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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工分——渐远的乡村风情之六

(2011-08-23 10: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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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伟

回忆

情感

乡村风情

工分

    工分,是农村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的劳动报酬。男劳力一天10分工,女劳力一天7分工,其他人员一天多少分由生产队根据个人的情况集体评议。1973年,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一年,一天是6分工。

    生产队每天统一出工,统一收工,分早晨、上午、下午三个工时段。一般到了下午四五点钟,队里记工员便拿出记分簿,蹲在地头:“XXX,恍上(什么时候)出的工?”“皆个(今天)一天!”如果是成年男人就记10分,成年女人就记7分,其余按评定分数记工。如果某个工时段没出工或迟了点就扣去相应的工分。至于扣多少分,记分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记分员大小是个干部,一般人不敢得罪。

    年终,生产队根据收入进行决算,算出一个工(10分)值多少钱。年成好的三四毛钱,年成差的几分钱,一般在二三毛钱左右。工分收入全部以粮、油、柴等实物形式支付。农民用钱全靠出售自留地少量农副产品和饲养一些家禽家畜获得。那时,农村鸡蛋舍不得吃,攒下来卖钱。常听人说:“钱是从鸡屁眼里扣出来的!”

    决算结束,几家欢喜几家愁。家中劳力多,工分收入扣除分配支出,还有节余的叫“节余户”;家中劳力少,工分收入扣除分配支出,入不敷出的叫“过头户”。“节余户”有优先分配权,余额可以在生产队支付现金,但一般除去平时一角二角的零碎支出所剩无几,也拿不到现金。“过头户”要等节余户分配后才能分配,过支的部分可以欠着向下年滚动,但最终要用现金填补。

    我家10口人,奶奶、大妈、父亲、母亲,两家兄妹六人,仅靠父亲、大妈挣工分,满打满算一天能挣17分,结果我家是全队有名的“过头户”。1963年,奶奶辛辛苦苦喂大的一头猪,卖了120元,全部缴到生产队抵了过支款,为其奶奶伤心流泪。

    12岁便利用上学业余时间捞猪屎换工分。猪屎是上好的有机肥,队里专门收,二斤屎一分工。那时,只要一有空我就用“屎括把”挑起捞屎筐到处转悠。

    俗话说:“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捞屎也有屎路。时间一长,我便知道大队范围内哪个地方有猪屎。“屎路”是保密的,相互从不告诉。

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小学毕业后上不了初中便继续留在小学,我们戏称为“七年级”。那一年没事时,我便挑着粪筐,沿着屎路,穿梭于各个庄前宅后、竹园、麻地等隐蔽角落,一见有屎,便手舞足蹈,高兴万分。

麻地里长满一行行一人多高的黄麻,粪筐带不进去,只好把粪筐放在地头,只身钻进去。如果屎多,一铲子铲不过来,便用手捧着带出来。

    那时农村没有猪圈,晚上猪睡在堂屋拐角处的猪窝里,白天拴在门口的猪桩上。一天下来,猪桩周围都是猪屎,这是个极大的诱惑。有时见门口无人,便悄悄地走过去,左一铲右一铲,飞快地将猪屎捞入筐中,然后迅速撤离。当然也有被抓的时候,后果是把粪筐里的屎全部倒给人家。

捞猪屎每天可以挣上六七分工。为了这六七分工,我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小命。

那年底的一天傍晚,我感到肩膀疼,浑身不舒服,便悄悄睡下。不料,夜里发起高烧来,遍身都疼。第二天,父亲见我高烧不退,人无精神,便请人用竹床将我抬到城关二诊所(现中医院)治疗。

    量过体温,查过血,医生问:“侠子(孩子)是干什么的?”“念书。”“那不会呀!”医生自言自语道。接着又问:“在家嘿(可)干活?”,“不怎么干,就是捞猪屎。”“怪不得!”医生好像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可能是败血症哎!”

    后来,我才知道败血症是因为细菌进入血液循环,并在其中生长繁殖、产生毒素引起全身性严重感染。回想捞屎过程中,我天天钻竹园、穿麻地,出没于牲口出没的阴暗角落,经常用手捧屎,一身汗,一身泥,热毒菌侵,不得败血症才怪呢!

那时候医疗条件差,败血症还是一个难治之症,加上“文革”动乱更生死难料了。我躺在医院的观察室里吃药吊水,总不见效。

一天下午,我肚里子翻江倒海,抓心抓肝地难受。“大,搞点冰荸荠水我喝喝,我心里难受……”

    病床上的我翻身打滚,抓床挠单,痛苦地呻吟着。老人们常说,人临死前都要“槽单”(在床上折腾),我大概就是进入了这个状态了吧。

    父亲无法满足我的要求。那年头有钱无市,市场上买不到水果、罐头一类的东西。医生悄悄告诉父亲:“恐怕熬不过皆(今)晚了!”那一夜我与死神打了个照面,竟熬了过来。

    第二天,父亲将我转到县医院治疗。当躺在病床上两个月的我,能下地时双脚几乎外翻成一条直线,走起路来一徘一徘的十分困难。而花去的300多元的医疗费,也是父亲近两年的工分收入。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刚出校门,力把子还没长稳,但为了能对得起每天6分工,也为了表现自己,我拼命地干。

    栽秧和大人们一趟来一趟去。大人们一趟插到头可以坐在地头歇会,而我一趟接着下一趟。挑稻把子也比照着大人的担子,尽量多挑。妇女们小声劝我:“孬,挑再多也不给你加分,甭挑伤了力!”

    的确,集体生产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干活出不出力全凭个人自觉。这种“大锅饭,拼家穷”式的管理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效益低下。农民们曾以极大热情投入到集体化运动中去,期盼有一天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结果事与愿违。农民视为命根子的工分,根本不能为他们打开富裕的大门!

    如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成现实。这要归功于农村改革。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模式,生产效益提高。农民们自主发展商品经济,按照市场要求调整产品结构。农产品通过市场转化为货币;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直接获得工资报酬。工分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货币代替工分,使农民摆脱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具备了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拥有“资本”的可能,为他们打开富裕的大门创造了条件。

    工分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它所代表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愿工分作为贫困、苦涩的记忆,永远尘封在共和国的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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