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关战争的著述很多，什么孙子兵法六韬三略，洋洋洒洒地着实不少，但是基本上都是着眼于战争谋略的阐述，也就是在战略和战役层面上做文章，对于具体战斗的细节，如阵势的排列、兵种的配合、武器的运用、营垒的建筑、后勤的保障等，论述的很少。例外的可能只有明朝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让后人能够有机会直观地一窥古代战争的具体战斗过程。
一 先秦时代的古老车战
上古时代，部落之间常常因为争夺资源而起冲突，就象中国近代农村为了争抢水源而引发的村落械斗一般，男性的青壮年们手持木棍石头，蜂拥而上，一通招呼，没有阵势，没有主将，完全是动物之间原始本能的血腥展现。
传说中的黄帝大战蚩尤，大概也是属于这种部落大战，顶多是规模够大，影响够深，从此中原地带非华夏文明部落就不能有系统地抵抗华夏文明的扩张。
这种暴徒似的部落械斗一直持续到国家和城邦的建立，准确地说，从商朝开始，群殴似的战争模式转变为车战模式。《吕氏春秋》记载夏朝末年，商汤与夏人战于戉邑，已经有小规模的车战，但是目前只有商朝的战车实物出土。
战车大致宽150厘米长100厘米，单辕，每车驾两匹或四匹马，中间的两匹称“两服”,外侧的两匹称“两骖”，合称为“驷”。四匹马拉的车当然比两匹马的快，这就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成语的来历。
战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也就是老大；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自卫的短剑，轮到他动手的时候，估计已经是车翻人亡的时候了。每乘战车除车上的3名甲士以外,还隶属有一定数目的步卒，在车后跟随，共同组成当时军队的一个基本编制单位,称为一乘。
车战的战斗场面通常是这样的，双方相约一个平坦开阔的地点作为战场，届时前往战场准备开打。约定而战不是说笑，而是当时作战双方不得不遵循一种作战模式，因为战车对于地形的要求很高，不够平坦不够开阔都不行，不然，没等开打，已经人仰马翻了。两军对垒，双方排开阵势：一字横列，左右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以便在两军相向冲锋的时候，给对方冲过来的战车留出通道，不然，双方的战车迎面相撞，这个仗也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如果，战车的数目够多，就排列成前后两排或者多排，以增强冲击力和持久力。
战斗开始，双方擂鼓相向而行，鼓声的作用除了鼓舞士气之外，还有调节步伐的作用，因为保持一个完整的队形对于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甚至是双方能够正常开战的必要条件。这样，战车的速度不能太快，时快时慢。三鼓而竭的故事中，曹刿在敌军退却的时候，要察看对方车辙的痕迹是否紊乱，就是这个道理，败军之敌就顾不上阵形配合了。随着双方的逐渐接近，车左开始放箭，争取在双方进入直接格斗之前，给予对方以最大的杀伤。
在双方战车接近到一定程度，车右持戈或矛横击竖刺对方的马或人，试情况而定，车左也可能放下弓箭而加入战团。因为双方相向错过的时间很短暂，一般来说，戈的横击要比矛的竖刺的效率来的高，这也是为什么在先秦时代，戈一直是长兵器中的主战武器。战斗中，如果能形成左右两车共同夹击敌方一车的情形，那么己方的赢面就会大很多。另外，战斗的时候，基本上是车兵对车兵，徒兵对徒兵，也就是兵对兵，将对将，其原因不外是车兵居高临下，防护程度高，远射近战，其战力远远高于临时由农民、奴隶和工匠中征召的徒兵，徒兵攻击车兵是找死，车兵打徒兵是浪费军力，于是战斗基本上是在同级别之间进行。当然，如果车兵落败，人仰马翻之际，徒兵也不会防过机会。
等双方透阵而过，疾驶中的战车慢慢兜上一个大圈，转回来，重新排好阵势，双方再来第二轮，周而复始，一直到其中一方垮掉。胜利一方通常不会穷追不舍，因为快速追击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一不小心翻了车，损失没准比对方还大。再说，即使追上了，那个地点也不一定具有作战的条件。
因此，车战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重信义和承诺。
