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也讲性文化，只不过中国古人在讲这些时，没有单独把性拿出来分析，而是把它放在人和世界的常理上来讲。中国人讲禁欲，不是单指性欲和食欲，还有各种欲望。在中国人看来，人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老庄强调“清心寡欲”、“不可见欲”，认为“故常无欲”，意思是说人的常性是没有什么欲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内心和世界的宁静。

然而，儒家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只不过要做到节制就可以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由此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荀子发挥了孔子的观念，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又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向生之者也。”如何节制呢？孔子说：“君子好色而不淫。”“好色”是人的本性，“不淫”是指不过分地追求和贪恋。儒家对道家的“去欲”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儒家主张首先要肯定人的欲望，其次是要把这些欲望引入正路，加以合理的节制。这大概就是教化的意思吧。荀子由此而提出“中理”这一标准，即人的欲望和行动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如果符合，那么欲求再多也不要紧；相反，即使欲念再少，而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也会破坏社会的安宁。那么，什么是社会道德规范？难道所有社会道德规范都是合理的吗？在人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难道人永远只能服从后者，而后者就不能服从前者？

合百家之长的《吕氏春秋》仿佛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些回答。《情欲》篇说：“天生人而使人有贪有欲……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那么，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神农、黄帝“贵生”，桀纣“亏生”。“贵生”者，对生命有益，对社会有利；“亏生”者，对生命有害，对社会不利。《吕氏春秋》还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人的的欲求对思想进取有着巨大的推动力，人的欲念多，人就会积极进取；人的欲念少，人则不思进取；如果无欲，就不可能进取了。现代西方很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论述人的原始欲时，也阐述了这一观点。现代经常学家认为，人的欲望是一切经济与市场的原始推动力。当然这种欲望不是指人的性欲，而是一种泛指。

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杨朱的纵欲论。杨朱同属道家，却走了一条与老庄截然相反的道路，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杨朱尊崇“为我”，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杨朱与老庄共同的是以自然为观，强调顺乎自然，顺乎人性，任情极性。他认为，天赋人以眼耳鼻口和肌体，人就得顺乎它们，只有这样才是顺乎天道。这是就人与天合的角度说的。从人生本身来看，与虫蚁相同，生命苦短，韶光易逝，所以不能亏待生命，而要顺乎人的各种意愿，及时行乐，否则后悔莫及，他说：“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夜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生命是如此易逝，如果不抓住它，不赋予它意义，不顺乎它的心意，对生命来说真是太亏了。最后，杨朱则从终极意义上进行了论述，他说，生命对任何人都一样，都要死亡。在死神面前，无论贵贱，无论贤愚，无论暴君，也无论平民，即使是那些守仁节欲、苦苦生活的人，都是一样的，双目一闭，什么都了了。“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那么，还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不要为博得一个好名声而折磨自己了，折磨自己，就是折磨人性，折磨人性，就是违背天道，违背天道而活着，岂不是离本质太远了吗？

后世多不赞同杨朱的纵欲观，认为它代表了一种狂拓不羁、腐朽自私的人生观。我倒认为，杨朱也是很深刻的。他所思考的问题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难以回避也难以回答的问题。的确，如果我们违背了天意，而刺瞎双眼，拒绝五色；挥刀自宫，灭绝性欲，岂不是欺天太甚！如果人生不死，真能成仙；如果人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而那灵魂还要经受天的审判，要么偿还前生的孽债而受苦，要么因为前生的苦修而享乐（同样都是享乐），那么一切就有了意义和价值，然而这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由谁来认定？

似乎是只有上升到宗教那里，这一切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