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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涯访谈录

(2013-07-05 17:57:12)
分类: 文章

         杜涯访谈录

    访谈参与者:萧易  杜涯

 

1.萧易:杜涯好,我跟你素不相识,我们可谓是纯粹的文字因缘,前两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仔细阅读了你的几首诗,感到惊异,所以,会有今天这次访谈。首先,我想问问,你是把自己定位在诗人,还是女诗人?还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比如个体诗人?可以说说理由吗?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写作的前提,而且也是做人的前提,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

 

杜涯:萧易好,首先感谢诗歌让我们相识和相认。当然,是从文字中。事实上,对于在人群中或人世上以文字说话、现身的诗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文字的光亮认识或认出对方的(就像在茫茫的夜间看见蜡烛的光亮),这不只是表现在我们对古代和世界上别的诗人的认出上,也同样表现在我们的空间和时间中。譬如,我和好友寒烟的友谊已经持续近十年了,可是至今我们还未见面:我们完全是从彼此的诗歌的光亮中认出了对方。还有我和另几位从未谋面的朋友的友谊:我们都是在文字中彼此认出了对方。这是一件和文字一样美好的事情。

说起定位,我想肯定是诗人,而不是女诗人。事实上我写作时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我并不刻意怎样,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譬如,我考虑苦难和命运时,想到的并不是作为女性的苦难,而是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体的人的、或者人类的苦难和命运。我只考虑生命,而不考虑是男性的或是女性的生命。女性的一切,自有其他女诗人去考虑,少了我一个丝毫不会有什么影响。我的心在人群之上,在远处,你无法把它收缩到一个小房间里。至于原因,我只能说它是天生的,上天就赋予了我这样的禀赋,我只能这样。大概20多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我虽是女性身份,但我身上却具有相当程度的男性的素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成了“男性”,它只是具有男性的素质而已。在感情上我仍是女性的,喜欢的仍是男人。这相当程度的男性的素质,一部分是上天给我的,一部分来自生活的锻造。

正因为有这样的素质,我对部分习惯上归之于男性世界里的东西很容易接受和理解,而对部分归之于女性世界的东西不能理解和接受。事实上我既不完全了解女性,也不完全了解男性。我不太了解人群,我的心不在这里。我不太懂得人群,但我懂得自然:我听得到它们的呼吸,听得懂它们的声音,我懂得它们的心。当我去到野外,独自身处大自然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多么欢乐、幸福和心灵安静啊!大自然是我的信仰,我的宗教。所以我今生可能是来错了地方:托生为人(并且是女性)的外形,灵魂上却是属于一个自然界中的精灵的。

回到诗歌上来。因为上面的原因,我从不把自己归之于“女性诗人”之列,我自觉地独立了出来。当然,我也没有进入男性诗人的行列。我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也懵懂了解世俗的习惯,所以我愿意待在男性行列之外,同时,我欣赏那个行列中极其优秀的少数。其实我并不想进入任何行列,我是处于游离状态的,从这方面也可以说,我是个个体诗人。

我说不把自己归之于“女性诗人”之列,丝毫没有轻视女性诗人的意思,相反,我对我的女性同伴充满怜悯和同情,因为我深知作为女性诗人,要想在男性权威的笼罩下得到一片立足之地,要想在男性的大合唱中显出自己微弱的声音,是多么地不易。

上面所说的男性素质,可能并不是我一人独有,有相当的优秀女诗人都有这样的素质,如狄金森、茨维塔耶娃、及我的好友寒烟等。我相信她们和我一样,在写作时不会考虑到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呈现:犹如繁花在树上安静地绚烂,雪在山顶自然地闪亮。

 

 

2.萧易:这几日我在细读你发来的诗篇,从诗作看来,你是一个自然的人,又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可以说,你的几乎每一首诗都是清新的、绿色的,似乎还能听到它们在风中瑟瑟作响。你的作品不失技巧,却不限于技巧,你能够很好地把握住诗眼,但往往又脱逸而出,它们是性情中人的作品,但你有没有想过向更复杂的技艺方向发展呢?或者说,你在诗歌上是否有更大的抱负?