为什么是车战而不是其它的战争模式取代了最初的群殴模式呢？
这个恐怕是与商周时代的社会生活形态有关。
夏末商初，中国出现国家形态，封建领主、部落首领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城邦，社会开始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生产力大大提高，产品剩余，阶级分化，有闲阶层出现。相应地，与上层阶级相关的生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如出外乘车。车辆作为当时手工业的最大成就，其生产和维护费用是非常高的，非上层社会不能拥有，因此，出有车，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因此，春秋时代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才会这样索要生活待遇：“长铗归来乎？出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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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分化的初始时期，人们对于社会身份的认定非常重视，乘车出门，自然是贵族们不可或缺的一种脸面行为。途中如有冲突，车上的上等人，车下的下等人，捉对撕杀，径渭分明。国家对外战争的时候，国君征召领主们应战，贵族们当然是坐在车上应招而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家丁奴仆以及隶属的农民助阵，然后大家伙一起驾着车领着人，前去打仗。贵族的装备好，平时又有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于军事训练，当然也就成为战争的主力，这样车战也就慢慢成为战争的主要模式。
另外，在商周发动的对外战争中，与战车为先导的冲击阵形，是非华夏体系的部落民族难以抵御的。所谓的周边四夷，其生产力水平低于中原的华夏文明，他们松散的步兵阵形，在高速冲击的战车面前，往往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因此，战车在华夏文明的扩张战争中，大多数时候具有无可比拟的战术优势。
最后一点是，在先秦时代，战车技术很完美地符合了当时的时代条件。
首先，中原一带的地形相对平坦开阔，有利于战车作战的战场很多。同时代的希腊与罗马没有形成以战车为主的战争模式，是因为受制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狭小的地形限制。
其次，战车能够携带大量的武器，机动性强，冲击力大，防护性能好，是很好的武器投放与近战格斗平台，这是单纯的步战所不能比拟的。以弓箭发射为例，战车的高度和稳定，能够让射手发挥最大的效能。
最后，战车是所有冷兵器时代中，最节省士兵体力的一个兵种。不说别的，如果让你穿着40斤的盔甲，举着10斤的长矛，在平地上走上半个小时，不用开打，你就累扒下了。
因此，战车在中原大地上耀武扬威了上千年之久，不是没有原因的。
二 弩，让战车的辉煌黯然失色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大意是感慨东周末年的礼崩乐坏，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春秋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孟老夫子如此惆怅。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华夏文明向周边的扩张到达了一个瓶颈时期：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唾手可得的疆域已经尽入手中，向外扩张的动力逐渐为向内兼并的野心所取代。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星罗棋布的小国慢慢地兼并成为庞然大国，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规模也变得宏大起来，数百乘兵车规模的战争比比皆是。象楚国和晋国这样的大国，拥有战车的数量都是数千乘之多。
