抬腿拽胳膊的乱成一团。批斗会只好草草收场。

每次批斗会都以地主婆子倒地而收场,渐渐地战士们也就不来了。但地主婆却经常披头散发坐在村头,又哭又喊又笑。

王姓地主的大儿子,中等个子,目清眉秀,白白净净,心灵手巧。学了裁缝手艺,还会织毛线。因姑姑在上海,经常从上海带回来新样式,十里八乡都喜欢到他家做衣服。但因出身不好,快30岁人了,就是找不到对象。不过他还算幸运的,最终有一位山里姑娘愿意嫁给他。姑娘虽然五短身材,圆圆滚滚的,但也细皮嫩肉,后来为他生了一男一女。

邻大队的滕姓地主就没那么幸运了,儿子40多岁才找一了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这才有了女人,成了家。

乡下人对政治不敏感,平日里照常同王姓地主来往,相互串门,喝茶聊天。有一次,我冲着王姓地主直呼其名。父亲瞪着我:这是你喊的?喊表叔!从此,我再也不敢直呼其名了。

这王姓人家怎么成为地主的我不知道,但听老人们说,解放前他本人也是和长工们一起下地干活的,并不像书上所讲得那样不劳而获。

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你才觉得那切身的痛!

1973年底,高中毕业回乡干了一年农活的我,报名应征入伍。体检合格,但政审却出了意外。

我从小到大填写各类表格,家庭出身一栏中都填下中农。但入伍政审时,不知怎的有人翻出什么材料,说我家是中农。这可把父亲急坏了。中农虽不是敌人,但在当时也是当不了兵的,更别说以后入党提干跳“农”门了。

这天下午,父亲把大队书记和会计找到我家,把土改时划定成份时的情景又说了一遍,意思是土改时我家曾初定为中农,后来又被改定为下中农。那时我还没出世,如此这般,听得我一头雾水。

冬日的阳光斜射在屋内,土墙草屋在一片红黄中显得格外阴冷。大队书记和会计抽着烟,闷声不语。

“这孩子母亲死得早,当不了兵怎办?你们都是自家叔爷,现在孩子命运就是你们一句话,无论如何都要给个定论。”父亲打出亲情牌和悲情牌,同时口气十分坚定,不达目的不罢休!

大队书记发了话:“猴年马月的事哪个能讲清楚?还是维持现状,过去填什么就填什么吧。”于是我踏入军营。在后来的入党、提干中,部队两次函调,大队的回复都是:出身,下中农。

从内心感谢这两位叔爷的搭救之恩,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常自嘲:我党差点失去了一个优秀党员,优秀军官和优秀公务员。

关于出身的恶梦,终于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后结束了。在这场恶梦中,多少人受歧视,遭排挤,被践踏,苦苦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今天的年轻人对出身并不看重。出身的内涵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阶级、敌我的区分,而是父母职业的分类。比如工人、农民、个体工商户等,这是历史的进步。

一个社会,如果人为地制造对立,让一部分人践踏另一部分人,那么这个社会便不是理想和完美的,要么推翻,要么变革。

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有社会的发展成果,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正是我们党痛定思痛后,执政理念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正如马列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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