 

杜涯:一个诗人怎样在诗中处理技巧,可能不只是体现了他对语言、音节、词语、意象等的选取和对整体结构及节奏的安排,还体现了他面对生活和外部世界的态度,他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众人和世界面前。那些愿意在诗歌中显现或展示技巧的人,一般是比较表现的,张扬的(我这样说并无贬意,只是客观陈述)。而另外一些比较内敛的诗人,却愿意将技巧隐藏起来。事实上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首先就是一个技巧上过关的诗人。在我看来,题材、技巧、语言(也是技巧的一部分)等应该是浑然一体的,在一首诗中可能会突出其中某一个,但不能有哪个脱离出来。记得哪个外国诗人也曾说过:在一些诗人那里,技巧如同身体和灵魂,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技巧如同身体和衣服。

对一个训练有素的诗人来说,题材显现时,语言和技巧也会(在他自觉或不自觉的意志中)自然显现。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题材可能要等待技巧的到来。例如,我写《一个名字:花好月圆》这首诗,题材早就有了,但我一直存在心中,没有动笔,因为我预感它会是“叙事”的,但又不愿意用普通的“叙事”去处理。直到两年后,它忽然有了:我找到了适合表现它的技巧(语言和形式)。很多时候,技巧应该隐藏,太过外露的技巧,就像建筑露出了砖块和钢架一样。应该重视技巧,但不能停留在技巧上,技巧是梯子,不能总站在梯子上。事实上,技巧和题材、语言一样,是贯穿一个诗人一生的事情,但一个成熟的诗人永远不会只停留在技巧上。即便奥登、庞德这样的技巧或形式的“大玩家”,也没有停留在纯粹的技巧上。奥登曾说:“我愿意发现内容的苍白的幻影,而不愿仅有某种形式上的东西。游戏的乐趣是暂时的,你得说出什么才行。”而庞德到了晚年更是认为:“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得多。

说到技艺,事实上一个成熟的自觉的诗人是不可能停留在原有的诗歌技艺上的,他会不断地修习、掘进和攀升。但它不一定是复杂的。或者,复杂只是一种表现,是诗歌投下的幻影。一个成熟的诗人在诗歌技艺上趋向复杂,在他来说可能只是自然而然的发生,是他的视域和高度要求于他的。当原有的技艺不能满足他,他心中出现较大空缺的时候,这时就需要新的东西来填充。当他在技艺上掘进扩升并站稳时,他在心中取得了对称和平衡,但在外人看来,他趋向复杂了。而我现在正是处于心中出现较大空缺的时候,原有的一切已经非常地不能满足我,所以我肯定要向前掘进和扩升的,我需要发掘新的东西以与我心中的高度对称。至于它最后是否是复杂的,我现在还不敢肯定。

说到抱负,我想可能每个诗人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抱负。我不敢说在诗歌上有什么更大的抱负,我只想写出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认识,说出“我之所以为我”的一切,尽可能完成我这个个体来到世上的任务。

 

 

3.萧易:我从第一次读到你的诗作,就感受到你的诗有与众不同的气象,这必然跟你的性格有关,它们呈现内敛、大气、担当的特质。你的诗里有自然、有家园、有对普通民众的关怀,写作的心态是安祥的,不激越、不焦灼,却略带一点深刻的忧郁,你能介绍一下你的写作历程吗?一个乡村的女孩子,是怎样走上这样宽阔的诗歌道路?

 

杜涯: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确实,它们与性格有关,另外,也与禀赋和生活经历有关。我想我可以在此披露一下我的性格。通常见过我一面两面的人会认为我是温和的,甚至是柔弱的。但那是一种错觉。其实我性格异常刚烈、倔强、孤傲,脾性也不温和,可以说脾气比较坏,这些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后来又经过了生活的加筑。试想,一个写出如此诗歌的人,性格怎么可能是柔弱的?当然,我待人是温和的,也是比较宽容的——为什么不呢?特别是我经历过一系列的困苦之后。其实,这种刚烈和倔强是内在的,没必要特意显露出来,它们存在的好处是:使我尽可能承受住生活的一再打击。当经历过生活的锻造、修炼、具有了生活的厚度后,心态是也应该是安详的:火焰是冷静的。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他,绝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总是在简介里写上“生于乡村”,不只是要说明我的身份印记,更包含着我对于我在其中长大的乡村的感激。我完全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长大的:我的父母丝毫不约束我的个性,我也整日优游在大自然里。并且我的父亲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我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出门远行,我在幼年就有幸见到了更为广阔的大自然。天空,大地,树林,河流,落日,壮阔的黄昏,辽阔的满天的繁星……这一切就是我的童年、我的生活,它们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伙伴,我从小就和它们形影不离。可以说,是它们最初塑造了我的心灵边界:它只在那辽阔、无限的地方,并继续伸延。