到了战国时代，以青铜为构件的弩的出现，开始敲响了战车的丧钟，从此之后，战争再也不仅仅是贵族和职业军人的专利。
在人类的早期发明中，对于人类社会有着至关重要影响力的有这么几个：人工取火、弓箭和车轮。大概在5万前，人类就发明了弓箭用于狩猎。但是，对于农耕民族而言，弓箭的射击是很难掌握的一种技巧，没有长期的训练是不行的。因此车战时代因为其成本高昂以及需要职业训练，也可以说是贵族的战争。
但是弩的发明使普通农夫相对容易就能成为杀伤力很大的士兵。弩分擘张弩和蹶张弩两种，前者的强度小，用手臂的力量就可以拉开，后者的力量大，要用双脚和腰腹的力量才能张开，上面有望山，可以协助瞄准，弩的弹道平直，射程比普通弓箭远，杀伤力大。如果说弓箭射击是技术工种，弩的射击就是熟练工种。
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强弩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高高站立在战车上的贵族老爷们就变成了刺猥。同样的情形，在一千多年后也出现在欧洲，英国长弓的发明，一个稍加训练的农民就能造成一位高贵骑士的伤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一些国家抵制这种武器，认为不够光明磊落，但是，最终还是造成了骑士阶层的衰落。在中国，大致是在这个时候，由战车引导步兵冲击的模式渐渐地为步兵、车兵和骑兵混合编组的模式所取代，其中步兵兵种进一步分化：弩兵、弓箭兵、格斗兵和辎重工程兵。
车兵失去作为战争主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战场范围不断扩大，其适应性不强的缺点也就越来越难以回避，再加上战国末期的战争规模经常达到举国动员的程度，战车这种昂贵的兵种也就退居为少数辅助兵种了。
但是战车并没有从此完全从军队中退役，它的变种继续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了很长一段时间。最为著名的战役有西汉的李陵以5千步卒依靠辎重车以弓弩抗击匈奴八万骑兵的围攻，八昼夜的血战，斩杀了一万多匈奴，最后因为箭支耗尽而败亡，虽败犹荣。东晋的刘裕曾经以一百辆兵车沿河岸摆了一个半圆形的阵势，两翼紧紧靠着河岸，中间鼓出，号称“却月阵”，引诱北魏骑兵来攻，晋军的战车阵后面装备有特制强弩，发射三四尺长的长矛，在魏兵猛攻之际，晋军用大铁锤敲动发射，长矛从战车空隙飞出，每支长矛就能射杀魏兵三四个，一下子就被射死了好几千，结果大败。当然了，这次战例是特例，依靠水军为机动，依托地形为助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另外，有关南北朝时期的史籍，南朝的战绩水分偏大。
从秦始皇兵马俑出土情况来看，战国末期的步兵已经取代了车兵成为战争的主力。
一个典型的战国末期的野战过程是这样的：两军相遇，依次排开阵势，最前列是轻甲的弩兵和弓箭兵，依次采取坐、跪、立的方式紧密排列，力图保持最大的射击密度和频度，在短兵相接之前最大限度地杀伤敌军。在两军接近到一定程度，弩兵和弓箭兵退回本阵，继续对敌阵保持射击，但是因为射界被阻挡的原因，只有弩兵还能实施对于敌阵纵深的无目标漫射。肉搏战的主力是重甲步兵，依靠的是士兵的勇气、相互的配合、装备的水平，保持一个完整的队形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因此同一时期，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以步兵方阵作为作战的基本阵形，最为著名的是马其顿方阵，兵种之间的配合几乎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相比之下，东方的阵形从来没有进化到西方那种严密的程度，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多变的地形与战争的规模太大的缘故。在敌方的阵形出现混乱的时候，阵形后方的车兵从己方步兵方阵之间的通道出击，给予敌方步兵战斗群以雷霆万钧一击。