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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除非我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否则，决无例外。然而，我却又是糊涂的，这自然是关于“好文章”的界定，我的心中是没有标准的。

我读书很慢，更多的时候，是读一段，便手捧着书，目光已游离于书页之外，信马由缰处，是思绪的低婉，天马行空时，是思绪的奔腾，总之，那些能引我一气读下去，急于看到结尾的，其时我一定只是关心着结尾，甚或是急于要打发的，像在快餐店里急于打发掉的某一餐，虽不失营养，但总是有失滋味，我便没有耐性，也没有时间去品味什么，不过是以快速的手段，构筑着精神上的营养均衡。之于我，这些事都是不能细想的，稍一细想，就背若芒刺，也更懒得动笔，写些零零碎碎的文字，像那些只告诉人应该做什么，却告诉不了人怎么做的哲学流派一般，即便不是荒谬，总也显得不尴不尬的，虽然，文字只是我与自己的对话。

可是，我还是写了——我总是感觉有话要说。读一遍《纪念》，就有一些话在头脑中翻腾一次，颇似釜下薪在，釜中汤沸的情形，起初，一些话在《纪念》里，到后来，一些话在《纪念》外。

去年秋，母亲跌伤后，身体许久不能恢复，一年里，来家中的次数渐稀，想必是操持的心终敌不过岁月对身体的侵蚀，想不对我放手，心不放，身体也不允许，也就由着我自己过日子，只是还念念不忘备些应季的瓜果，母亲说，那是我们姊妹的“草料”。我剥着咬一口还冒着生桨的花生，心头就浮起一些往事，母亲自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花生要常吃，有营养。我自言自语似的回：“四粒红”好像更好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品种？

那一年，我刚上了小学，父亲带我去乡下的亲戚家参加婚礼，乡下人淳朴，有客远来，就像得了恩惠似的，走时，就一路地送，送出好远。我对农作物生疏，脚下蔓爬的，也不知道就是花生。或许父亲也只是幼年时接触过农田，亦是迟钝了，我只记得他惊觉似的回头，诡秘地对我说：“这是花生啊！”我犹觉父亲是在骗我，他常常和我开一些玩笑，骗我认了真。我抬头斜睨着，“哪儿有啊？”父亲悄悄指了指脚下，“下面，土下面。”我虽怀疑，却禁不住还是蹲下身，提起了一棵——“花生吧！”，我和父亲几乎是同时喊出来的，父亲的意思是，他没骗我，我的意思是，还真是花生。但那还不是花生成熟的季节，我连拔了两棵，都是瘪瘪的，有的还是水灵一样，透着明的，愈看不见成熟的，就愈想看见一个成熟的，我的莽撞吓坏了亲戚，务农人，哪个不是吝惜果实的，成熟的也就罢了，面朝黄土一季，总要等到果子成熟时，才肯采摘，才有由衷的喜悦，不务农的人，哪里会懂这些？

那年，土里种着的，正是“四粒红”。

 

 

其实，我对《围城》的印象，是很浅淡的，早些时候读的书，印象似乎都不那么深刻，这尤使我多了一分感慨，像叹当年那些因为我的莽撞而轻易拔了的花生，当我深一层理解生活，就多了一分慈悲，少了一些语言，“人总是在说了许多话之后才开始静默”——如果这句话是对的。