我父亲是个不大的村干部,虽然因为刚烈耿直受尽欺负和排挤,却仍是一心为众人,敢作敢为,敢于承当,极其认真负责,怜老惜贫(顺便说一下,我父亲长得很高大,身高180米,气宇轩昂)。我父亲去世后,一些曾欺负他的人跪在灵前哭泣忏悔,往坟里送时,更有好几个老人拦在棺材前痛哭。我自小耳濡目染,长大后,几乎继承了父亲的一切:他的脾性,他的敢为、负责和承当的气质。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打击却还主动在诗中承当的一个原因。

从天性上来说,我更近于荷尔德林,眼光是向上的,我的心始终是在远处的,在天上。但同时,我又是来自乡村,我们都明白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乡村,它的贫困、无助、无望以及挣扎、无奈、屈从、听天由命,带给我怎样的沉重和伤痛啊。我无法完全脱离这一切,也无法做到无视这一切。所以我总是在天上与地面之间往返,也时常处在飞翔在天上与回到地面的矛盾中。

从小到大,生活都在不断地从我身上拿走着我作为女性的一切。它一点点拿走那柔软的部分,当它拿走,我就不得不长出来一块刚硬来填补那空缺。即便如此,当我29岁从许昌去到郑州时,我仍相当程度上是个女孩。而当7年后我离开郑州时,我身上女性的东西已经被拿走殆尽了。有时我读着一些女性朋友写的诗歌,不免从心里对其羡慕:多么柔软、轻灵,她们作为女性的一切被保护得多么好。同时不免在心中为自己感到黯然神伤。就是这样,我被生活锻造得越来越刚硬。诗人写诗,一般都是要在外部找到与其内心相对称的语言,相对称的文字。我别无选择,只能写沉重和硬朗的诗,以与我的内心相对称。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承担得起我心中的重和硬。我并不赞成其他女诗人也走这条路,因为它意味着:当你往这条路上走时,你要预备着交出你作为女性的一切。

是啊,忧郁。这可能是我身上的另一部分。我是个很悲观的人。可以说,我活得很绝望,有时我一低头就落下泪来:没人知道我在这世上活得是多么绝望。这种绝望是骨子里的,没法医治、没法挽回的。除非时间能倒回去,生活重新开始来过。

       我没有谈我的写作历程(那样要说的话可能会很多),而是适当谈了我的生活,它们可能能够部分解释我走上这条诗歌道路的原由。

 

 

4.萧易:你给我的诗作最早起自1993年,那时就已经写得很成熟,有很好的技巧。你在词语构成上似乎较为偏爱双字组成的词,对色彩、光线和人的感受有准确、敏感的捕捉,和抒情诗相比,我更喜欢你的叙事诗,因为它里面的要素更丰富一些。从时间来看,它们似乎也更近些,或许是你近年来努力的一个方向。你对诗歌技艺有什么样的理解或总结?

 

杜涯:1993年我是25岁,那时我写诗已经十几年了,写得成熟也是应该的。我是12岁开始写诗的,到16岁时心中已有了清晰的认识:我在写诗。因为没有人指点,没有书籍引导(我手上只有几本古典诗词),所以在几年当中所进行的都是那种不知道往哪里努力的写作。直到19岁时,我接触到了卞之琳们的“现代派诗歌”,才有了努力的方向。后来又接触到了国外诗歌,以及“朦胧诗”、“第三代”。我在19岁至25岁这几年在诗歌语言及形式上做了多种尝试和摸索,譬如“十四行或十二行诗”、“符号诗”、“长廊诗”、“阶梯诗”、“通体叙述诗”、密不透风的“方块诗”、“单音节词语诗”、宏制的“组诗”等,音调也时高时低。这批诗大概有200多首,后来多被我弃掉或烧毁了。直到19932月初,我写出了《桃园之冬》,才算找准并定下了自己的音调。庞德说:“不要臆想诗歌的技巧比音乐简单。不要臆想在诗歌技巧上所下的工夫还不及一般音乐教师在音乐技巧上所下的工夫就能博得专家的青睐。”