对于车兵的冲击，如果弩兵处于散乱状态，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密集射击而构成威胁，此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己方的车兵实施反冲击。在阵形的两翼是骑兵，他们的作用是保持两翼战线的完整。当敌方突然出现在己方侧翼的时候，他们要冲上去实施骚扰攻击，减慢对方的接近速度，以便本方有时间改变阵形，阵前的临时局部变阵绝对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中国古籍中有关于阵法的描述失之于玄妙和笼统，很难给后世一个量化的认识，我们今天往往需要借鉴西方的历史著述来还原中国古代的阵法。
基本上，只有三种实用的阵形：方阵、圆阵和斜方阵。方阵是最常用的，因为简单实用、调动方便、变向快速以及方阵之间容易配合，攻守俱可。圆阵是典型的防守阵形，尤其是敌强我弱，固守待援之际。斜方阵则是典型的进攻阵形，它的底部还是方形，但是迎敌面是斜向的，这样在进攻中，其顶尖部分很容易前出到敌阵侧翼，形成包抄之势，从而最大限度增加己方第一线的战斗兵员，运用得当的话，还能割裂敌阵。
战国时代的军事史上另一个大事是胡服骑射。
北方游牧民族的来如风去无影的骑兵骚扰战术，令赵国不胜其烦，于是赵武灵王改革了赵国的军事体制，加强了骑兵在军队中的编组，因此在与中原其它国家交战中屡有上乘表现，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各国的军事变革。但是，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骑兵始终只是一个辅助军种，其重要性甚至排在车兵之后。原因是当时的骑兵没有现代的高桥马鞍和马蹬，这样骑在马上的人没有着力点，不能近身肉搏，自小生活在马背上的匈奴骑兵，其主要的杀伤手段也是依靠射箭。骑在一匹只有简单衬垫的马背上，还要准确射箭，这对于中原民族来说实在难度太高了，仅此一点骑兵就不能成为当时中原军队的主要兵种。
但是骑兵因为其机动性，大大地改变了战国时代的军事理论，战争再也不是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静态战场了，它一下子被放大到了数十甚至数百公里的范围。
以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为例，此前赵国在秦国屡次军事打击下，国力损失很大，全国上下的危机感很强烈。等到韩国战败，割让山西上党地区与秦国，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却不愿归化秦国，竟然投降了赵国。鉴于上党是赵国西南部的战略要地，再加上贪心，赵国不顾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出兵接受上党，于是引发了战国时代最大的一场战役，双方先后投入的兵力有一百多万，历时三年，两国都为此进行了战争总动员。
先期到达的赵国老将廉颇选择了长平作为防守上党地区的战略要地，并且依据地形构筑了三道防线，后期赶到的秦军首先攻破了赵军的第一道防线，双方对峙于赵军的第二道防线，隔河相望。廉颇以不变应万变，坚守不出，秦军一筹莫展，三年不能有所进展。接着，秦国施展反间计，诱使赵王撤换了廉颇，换上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相应地，秦国也换上最NB的白起为将。赵括挥军渡河来战，白起佯败诱敌深入，同时派遣骑兵从侧翼迂回包抄到赵军的后路，断绝了粮道，并且把赵军分割为南北两部。赵主力北军攻击秦军营垒受挫，再加上后路被包抄，被迫退回原来的战线，构筑壁垒，固守待援，全局被动。秦不失时机，征调15岁以上丁壮，悉数发往长平，毕其功于一役。赵北军在被围困46天之后粮草断绝，赵括被迫亲率精锐突围，失败战死，余军投降。白起遣返年少者240人回邯郸，将其余赵国降卒悉数坑杀，赵国丁壮几乎一扫而空，从此一蹶不振。
长平之战，骑兵的长途奔袭，快速迂回，是秦军最后取得胜利的最大功臣。
