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冒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事实上，无论是做官方记者，还是做宣传官员，伍皓都属于那种比较性情，敢于担当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伍皓在展示性情和担当的时候，他并没有将臀部挪出他的那个座位。鉴于中国国情，谁都知道那个座位除了要“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外，还系着一生的尊荣。
伍皓副部长就座后，云南先后发生的“躲猫猫”和“处女卖淫”两起案件，也因这位宣传部新来的中年人的参与变得精彩了很多。做为记者，我认为这里的精彩意味着：它搅拌出了更多沉潜于盛世和谐表象下的沉渣，将更多公众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塞到公众眼皮下，告诫——谁让你不幸出生在中国？
伍皓指责数家媒体的不职业，本人不才，恰好就职于其中一家，我不会曲护东家，但也不屑于隐瞒身份，以貌似更公允的身份在讨论中获益。我要说的是，伍皓指责媒体的不职业，而忽视媒体语境的中国特色，也许可以理直气壮，但首先就是不公平的。做为“云南各媒体的最高领导”（伍皓自语），云南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几乎完全失语，伍皓先生是否可以将手中的高倍望远镜放下，先批评一下云南媒体的“不职业”呢。因为对本地重大事件集体失语，是媒体最大的“不职业”。
至于“不职业”的原因，伍皓就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这都要拜你伍部长和你供职的单位所赐，正是你们太职业了，才导致云南媒体集体的“不职业”。所以，我认为伍皓部长在指责外地媒体“不职业”的同时，自己也应心虚下，不为党纪，不为国法，不为自己，不为公众，只为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
那么，被伍皓指责的几家媒体，究竟有无违反新闻伦理呢？我看了一下伍皓的帖子，觉得他谈及的几家媒体，如果以美联社的规范来说，确实有点不职业，但在中国，这些小缺失，着实算不了什么大问题。
伍皓指责东方早报、成都商报和新京报等媒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完整地表达他原意，而对他做为朋友层面提供的信息予以剪裁，导致扭曲。但在我看来，这几家媒体除了成都商报直接援引东方早报的说法，对读者造成该媒体曾采访过伍皓的误导外，其他的都没有造成对事实本身的扭曲。甚至，成都商报的报道也并不是信口杜撰得来。
做为一个老记者，伍皓不会不知道，采访对象给记者提供的信息，一般可分两类：对事件的描述，和对事件的表态。伍皓指责各家媒体剪裁自己的话语，但实际来看，是这些媒体没有完整地报道其表态而已。在核心事实上，这些媒体都体现出了职业操守，这也是伍皓只能批评记者的具体做法，而没有批评他们在搞假新闻的原因。
记者是否有必要将采访对象的表态都完整呈现呢？按照美国的行业标准，确实应该，但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做到。实践中，记者编辑对采访对象提供的信息和意见，有一定的剪裁权，底线就是不能扭曲事实本身，上限是满足媒体报道所需。当公众关心的是事态发展时，媒体只报道事态本身，而不完整地反映代表云南官方的伍皓的意见，可能会激怒云南，但之于媒体，倒也无可厚非。部分采访对象认为非常重要的话，在记者看来却只会糟蹋版面，这在编辑部每天都会遇到。
媒体报道小学女生家人自称遭到胁迫，也被云南指责为失实，依据是官方的调查。首先我认为，在云南政法机关于刚事发时造假（谎称抓嫖有两民警出现场），又违法（致使当事人肋骨骨折，并无理扣留7小时）等行为看，其后续言行包括调查结果，是没有证据价值的。尽管基层派出所的上级，事发后纠正了下级的一些错误，但将焦距回收，就可以发现这些上下级都是一体的，下级丧失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公信力；上级的公信力，也需要下级依法办案来支撑。那种认为上级一定比下级公平公正的看法，说白了就是默认“权力即公信力”，“大权力有大公信力”“大领导有大公信力”，是一种奴性的体现，是要碰壁的。
在云南政法机关丧失公信力之后，就需要第三方的调查，与这个体制的自查自纠齐头并进，还公众一个真相。这时，涉事家庭自称遭到胁迫，跟公安宣布未曾胁迫，都是事实的组成部分，注意：媒体报道的，只是双方的描述，而非媒体信同其描述。媒体自然不能“有闻必录”，但当媒体无法进入看守所24小时蹲守，无法调看讯问录像的情况下，既报道警方立场和描述，又报道涉案人员的，很合乎伦理。我们并不能苛求媒体报道的，就一定要是终极真相，事实上，媒体能报道出的，只是一部分真相，甚至只是一部分事实。这就需要受众通过个人体验和想象力，来勾勒出能说服自己的真相。
乔治.奥威尔说过，公众之所以成为无知群氓，不是他们缺乏接触现实的途径，而是他们缺乏对现实的想象力。也许这句话，可以作为云南卖淫案的注脚。
啰嗦了这么多，我想伍皓如看到此文，也大可不必多想。我无权指责伍皓未能舍弃个人尊荣，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媒体自由为第一要务，正如他无权指责我未能与官方保持一致。我们每个人的角色都不尽相同，只有不同角色之间的持续角力，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途径。从这个层面看，我甚至有点钦佩伍皓，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间铁屋中，那么伍皓就是一扇窗口，尽管还挂着锁，但毕竟不再是铁板一块了。
其实，伍皓没必要跟媒体记者辩论，他只需要给伟大首都北京的有关部门打几个电话，这个铁屋就会马上静默，媒体和公众就会选择为下一个热点亢奋。他至今没这么做，看起来就像，他撤掉了媒体的底裤，只是看了看，然后再给你盖上。你感到屈辱，却仍不能不承认他还算绅士。
我替所有参与报道昆明卖淫案的同行感到羞耻。当一群没有执法权的巡防队员破屋抓嫖之后，我们没有从事件源头抓住警方执法犯法不放，反而纠缠于一对未成年姐妹的处女膜，事实上就丧失了法治底线。如果此事发生在美国，媒体也许根本不会关心当事人卖淫与否，他们会建议这家人买几把手枪，再遇到这些人私闯民宅，只须扣动扳机。
中国媒体不会，也不敢这样做，所以，在报道之初，媒体的底裤就不属于自己了，等伍皓扯，还是陆皓扯，已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