     我在诗歌上喜欢冷静舒缓地启动,然后逐渐铺陈和展开,而双音节词是比较适合这样的方式的。比之单音节词,双音节词有流程和结构上的延伸和到位,还有音乐上的节奏和悦耳,同时能使音调降下来,使语速和诗歌速度慢下来。譬如“冬”和“冬天”,后者要比前者的音调低,语速慢。我偏爱双音节词,是与我选择的音调和语速有关的。(我在1991年时,曾在一段时间里迷恋过单音节词,写了一些试验性的诗歌,它们只在当时的市级刊物《原野》上发过两三首,其它后来都被我弃掉了。)

       我对叙事诗的掌握可能要归功于我早年的诗歌熏陶。我从两岁有记忆起,我母亲就经常念诵民间歌谣和经传给我听,它们多是叙事的。初中时又接触古典诗歌,《诗经》的《七月》、“乐府”的《焦仲卿妻》及杜甫的诗歌等,都是我当时熟读熟背的。它们可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虽有早年的熏陶,但我不能抹杀张曙光、孙文波等前辈诗兄在当代叙事诗歌上所做的开拓和探索,我也曾从他们那里汲取过营养。我最早开始写叙事诗,可能首先来自于我对抒情诗的不满足:我感觉到了它们的局限。所以1995年和1996年两年,我开始尝试着将心中的小说的陈述方式(而不是虚构)引入诗歌,它们有的是成功的,有的是不成功的。我在郑州时,这种探索中断了,直到去北京后才又重拾。“叙事”,或者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叙事”,确实是我近年努力的一个方向,正如你所说,它们可以容纳很丰富的东西。

     关于诗歌技艺,我前边已谈到过了,这里可稍微作个补充:诗歌技艺在一些诗人那里,是单纯的手艺、制作和手段,以消耗内心的热情和能量;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诗歌技艺则是他们内心高度、宽度和深度的需要,是他们内心的对于对称之物要求的需要。

 

 

5.萧易:你不使用MSNQQ,虽然我并不赞成这种拒绝,不过,看得出来,你是比较执着的人,多年拼搏的人往往会有较为固执的性格,否则不会在这个时代坚持默默地写诗,你的生活状态如何?写诗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杜涯:是的,我是个比较固执的人,同时也是个很不现实、不懂得如何在现实中生存的人。可能由于心在远处,目光也始终望向屋顶以上,我对地面上的人情世故几乎一窍不通,可以说完全地不谙世事,这使我在生活中吃尽了苦头,几乎处处碰壁。我19岁从卫校毕业后被分在了医院,住在单位集体宿舍里,12平米的单间上下铺住了六个女孩,平日屋中总有人,若她们的同学或亲朋来了,更是热闹得要掀破屋顶,根本没法看书,更没环境写作。我听说单位还有空房,就决定去向院长要一间。那时我20岁了,不知道该怎么做,空着手径直去到院长家中向院长要房子,院长不同意,我便对院长说:“人不是鸡子猫狗,怎么能把他们像鸡子猫狗一样关在一个房间里呢?人是有思想的,是独立的个体,需要单独的空间……”院长当然没有给我一间房子。于是我仍住在嘈杂的集体宿舍里。于是我只有骑车跑到郊外的河边、树林里去读书、写东西,我早期的不少诗歌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护士的工作环境很不适合我,长期的夜班工作也损害了我的健康,为了换个工作和生活环境我曾努力了两年,但哪里我都进不去:无论文联还是报社。以前我总认为这是命运,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农村女孩在城市里的无根无底,但后来我认识到了:它与一些机构的某些弊端有关。