同一时期，东方与西方战争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规模大，军队的主要组成为非职业军人，后者的规模小，军队的主要组成为职业军人。因此，前者非常注重地形地物的利用，军队的调动与出击时机的掌握，也就是更加注重战争的谋略，后者则对具体的作战技巧研究很深，兵种的配合与武器的运用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从长平之战可以看到，冷兵器时代的战术几乎全部都已经采用了，如于交通大道扎营筑垒、依据山麓建筑长城、沿河川建立防线、骑兵长途奔袭、穿插分割包围、短兵相接列阵硬撼、全民战争总动员等等，总之，从战国时代起，复杂地形地貌下的冷兵器作战，华夏文明的确不输于世界上的其它文明，即使是代表着冷兵器时代最高成就的蒙古军团，在其巅峰阶段，也同样对于四川小小的钓鱼城无能为力。华夏文明的特点大概是盛产谋士、农夫和工匠，而不是武士。
三 马蹬，终于让历史的聚光灯投射到了骑兵的身上
秦皇一统，二世而终。个中种种玄妙之处，惹得古往今来许多文人骚客，著述立说，百般挖掘，众说纷纭，往往是从制度、民心等人文角度去推敲揣摩，却忽略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秦国最强大的野战军团一北一南，蒙恬兵团在河套与匈奴对峙，赵佗兵团在岭南与百越打游击，中原腹地的守备极为空虚。
陈涉兵起，六国响应，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出身楚国军事世家的项梁项羽叔侄俩的集团之外，其它的由六国后裔或者盗匪组成的民间武装基本上都是乌合之众，包括刘邦军团，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因此，秦二世派大将章邯率领以久经沙场的皇宫禁军为核心，由修始皇陵和阿房宫的劳改犯临时编组而成的镇压大军，很快就打得起义军们找不着北了。
当章邯军击破项梁集团，阵斩项梁后，移兵河北，与赵军及各地诸侯援军对峙于巨鹿。诸侯军慑于秦军威名，筑垒据守，没有人敢于上前与秦军野战，坐视秦军疯狂攻打赵军，成语“作壁上观”就是这么来的。以劳改犯为主力的章邯军，之所以能够以少击多，在关东六国各地横冲直撞，就是因为其军官团队具有极其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是猝起于民间的诸侯军所不能相比拟的。
章邯军把精锐部队集中起来作为机动部队，不停顿地进攻赵军，其余的秦军则在后方彰河畔的大本营里据垒固守，防备其他诸侯军的突然进攻。在前锋与主营之间，建筑了一个长长的土木结构的甬道，把两个部分连接起来，为前锋供应粮草以及兵力支援。秦军的阵势就像一个挥舞着大槌的巨人，利用自己位于槌头的精锐不断地打击赵军。建筑甬道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这条长长的生命线，一马平川的河北平原上，如果周围窥视的诸侯军突然出动战车冲击过来，没有工事掩护的粮草供应线是脆弱不堪的。
就在章邯军猛攻赵军，诸侯战线即将崩溃之际，项羽军团赶到了。项羽是一个出色的战术家，对于局部战场攻防转换的时机把握的非常好，对于士兵心理的掌握也是极为到家。他准备了三天的干粮，砸毁了做饭的锅，渡过了彰河，又烧了渡河的船只。这一切无非是传递给楚军士兵一个明确的信息：只有打胜这一仗才能有活路，逃跑就不用想了，饿都会饿死你！这就是“破釜沉舟” 成语的来历。
项羽军团的拼死进攻，正好打击在秦军的软肋上，秦军后军的实力其实不强，不然章邯也不会摆出这个槌头阵了，能够打野战的部队都集中到前军去了。项羽军团接连击溃了秦军仓促布下的九个战阵的阻击，所向披靡。同时，项羽又派遣了一支骑兵作为偏师去进攻秦军的粮草甬道，利用火攻把守卫甬道的一万秦军和其中囤积的粮草，一起变成了BBQ，章邯在前线的精锐部队立刻变成既无粮秣又无支援的孤军了。万般无奈之下，章邯只好引军后撤。其实，这个时候，秦军的主力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处于诸侯联军包围之中的秦军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一旦那些作壁上观的家伙们都象楚军这般不要命地扑将上来，人数上处于劣势的秦军是招架不住的。
经此一役，项羽正式建立了自己在诸侯军中的盟主地位，扬名立万。各路诸侯在巨鹿大战之后来到项羽的中军大帐拜见项羽，摄于楚军的威势，膝行而入。怪不得后来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大概这就是起因。
