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在1978年开始受到质疑道最后终止，至少在文件表述上，中央计划经济终止了。但是它留下了几个遗腹子，其中典型的两个遗腹子是“计划生育”和“计划教育”。
计划生育丝毫不避讳自己的计划经济血统，公然号称“计划……”，计划教育含蓄一点，叫做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公办大学。这两个遗腹子的共同特征是，用一个超级理性替代无数个个体、家庭、组织的理性、计划和战略。这个虚拟的超级理性的代表当然是政府，准确的说是政府组织中的代理人。其实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挑战了政府代理人在理性和道德上的不当假设。他们也是经济人，他们的理性也是有限理性。没有超级理性，只有无数理性互动的涌现性后果。
计划生育来自于“强制的诱惑”。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计划经济的逻辑。森的研究表明：1979年以来，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目前是1.9，在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是较低的。如低于印度的3.1。然而生育控制政策是有严重代价的。一是自由的丧失；二是对女童致命的忽略；三是强制得到的低生育率并不稳定；最后，来自于强制生育控制的因素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导致自然生育率降低的因素常常得不到区分，因而，全部生育率降低的功劳不适当地全部归功于计划生育，这是不正确的。为了区分来自于强制生育控制带来的生育率的降低与来自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导致人们自愿降低生育率，森找到一个和中国改革初以及自那以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克拉拉邦的例子。克拉拉邦有余中国可比的基本教育、医疗保健等。克拉拉邦没有实施强制控制生育政策，但是它的出生率是千分之18，低于中国的千分之19.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9，克拉拉邦是1.7，“这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的情况下取得的，”森强调道。其实，在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克拉拉邦的出生率3.0，高于中国的2.8；到1991年，克拉拉邦的生育率降到1.8，中国的是2.0.。克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也低于中国。1000个活产婴儿死亡率，中国的是女33，男28；而克拉拉邦的是女16，男17.森还举了另一个邦泰米尔邦的例子，也是不搞强制生育控制的邦，它的生育率从1979年的3.5下降到1991年的2.2.。森还把自愿控制生育的邦和搞强制计划生育的邦对比，更加证明一个基本道理：自愿生育控制优于强制生育控制。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人的生育权利，实证研究表明，强制生育控制的结果不好于自愿生育控制的结果。生育控制的关键是促进男女平等、妇女自由、妇女教育、妇女就业机会、妇女财产权等。但是我想到的是一国范围内，没有一般人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就谈不上妇女的自由、平等与财产权。
计划教育，我指的教育是广义的教育，包括教育和研究。教育是不能计划的、研究更不能计划。用计划经济的逻辑办教育，就像用计划经济的逻辑搞经济，窒息了经济，也窒息了教育。为什么不能用计划的逻辑办教育？我引述一下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
让我们对知识做一个总的评价，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会在哪里出现，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研究，哪一类纯理论的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同样地，正因为我们不能预测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作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方法、新观点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未来。
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规划的。新知识是不知道的东西，因而是不能规划。除了保护教育和科学共同体自由探索的权利和空间以外，我们不知道还能对教育和研究做点什么。对，最好的问题是，我们对于科学家和教育不应该做什么？
如此观之，计划教育乃大谬。计划教育之谬，一是垄断：以义务教育为名垄断教育事务，用公办大学的特权垄断招生和研究资源；二是规划，211，985，863，973，都是教育和研究事务上的荒诞不经之举。经济，不能计划，已成共识，才有1978年以来的改弦更张；教育，不能计划，至今不见实质性的改革举措。人们不停地询问，为什么中国不出大师，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中国没有为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做出贡献？很简单，这一切都不是能计划出来的。与前述二者相关，三是教育的官僚化、衙门化，在此不赘述。
计划生育和计划教育，我们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不成比例。果断放弃掉这两个计划经济的遗腹子，福及当代，福及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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