为了求得方寸读书和写作的私人空间,为了这方寸的空间不完全被现实的环境侵占、吞没,我不得不与生活摩擦、搏斗,耗费了大量精力。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10年,直到我29岁离开医院。

在生活中我不是个“聪明”的人,在郑州我是以傻气出名的,就像有人在背后说我的那样:“傻得不透气。”没有几个人愿意帮一个如此不“聪明”且落魄的人。在郑州我遇到的生活阻力和打击要强过我在小城许昌几倍。我是离开郑州到北京之后才有点“透气”了,才回过头去看清了以前的人和事、看清了过去的生活。

总之,我是个很不会生活的人,不懂得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调理好,不懂得抓住机会和周围的环境,不具有在现实中生存的智慧。我20岁以后的生活,用“一塌糊涂”去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

在北京几年,我倒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一些诗歌界的前辈,以及一些朋友,都很热心地帮助我。我在郑州被认为是“傻气”的东西,在北京这里被认为是质朴。

我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我自己选择的:200610月,我辞去了只干了3个多月的某官方诗刊编辑的工作,而在家写文字,希望能用它们来换些生活费。这是我自己放弃了比较稳定的生活(可能还放弃了其他的),选择了不稳定。我希望一两年后能用文字换来我期盼了近20年的属于我自己的一小间房子、一张书桌。

写诗恐怕对每个诗人的生活都是有影响的。而对我来说,影响可能还要大一些。因为,我始终处理不好诗歌和生活的关系,不知道将两者分开。对于那些生活得很好又不耽误写诗的人,我是羡慕的。写诗让我自足,自成一体。我不需要再和周围的人和事发生关系,不需要进入,相反,我很害怕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琐屑的事务来打扰我。所以我总是远远地躲开。这也使我在现实中生活得很孤僻。诗歌不只影响到我对生活的态度,还影响到具体的生活。譬如:写诗不能挣钱,因而我一直很窘困,而假如我一心写小说,十几年下来也会有一定成就,即便挣不了大钱,顾住生存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诗歌,它对我来说是如呼吸一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不需要在它和其他东西之间作出选择,也不会提什么条件。我在童年就遇上了它,然后像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驯养”他的玫瑰花一样,我认领了诗歌,并用时间和生命“驯养”它:它对我来说是惟一的,没有任何条件的。

诗歌,可能是世上最孤独的一件事情,而我又是怀着怎样的秘密的欢乐和满足深爱着并享受着这种孤独!事实上我对诗歌充满感激:借助于它的翅膀和高度,我尽可能地接近了那个渺远的“另一个世界”,我自己的世界。并且,正是写诗,让我在暗淡的现实生活中保有了一线光明。

诗歌,是雪山顶上的那一片纯粹和明亮,为了那一片纯粹和明亮,有的人可以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我就是这样的人。

 

 

6.萧易:你能介绍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几首诗吗?包括诗作本身和它们的创作背景。

 

杜涯:呵呵,这个选择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写诗这么多年了,最喜欢的诗歌可能不只几首。我尽量做一下选择吧,我自己最喜欢的诗歌,按写作顺序大概有这些:《秋天》(1993年)、《冬天的树林》、《在北国》、《桃花》、《河流》、《北方的白杨树》《雪地和阳光》、《一个名字:花好月圆》、《无限》、《空旷》、《偏远》、《树丛》、《春天组诗》中的《我记得那槐花飘落》、《苦楝花紫星星般……》等几首、及长诗《北方安魂曲》、《星云》等。你会发现,这些诗歌多是抒情的而少有叙事的,这和你前边说的更喜欢我的叙事诗有些偏离。这就是诗作者和阅读者的合理的偏差。因为诗作者在心中珍存的不一定是读者所喜欢的,而是与他的心灵密码最相衔接的作品。

另外,我感到向人介绍或讲解某首诗歌也是比较困难的,并不是它们不可介绍,而是几句话说不清楚。因为它们被创作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那些原因有可能是互相联系的,缠绕的,并置的。一个诗人可能用几句话就写出了一首诗,但却无法用几句话就说清这首诗背后的东西。他无法把心中的光明或黑暗讲解给人听。他说出了部分,而失去了整体。并且,那些东西一旦说出便会变得荒谬和轻渺。也许他只能说:读我的诗歌吧,一切就在那里。或者,最好是保持沉默。事实上,诗歌很多时候并不是要告诉读者作者自己的光明或黑暗,而是要让读者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光明或黑暗。从这方面来说,诗人也应该在诗歌之后保持沉默。