几年之后，楚汉相争，刘邦依靠死打烂缠的无赖伎俩和统一战线的阴谋诡计，最后打败了项羽。项羽的部队擅长运用骑兵战术，其部队的中坚就是江东子弟兵组成的骑兵，这一点与汉军有很大的不同，也是屡屡挫败刘邦的致胜法宝。刘邦后来只好专门聘用秦朝的降将来训练编组自己的骑兵来与楚军对抗，但是始终都没有达到项羽的境界。司马迁很喜欢这个家伙，把他捧得跟战神似的，说他在乌江自刎之前，还能在汉军阵中几进几出，斩将，刈旗，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还说了一句很不要脸的推卸责任的大话，“天亡我，非战之罪”。唉，可怜的项羽，至死都没有明白军事手段不过是政治运作的一个延伸部分而已，当然，也包括美国的今上小树丛。
项羽临死前的大话，传神地展示了他对于楚军战斗力的自信满满。实际上楚汉相争的残酷性和紧迫性，使得战争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喘息时间，国力消耗的非常严重，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的很厉害。而且，即使是巅峰时期的楚军，也不见得就强过秦军。当初的巨鹿大战，并没有消灭章邯军的主力，章邯军是在撤退过程中，自己投降的。司马迁的史记上说，投降的原因是因为赵高哄骗二世，拒绝发兵援救。阿唐猜想，大概是两个原因促使章邯投降：一是秦军当时在国内的主力尽在自己手中，朝廷无兵可救，关东局面已不可为，只能暂时退保关中秦故地；二是秦法严苛，如果率军退回关中，作为败军之将，自己项上人头铁定不保，不如率军而降，尚可自保。投降之后的秦军基层将士被全部坑杀，因为他们强大的战力，让诸侯联军夜不安寝，高级将领则在秦亡之后被封王在关中秦地，号称三秦，他们是章邯、司马欣和董翳。日后刘邦在汉中(今川陕一带)起兵反楚，关中的三秦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拿下了，就是因为秦国的百姓痛恨章邯等人当初的投降行为，造成了自己子弟的不战而降却被集体杀戮的惨剧，此是后话。如果当初章邯决意死战，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刘邦干掉项羽之后，以为自己很厉害，天下他老哥最大，于是四处忙著找异性诸侯别扭的时候，听说北地的韩王与匈奴勾勾搭搭，就火冒三丈地率三十万大军前去讨伐。
此时的汉军还是以步兵为主力，战车为中坚，骑兵依旧是偏师，搞一些侦察、联络、骚扰、偷袭和断敌粮道的勾当，人数非常少，其战力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那时候中国的经济都快要崩溃了，连刘邦本人的座驾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匹来拉，大臣们要坐着牛车来上朝。
汉军浩浩荡荡地赶到山西的晋阳附近(今太原)，与匈奴打了几个小仗。凭心而论，在开阔平坦地带由步车混编的战阵，骑兵根本占不到便宜，再加上汉军的弩非常强劲，匈奴连连吃瘪。草原民族是天然的游击战术专家，他们在草原上狩猎和部落残杀中，非常注意机动作战，如果战事不顺利，他们通常都不正面硬扛。另外，一马平川的草原，根本没有前方后方的概念，因此，他们的进攻也是如水银泄地，有空子就钻，没有摆好阵势堂堂作战的习惯。接战不利，他们拨马就走，根本就不给汉军多少机会。所以，汉军总也抓不住匈奴的主力，干着急，没办法。同时也助长了轻敌的思想；匈奴不过如此，就是马快能跑罢了。最后刘邦一气之下，亲率三万战车部队突前猛追，终于在平城附近追上匈奴大部队。哈哈，其实不是他老人家追上了人家，是人家集中了10万精锐骑兵在这里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他老人家。汉军毕竟也是久经战阵，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就近上了白登山，卸下战车沿山麓的四周布下了防御阵势
战车具有两大战术优点，一是冲击力强，一是防守性能好。尤其是在野战中，战车能够很快地连接成阵，是最佳的防守利器。汉军就躲在战车后面，用强弓硬弩，足足抗击了匈奴大军七天七夜。匈奴攻不破汉军的战车阵，汉军也没有能力突破匈奴的包围圈，最后，汉军粮草断绝。危急之中，陈平用了一个虚拟美女计，派信使持一美女画像，往见单于的老婆阏氏，哄骗说：“汉朝皇帝被困在这里，想把汉朝的这位美女献给单于。”阏氏害怕失宠，力劝单于退兵，刘邦方才得以脱困而出。
