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后，我们的考试科目从“不考外语”，经历了“考外语但成绩只以百分之十的比例计入总分”，以后逐年增加比率这一过程，最后到了百分之百。最近几年来，高考实行改革，搞“3+X”制，外语则成了与国语（语文）、数学并列的三大重要基础课程。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外语政策也随之出台：职称评定要考外语，从中级到副高、正高，外语不及格不评；专科毕业生外语要过二级，本科毕业生要过四级，否则不予毕业，拿不到学位证书；攻读硕士生、博士生要考外语，外语不上线，一票否决；硕士生、博士生不但要继续学外语，分别达到六级，八级，还要学第二外语，分别达到四级、六级，有的学校还要求博士生学第三外语。中小学的外语，也从高中开始设置，改为从初中，最后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全国兴起了外语“热”。校园里，家中，学生早晚诵读“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声音听不到了，而代之以英语:“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 till good is better, and better is best”的背诵声。到处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外语补习班，报名的人趋之若鹜；英语教师成了走红的职业，英语专业大吃其香，我们似乎就这样,与国际接轨了,走向了世界。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先进技术、先进文化，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倡学习外语，以便于我们对外交流，这本来是正确的政策，无可厚非。

但是，任何政策都有它的具体要求与措施。方向对了，不见得要求、措施就一定正确。如果要求、措施不对，必将影响决策，比如过去的“三面红旗”。而措施的正确与否，只能看效果，只能靠实践来检验。

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这样的外语政策究竟如何呢？

不可否认，我们的外语普及率（只是普及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提高却是以我们的汉语水平及其他专业水平严重下降作为代价的；甚至还可以说，伴随它而来的还有国民崇洋媚外思想越来越重，而爱国情怀却日益减弱。这是每一个直面现实的人都看得到的。

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一旦一个学生开始学习外语后，他学习的全部精力，至少有一半是用在学习外语上的（我曾经多次向不少大学生调查，他们的回答是，还不只这个数字，不少人花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精力）。试想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为了适应就业，学习专业的课时大大减少了，而各种各样的课程增加了：以大大减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学大大增加了的课程，用在专业上的时间和精力能有多少呢？在这种情况下，能把专业学好吗？跑马观花都来不及，讵谈深入了。至少文史哲是如此。

以大学中文系为例，本科毕业生、甚至相当一部分研究生，毕业以后不知中文是什么，应该具有哪些知识结构，他们自己也感到，什么都没有学到。至于他们的动笔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更差了。所以不少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去从事文科工作，还不如理科的。我这不是说，理科学生的文科知识能力就强；而是说，真正的中文专业知识，谁也没有具备；中文系学生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非中文系的学生也有；而遇到真正中文专业的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推及其它文科专业，想来也是这么回事。

学校是这样，社会上呢？各个单位的工程技术科研人员，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的，放在专业上的，他们的外语成绩往往不好。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复习外语；而且工作与学习中绝大多数专业也很难遇到外语，经常跟外语打交道的人，毕竟是少数。可他们也不愿意仅仅为了职称，化大量的时间去搞外语，影响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发展中的国家，政府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任务，亟待我们去完成；老百姓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急需我们去解决。这样，结果就是：业务水平高的、责任心强的人，职称长期评不上去，因为他们的外语难以及格。而一些专业水平差的，责任心不强的，他平时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就要少些，甚至有的人还为了评职称，不惜牺牲工作，突击外语，结果外语考试及格了，他们的职称可能就上去了。因为评职称只有外语才是硬指标，专业成绩、专业水平的要求是可以随机变化的，标准就掌握在各级评委手里。这样，很多单位出现了水平低的指挥水平高的，工作负责的被不负责的所领导。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潜能又怎能发挥得出来，一流的成果又怎么出得来呢？一个单位，一个机构的业务又怎能搞得上去呢？我们又靠什么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赶超先进国家呢？