向人介绍诗歌在以前我是可以做到的,但现在,这会让我感到羞愧。“介绍诗歌”在我看来仍是一个诗人“柔软”的部分,是打开,是一种欢乐。而现在,我身上的这个“柔软”的部分已经被生活拿走了,唉,真不好意思,我感到无法打开,或者不愿再打开。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简单谈一下某几首诗的创作背景或与之有关的东西,以作为对你的善意和信任的回答。

《秋天》(1993年)。这首诗曾被几个朋友认为是我那个阶段的代表作。1993年是我确定好自己的音调即被别人称为“进入成熟期”的时候。那时,我感到许多事物一下子都堆在了我眼前,每天我面对着它们,我身处其中。我想说话,却又感到说不出。忽然有一天,一个句子蹦了出来:“是谁带来了这场爱情?”于是这首诗出来了。我用这句话作为这首诗的开头。“爱情”并非指现实中的爱情,它是指我与事物的相逢、相爱、相拥,若有“爱情”也是我与那些事物的爱情。我曾试着把“爱情”这个词改为“相逢”、“命运”等词,但都不如“爱情”这个词更接近我当时的心灵,更重要的是,这个词是随那句话忽然到来的,我不情愿用别的词代替它,虽然它有可能会被阅读者误解,但我还是保留了它。

《桃花》。很多年中,我都伤痛于时光的流逝、生命的消散、时间的一去不回,我充分地体会到了时间的沧桑、无情、生命的悲凉。我在诗中一再写到这些,以消解我心中的伤痛。这首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关于这首诗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伤逝桃花》,在“诗生活”我的专栏里,若有兴趣可看一下。

《无限》。30岁那年,我遭受了生命中的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死亡。这场灾难成了我生命和诗歌创作的分水岭。此后,我把关注的目光从早年的时光、生命、流逝等上面转向了更为深远开阔的地方:无限、永恒、终极意义、宇宙的思想和精神、以及生命的归宿等。那几年我边探询思考边从生活的尘埃中爬起来,另外那时我还在郑州,生活和周围环境的长期压抑禁锢了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那几年我没写出很好的东西。直到2004年我到了北京(这是一个多么包容和宽容的城市!),我的被禁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恢复了。我经常望着窗外的天空,任心灵和目光向那渺远空阔的地方触探、神游。20055月的一天,我只是习惯性地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天空,并无什么目的,忽然就感觉到了一种东西的来临:我触到了那不可名状、不可言说的东西。我控制着心中的激动,在纸上写下了《无限》这个题目。这是迄今我最珍爱的一首诗。但对这首诗我自己仍是有遗憾的,因为当时所有的感觉接踵而至,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我迅速抓住了其中的部分,而另外的部分则转瞬即逝,再也无法准确地找回。我感到这首诗没有把我对“无限”的感觉完整地写出来。并没有达到我理应达到的那个高度。它让我感到了人类力量的有限,另外也让我认识到:我们对于上帝及宇宙的精神可能只能在心中感觉、领悟和理解,而永远无法用语言完整地表述。

 

 

7.萧易:你的诗歌以季节、时光、自然为主题,让我想起了那些俄罗斯诗人的作品,在你的写作中,哪些诗人对你有较大的影响?你能说出几位你较为推崇的中国当代诗人吗?

 

杜涯:我的诗歌首先是受民间歌谣和经传的影响,其次更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所以我的诗歌源头应该是民间的、传统的。事实上,“季节、时光、自然”,这些也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题。

       我是个异常受季节和时光影响的人,而我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影响的关系,而是互为一体的关系。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虽然我托生为人形,但我的灵魂却是一个自然的灵魂,我虽生活在人群中,但我的心永远在自然那里。我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是幸福而又疼痛的,我觉得无论我怎么抒写、歌咏大自然都不够,永远地不够。

另外,我在早年读到的几本书:《周易》、《道德经》、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等,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对我早期的宇宙观的形成、及对宇宙万物、事物的变化规律的认识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必然且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我的写作中。