可是，我还是写了——我总感觉有许多话要说，那些话，从钱钟书的《纪念》中来，又由《纪念》无限延展开去，

我总是以一种解构的笔触，去完成阅读后的思考，我对此很迷茫，甚至疑问自己的文字，是否有存在的意义。“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钱钟书在他的小说中，充分实践了这句话，因此，他的小说让我感觉有许多话想说，细想处，所有的话，又都是多余的。我现在几乎无法把自己的“想当然”，理直气壮地变成笔下的“所以然”，正如我没有权利以自己的视界去归纳一个人，总结一个人。然而，人总是向熟悉的观念寻求例证，来印证另一种不熟悉的观念，就像人在想像四维空间时，总是在现已认知的三维空间里来得以实现，冯友兰说：“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于是，我才对自己有了一点悲悯的情怀，原谅了自己以及自己的文字，这个过程，犹似蜕变，看似漫不经心中与另一个自己的彻裂，而其中深藏的苦楚，仿佛是在我体味了年幼时莽撞的拔了那些尚未成熟的花生时，从务农人眼中流露出的那抹痛惜的含义，心头，竟然是说不清的慈悲：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拔多少还未成熟的花生为祭献？需要看多少务农人眼中的痛惜为代价？而这滚滚红尘中，谁又曾经是谁的“花生”？

 

 

在例证维度的一些文章中，二维空间几乎成了无需讨论的话题，视角高度已经决定了二维的确定性，在我不断的阅读中，我不能不承认，对事物的认知决定着行为，于我，阅读是一条快捷的路。

当我从一种固执的禁锢中抽身多时，我成了《纪念》中的曼倩的冷眼旁观人，对于曼倩的情感经历，我丝毫不感到迷惑，甚至觉得，那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孽情——曼倩对自己刚刚开始两年，却仿佛“同居了一世”的婚姻感到疲惫，她“理想中的自己是个雍容文静的大家闺秀”，这样想，就一路照这样子去了，飘忽忽悬在半空里。及至婚后，清茶一样的日子，就生出了风情无人赏的失落与空虚。是曼倩想从这疲惫的婚姻中逃遁吗？并不！她只是需要一种挑逗，来激发自己体会那种尚存的“不可言名的高雅”，那种高雅，是需要有人来欣赏的，像女神一般，像悬轴画卷中的仙子一般，被一个有情趣的男子倾慕，让她找回被仰视的快感。当才叔的表弟，即曼倩丈夫的表弟——那个叫“天健”的那个男子出现，让曼倩的梦有了得以实现的余地，是“她鼓励天健来爱慕自己”。然而，天健不仅解了她的风情，更解了她的衣扣，“她只希望跟天健有一种细腻、隐约、柔弱的情感关系”，想不到却着了俗到极处的痕迹，失德的背叛让她对丈夫有了一点点歉疚，甚至，她还有些懊恼，她没想到天健如此直捷，以至于让她没有事先换了该洗的旧衬衣再去赴约会的准备——女神的梦，虚荣得如此脆弱，甚至经不起与一件该洗的旧衬衣所发生的交锋。

小说以天健的死，让这场突兀的，却又是必然的，令曼倩有些惶恐和内疚的爱恋，戛然而止。天健在品尝了曼倩的肉体之后，那种尚无应策的“天良激发”，以及曼倩刻了这个梦面浮雕之后，内心之中冰冷的清醒，在天健成为被追悼的英雄时，成了弥合的天衣，种种顾虑，就地遁形。

 

 

在我的眼里，《纪念》并非是一篇关乎情事的男女爱恋，每读一遍，就越发深切体会到，钱钟书的讽刺与嘲笑无处不在，正如他在小说《围城》之中，以他过目成诵的天资，去塑造并讽刺嘲笑一个不能把读到的书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靠抄卡片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形象那样，《纪念》同样把人性讽刺得淋漓尽致。整篇小说，读到最后一段，才是最精彩——天健死后的两三个星期，哀情淡化，热闹趋冷，曼倩与才叔两人在房里闲谈，才叔说：“看来你的征象没什么怀疑了。命里注定有孩子，躲避不了。咱们也该有孩子了，你不用恨。经济状况还可以维持，战事也许在你产前就结束，更不必发愁。我说，假如生一个男孩子，我想就叫他‘天健’，也算纪念咱们和天健这几个月的相处，你瞧怎样？”

