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台湾旺报专栏而写）

四月的昆明，理應花團錦簇、春色宜人，方不辜負「春城」的稱謂。但我所來到的這個地方，位在昆明市的西邊城鄉結合部，是中國大陸所謂的「城中村」，擁擠著外來打工人口，在這裏絲毫感受不到「春城」的浪漫情調。導演林稚霑用他的二手電動摩托車載我穿過此地的街道巷弄，路邊學齡前的幼童滿街跑；稚霑告訴我說，「少數民族來到城市裏，就會超生，因為計劃生育的官員沒辦法有效管理這個區域。」

        臺灣來的稚霑就跟新婚的泉州籍老婆住在這片區域的一個六十平米大小的房間裏；房間裏擺滿了電腦以及當地的中藥材，還有不可少的雲南咖啡。稚霑用烤箱烘焙新鮮咖啡豆，器材簡便，氣味一樣宜人。我來這裏，啜著熱騰騰的咖啡，跟他一起探討他的紀錄片「紅榖子」的後續剪輯工作。

2007年，稚霑來到昆明，透過此地NGO組織的介紹，認識了深山之中被劃歸壯族的少數民族部落平寨。他最大的發現，就是看到這裏居然有年輕人在種植原生種水稻，於是便舉起攝影機，展開了將近兩年的記錄工作。

對已經完全習慣農業科技與雜交作物的現代人來說，聽到這樣一個消息，彷佛無意中從衛星天線上接收到一句來自遠古蒼芎的絕唱，斷斷續續、似有若無。當接枝、插枝、農藥、化肥、高產…等等已經完全馴化了現代人的腦袋、口腔與腸胃時，原生種水稻之於我們，除了跟恐龍化石擺在一起作為博物館裏頭的特藏品之外，現實意義是什麼？

但事實上，雜交稻來到平寨，不過是二十年前的事情；短短的時間，此地的原生種水稻在品種上少了近四分之三。如今，不僅原生種水稻少了，牛也跟著少了、魚少了、鳥少了、青蛙少了、壯族小調少了、年輕人少了；耕耘機多了、柏油路多了、瓶瓶罐罐的垃圾多了、貧瘠的土壤多了、流行歌曲多了、稻飛蝨多了…；這些正是除了經濟上的高產量之外，跟著雜交水稻所一起帶進平寨的，而這些也是全球幾乎所有進入「現代化」發展主義階段的農村的共同遭遇。

對於農民來說，他們無法理解，區區幾個外來稻種的引進，為何給家鄉帶來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影片中，主角埋怨學校老師要孩子們往外走才有前途，以致找不到幫忙插秧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也對於近年來田間蟲害大增感到疑惑：「以前種老品種都沒什麼蟲…」、「難道蟲卵是夾雜在新品種當中進來的？」農民的這個奇想，看似荒誕，卻不禁讓我想起古希臘神話的木馬屠城記；當年特洛伊的居民，大概也不搞不清楚一匹木馬如何可以毀了一座名城吧。

        傳統農村的消亡，是我在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紀錄片當中，常見的潛台詞。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進程，吞噬了一座又一座鄉村，在短短數年之間將之改頭換面。最極端的，去年看到的一個提案，在北京電影學院念書的導演來自閩北海邊漁村，他說，村子裡的年輕人都搬到城市去了，中老年人也多半進城依親去了。等到村子裡老一輩都過世之後，這個已經有數百年歷史的村莊，在未來的google earth上大概就成了被除籍的廢墟，或是一片綠地；或者，比方說在另一部拍攝中的紀錄片裡，廣州附近的千年漁村改建成大學城，傳統的祠堂如今成為博物館、觀光據點，祖先牌位成了被窺視與消費的文化資源。

        盡管有著如「紅穀子」片中主角這樣結束打工生涯而返鄉的年輕人，在家鄉進行一些努力，但是，流失與變化的速度無疑太猛太快。有研究機構的預測指出，在未來十到十五年之間，中國的城市人口將超越農村人口；套句晚清重臣李鴻章的名言來說，這個以農立國的東方文明龐大載體，無疑正面臨著「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

        影片的結尾，村子裏一戶人家或許是因為有家人在廣州打工賺了點錢，把老房子拆了，要蓋新樓。工人們站在空空蕩蕩的樑柱框架裏頭，舉起槌頭敲掉安放在正廳位置的「天地國親師」神主牌；那個原本安置著傳統、人際、生態與信仰的心靈與物質空間瞬間灰飛煙滅—正如動畫「霍爾的移動城堡」當中那團火的熄滅，大提琴沉鬱的樂音隨之響起。

唉唉，這難道不是當代版的「木馬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