的确,我早期的诗歌受俄罗斯诗人的影响,特别是叶赛宁的影响,他对大自然的歌唱最接近我当时的心灵。他的诗集在几年当中都是我的床头书,我的《春天组诗》就是仿照他的《波斯组曲》写的。当然还有其他俄罗斯诗人的影响。其实俄罗斯诗人(包括其他知识分子)所带给我的还不只是诗歌方面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他们对于暴力和强权的无畏,对于民族命运和苦难的承当。

我早期的诗歌还受埃利蒂斯和圣—琼·佩斯的影响:我从前者的诗中吸收明亮与透澈,从后者的诗中吸收高远与开阔、雄浑与壮丽。另外,我也热爱荷尔德林、喜欢弗洛斯特、史蒂文斯、狄兰·托马斯。无须讳言,我早期的诗歌也曾受海子的影响,直到1993年我才逐渐摆脱了海子的影响:1993年,我将海子的诗歌作为早年的一种美好记忆封存了起来,自此不再去触碰。愿海子的心灵在天国获得安宁,无论在天国,还是在他方,都希望他比在人间过得好。

30岁以后,我更喜欢的是这些诗人:杜甫、李贺、李商隐、里尔克、艾略特、博尔赫斯、米沃什、叶芝、奥登、瓦雷里、布罗茨基等。女诗人中我读狄金森、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若偶尔读其他女诗人也仅仅是出于了解)。

关于当代中国诗人,有几个是我比较看重的,为了避免“漏珠之憾”,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8.萧易:最后说一下,昨夜读到《为一对老夫妇而作》时,我唏嘘不已,感谢你用美好的诗句来表述人世的惨痛,让我们的内心由此获得慰汲,在某种程度上,你使我重新建立了对诗歌的信任(它原本已被另外一些东西所绞杀和遮蔽),对于我来说,你的一些诗句有如圣经中的词句,祝你幸福!

 

杜涯:《为一对老夫妇而作》是我的诗歌中惟一我落着泪写出的。其他的诗歌如《桃花》等,我写时只是感到心在哭泣,眼中无泪。而写《为一对老夫妇而作》时,我自始至终泪水不断,以致泪水总是模糊了眼睛,看不清字,因而我一直是边擦泪边写。因为我想起了这一对老夫妇在世上活着时的悲苦、凄凉、无助、无望,别人看到的是这首诗的文字,而我想起的却是一些真实的生活场景。在那片土地上,在那广阔的穷乡僻壤,许多人就是这样活着的,这正是我时常感到沉重和苦痛的原因。我帮不了他们,我改变不了一切,惟一能做的就是将那一切记录下来,让人们知道:曾有这样的群体、这样的生命来到世上,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过,从而作为他们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见证。

其实这样自觉作记录的诗人不只我一个,还有其他一些诗人,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你。这里不妨告诉你,因为以前张杰曾几次向我谈到你,我也不止一次读过你的诗歌,所以我对你并不陌生。我对你的一首诗至今有印象,似乎是写在万家祝福里一个冻死在街边雪中的流浪老人,一种冷静的批判。其实这就是另一种笔法的记录。

所以,让我们一同重树诗歌的信心吧,我们,还有另外的诗人,都在为这个“信任”而努力着。最后,我想说谢谢你!并祝福你!同时,让我们也一同祝福那些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善良的、无名的生命!

 

                                                                          20081

 

本文是为“诗生活”网“专题”而做,刊于“诗生活”20082月份网刊。有两处地方略有修改。)

 

 

后记:这篇访谈做于几年前。近两年,由于生活等的原因,我的心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已认识到:正是从过往的苦难中,我获得了足够的内心的镇定、足够的内心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才有了有别于他人的一定的宽度和厚度。我已经认识到:过往的一切苦难,都是上天的赠与,是上天赐给我的一笔财富,这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并且,我彻底谅解了一生中的所有困苦、坎坷,包括曾让我经受了许多困苦的郑州,以及郑州的那些人和事。郑州,对我来说,仍是我的河南故乡。那些困苦,那过往的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如云烟飘散了。  20129月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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