文中并未给读者一种肯定，只是曼倩怀孕得恰巧而已，但这两三个星期里，才叔又如何不能致使曼倩怀孕呢？因天健的死而悄然弥合的恐慌，再度向曼倩袭来，她低头在抽屉里乱翻东西，又说：“我不会爱这个孩子，我没有要过他。”这话反倒让才叔有了恐慌，“好象这孩子该他负责的”，这是文中唯一一句对孩子的交待，至于该负什么责，只凭读者的想像罢。

其实，这结尾处的精彩，却在最后一句颇耐人寻味——“才叔懒洋洋地看着他的夫人还未失去苗条轮廓的后影，眼睛里含着无限的温柔和关切”。

《纪念》，就在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后，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合上小说，竟是忽然间发现，作者从未说过任何话，甚至他从未讲过任何一个故事，他只是给了读者一些文字，一切，他都守口如瓶，未曾吐露。

 

 

当我放下这篇用七天长假反复地读，直到写这些字的时候，仍未读完的短篇小说《纪念》时，曼倩以及曼倩的情事，早已淡成一个若有若无的虚影，整个头脑里，不断闪现的是“人性”两个大字，以及“螳螂黄雀”那句成语，才叔的形象，竟然具象成螳螂身后，一只眼里含着无限温柔和关切的黄雀，这些突起的思绪让我似乎有千言万语，又似乎无话可说。

我的确无话可说，可我竟然洋洋万言写下了这样一篇长得令我难以置信的文字，我自己甚至无法确定，在这篇文字之后，我还会不会动笔？会不会与我挚爱的文字诀别？我的心中，除了慈悲，再生不出别样的情怀，而对于慈悲的注释，却只有一个字——爱！

我的爱，是狭隘的，又是广博的。一个在文字里思辨，在文字里剖割自己的人，她如何能够不悲悯？如何能够不去原谅自己，以及原谅别人，又如何能够不去爱别人，及至爱自己？当她不再要求自己完美，更不要求别人完美的那刻起，她的心里，只能是慈悲吧？！

我没有任何一刻比此时更清醒地知道：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凌驾于爱情之上。向婚姻寻求保护的爱，是虚弱的；用婚姻圈囿维持的爱，是务实的，人就在这种种矛盾与冲突中，左右摇摆，飘浮不定，所谓红颜或是蓝颜，还有那些“以爱之名”，都不过是梦境边缘的点缀，梦面上的浮雕——让梦，看上去更像一个梦罢了。

爱，是经不起说的，一旦说出口，就是一句誓言，是于万千人众中，周身刻满了与别人不同记号的那个人，那人的优点与缺点，那人的个性与喜好，那人的圣洁与卑微，那人的英勇与胆怯，那人身上所携带的种种痕迹，都与他人不同，在说出爱的一刹那，就诠注了要悉数接纳。

爱上一个人，真的很容易，灵魂碰撞时，闪出的一点点火花，都能让爱的感觉迸发，而爱一个人，却真的很难，那种持久的，包容的，珍惜的，两情相悦的，心照不宣的，视对方重于自己，并能为对方有所取舍的爱，即使以守候一生为信念，以等待一生为准备，都不一定能遇到——爱的脆弱处，恰恰在于自以为是爱的“以爱之名”。

而失望与失落，就是没有做好这些准备之前，便急不可耐地让“爱”说出了口，歉疚与懊恼，不过是良心于虚荣心之上的一次轮回——人的矛盾，俱在这辗转轮回之中，过一次奈何桥，忘了前世的愁，又有了今生的苦。

红尘中，哪一人不是螳螂？哪一人不是黄雀？一盘棋枰，谁不是自己局内的迷者？谁不是他人局外的冷眼人？这世上原是没有什么“好文章”的，能把“人性”这篇只有两个字的文章读懂，该就是读到了这世上最好的文章吧？爱，不过是这篇文章里，最微小的情节，但如若连“爱”这种微小都读不懂，又谈什么“好文章”，更无须去谈到什么“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