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观点不代表署名机构立场）
    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已经快3年了。这位战后日本第二位“回炉”首相（第一位是吉田茂）深刻改变了战后日本的政治生态，也彻底改变了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
    “安倍主义”越来越清晰。经济上，以“安倍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即以量化宽松的方式使日本摆脱经济低迷态势；政治上，则以“满右舵”的方式驾驶着“日本玩”这艘大船拼命往右转。“安倍主义”获得了日本右翼的支持，鼓励了安倍首相改变历史重构现实的野心--从折衷的“安倍谈话”里足可审视出安倍首相的历史观，他坚持侵略未定论，不认为应该向邻国道歉和谢罪，对于日本强征慰安妇或极力否认，或淡化为战争的“副产品”。
    如果仅仅是历史观的倒退或者参拜“靖国神社”，“安倍主义”也不过是战后日本政府右翼思维的政治沿袭。但日本赶上了“好时候”--重返亚洲的美国亟需日本充当制衡中国的先锋，通过构建美日新同盟关系，来强化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新同盟关系，要求日本政府在亚太地区和全球承担更多责任，这给安倍首相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使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提供了契机。
    内有右翼支持，外有强权期待，这是安倍首相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在众议院通过新安保法案的主因。当然，这也是安倍希望日本称为“正常国家”的重要一步。中日钓鱼岛争议的激化和中韩两国对日关系的恶化，也是由此而生。
    总之，“安倍主义”让日本从国家体制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平主义渐行渐远。在此情势下，日本民众才感到了焦虑，认识到“安倍主义”的危害。新安保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安倍首相的不支持民意支持率开始超过支持率，安倍首相亦开始迎来30%左右的低支持率。到了“安倍谈话”发表前夕，执政联盟中的公民党亦开始警示安倍注意自己的“谈话”分寸。这是“安倍谈话”变得“四不像”的理由。安倍首相可以在历史观上变相屈服，当时新安保法案却是健在弦上，即将通过参议院“这一关口”。
    因而，日本民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迫感，因而走向街头，掀起百万人反对新安保法案的街头抗议运动。而且，有超过10万的民众围堵日本国会，给日本国会施加压力。
    如此大规模的日本民众抗议多年罕见，足可折射新安保法案的不得民意。一直顺风顺水的“安倍主义”也遇到了挫折--自诩民主主义的日本，若首相支持率在降至30%以下，首相宝座是否能够保住的确是个问题。当然，日本民意的倒逼压力，可能尚未传导至日本国会，也未让偏执的安倍首相有所警醒--毕竟参议院也是自民党和公民党所操控，安倍政府不会轻易放弃新安保法案。因而，来自安倍政府和自民党的反应是，街头集会不会影响新安保法案在参议院的通过。
    的确，当“安倍主义”已经成型，日本民众的觉醒来得过迟。特别是，安倍首相的政治偏执是一贯的，如果他抱定即使下台也要通过新安保法案的话，日本即使千万民众走向街头也是枉然。毕竟，执政联盟在参议院享有据对主导权。自民党也不愿放弃让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关键一步。而一旦新安保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危险的“安倍主义”就得到法律确认。
    就此而言，与其说日本民众使“安倍主义”遭遇了挫折，还不如说“安倍主义”让日本民众充满无可奈何的挫折感。“安倍主义”让日本这艘大船偏离了和平主义的航向，这个船上的人除了发出不满和痛苦的声音，又如何纠偏航向呢？
    “安倍主义”象征着右翼政治的危险理想，带给日本民众和邻国的却是难以预料的现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