阿唐基本上不大相信这个故事，因为实在是太传奇了。两军阵前，如何能够派人不经过单于而到达其老婆帐下？单于的老婆又如何能够没有多少正大光明的理由去说服单于退兵？司马大人的另外一个战史故事，战国孙膑在马陵道伏击庞涓，举火为号，万弩齐发，一下子把庞涓射成了刺猥。那里面一个细节是，孙膑命人在大树上刮下树皮，在白色的树肉上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走到这里就让人点起火把看看写的是什么，魏军的这个火把就是齐军的进攻信号。哈哈，实在是太戏剧化了。
那么，白登之围脱困的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汉军的后续步兵主力赶到了，那可是营救皇上啊，带兵的又是樊哙、周勃这两位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日夜兼程地驱使着步兵赶将过来。在局部静态的战场上，匈奴不是汉军的对手，尤其是在汉军人数大大占优的局面下。打正面相持的消耗战，从来不是匈奴的传统。
从此之后，刘邦算是怕了匈奴：汉军打匈奴，总也打不着；匈奴打汉军，能够从容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喜欢的战场，把汉军痛揍一通。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是一种不对称的战争，无论前者在技术上、国力上和战术上占有多少优势，在战略层面上永远处于劣势，这是由骑兵的机动性和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决定的。
此后，汉朝一直采取和亲的怀柔政策来讨好匈奴。这个政策不仅仅是嫁公主那么简单，还有中原的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对于匈奴贵族的无偿供给以及双方在边境地区的互市贸易(因为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不足以提供所需的基本的生活资料，与农耕民族的贸易是他们的生命线) 。
等到汉武帝刘彻上任，风向就彻底的转变了，汉军开始主动进攻。大汉倾举国之力，大肆养马，巅峰时期全国拥有厩马四十多万匹，建立了一支十余万人规模的骑兵部队，不停顿地对匈奴发起进攻，霍去病、卫青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杰出的骑兵将领。也是在这一时期，骑兵在中国正式取代了车兵的中坚地位，后者虽然没有完全告别军队的行列，但是下降成为辅助军种，平时用于粮草辎重的运输，防守战中，作为屏障使用，很少再出现在进攻阵形中了。
当时汉军骑兵的制式武器是弩、弓、刀、戟。也是在这个时候，刀取代了剑，成为了近战的主力短兵器。汉时的刀叫环首刀，是一种环柄长铁刀，很厚，也很锋利，适合于马上的劈砍削，再加上盔甲的防护能力加强，寻常的剑已经不能轻易刺穿装甲了，此后，剑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礼仪装饰品了。
与匈奴相比，汉军的武器装备要远远优于对手，尤其是强弩，当时的匈奴军的箭头很多还是骨制品，其射程与穿透力都比汉军相去甚远。另外，汉军已经装备了身着铁甲的重骑兵，其防护能力非常强大。因此，后人多为汉朝的威武而大吹海螺，以为是因为后世子孙的不肖，方才堕落了大汉的名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偏见，因为汉时中国与匈奴的技术差距要比后世大的不是一星半点。此前，匈奴一直是以骑兵的机动能力才得以平衡这种差距，等到汉军的骑兵大规模成军之后，匈奴的末日就到了。
对于汉军的反击，匈奴依旧是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令草原民族的传统游击战术，极力避免与汉军主力正面决战。所以霍去病、卫青等人带兵出征，都或多或少地有过没有找到匈奴主力的经历，反倒是自己的辎重部队被匈奴频频袭击。最倒楣的是李陵，有一次给匈奴主力围剿，重兵打击之下，他老人家不支兵败投降了，还害的我们司马大人被牵连进去受了腐刑。结果，战争就演变成为一种相持状态下的消耗战，双方基本上没有发生一战定胜负的主力决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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