而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问题就更明显了。专业成绩好的，有培养前途的，外语上不了线，因为要时间，所以一票就被否决了。而专业成绩差的，由于外语成绩好了一点，就可以上总分线被录取。但入学后还是因为基础差，专业还没有学好就毕业了，毕业后没有用，仅仅是混个文凭而已。我有几个学生，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到漳州跟我学习专业，应该是有发展前途的，可是考了几年研究生，总是因外语几分之差而被刷掉，而与同期录取的研究生比，前者可以作后者的专业老师。

清华大学美术系博士导师陈丹青，因外语入学成绩限制，不能招收到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最后愤而辞职以示抗议的事，在全国广泛流传，引以为新闻。实际上这类事情在全国早已屡见不鲜，司空见惯，所不同的不过是陈先生有条件辞职，而其它先生想辞职也不敢，最多发点牢骚而已，社会上当然也就不了解这些事情。因为陈先生辞职后，照样可以私人招收学生，而且招的是自己喜爱的学生。他虽然发不出博士文凭来，学生也无所谓，因为美术作品已经商品化了，市场经济决不会是看它的作者头衔是什么，学位是什么，而只是看作品本身如何（抛开其它炒作因素），何况陈先生又有这么大的名声可以让学生沾光；再者陈先生辞职后，他的饭碗可能还会变得更好，因为他的时间也许更多，干扰可能会更少，可以集中精力，心情愉快地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得到更多更好的回报。

可怜的其它文科专业的老师，就不敢这么做了，比如学哲学、史学，甚至学中文的吧，如果他们辞职了，不但招不到一个学生，而且连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你的那些文史哲论著比不得书画，谁来买呢？连出版社都因为赔本而不愿意出。

又因为发不出文凭，你的水平再高，也没有人愿意来当你的学生。何况，谁的水平高，又有多少人能分辨。同时，即使把学生培养成了高水平的人，又有哪个单位会要一个没有文凭的人？水平不如文凭，有文凭的人就业都难，何况没有文凭的。现在能作陈寅恪、华罗庚、顾颉刚、启功、陈景润的伯乐在哪里？没有！再说有，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制度已经卡死了。不要文凭要水平的学生有没有？也有，但太少了。我身边就有几个这样的学生，跟我已经三、四年了，我几次赶他们走，可他们就是不走。但同样吃饭艰难，现在已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要求社会支持吧？可是人们宁愿锦上添花，也不愿雪中送炭，特别是送这种雪的炭。无名无利的事，谁愿意干？这条道路，在现在的中国，难以走下去啊。古代读书人，穷途末路，还可以悬壶济世、设帐课人；可是我们今天的老师，满腹的文章充不得饥，只能违心地留下来，继续搞自己的应试，放自己的羊，作自己的无用功，苟且自己的性命。

所以大多数老师，虽然对目前的研究生考试政策极为不满，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他们要吃饭，还要养家活口，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在目前，在研究生教育被国家垄断了的情况下，他们找不到第二只饭碗，惟一的就是出国，这些年出国的也不少。诸君就可以想象一下了，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怎能搞得上去，导师的积极性怎么能发挥得出来。有人把过去的研究生教育比作人工活，手把手地教；现在的比作大机器生产，电纽一按，产品就成批成批的出来了，然而出来的却是次品。奇怪的是，对于这种次品，人们偏偏欢迎，首先是高薪招聘，其次是破格晋升，不问成果，不问年限，结果是三十出头，就当上教授，当上博导，当上处长，当上校长。这些人之所以吃香，就是有大大的帽子，人们需要帽子，崇拜帽子，虽然“帽子之下，其实难符。”

这样的人能否带好学生，管理好一个单位，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恶性循环，在我国教育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不能完全怪人们用“博士多如狗，教授满街走”这样的贬损的语言来漫骂我们，我们自己的确有问题。大学研究生教育是这样，而中专、大专、本科教育，中、小学教育又怎样呢？那分别叫作牧羊式教育、应试教育，是国人皆知的事情。专业如此，而教育的核心——德育，更是早就落空了。我们的教育在哪里？

周祖庠漳州师院中华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