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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信

(2014-07-21 2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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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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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字

 

                                                  两封信

    毫无疑问是今年最后一封信了。这几天降温厉害,江南薄有冰冻,院子里的落叶每天在增加,我懒得清理,也愿意看着落叶铺地的视象,和听到落叶断断续续翻译着风的声音。入冬以后关于我院子里的植物,你问候了两次,我没有告诉你具体的景况,它们中的大多数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枯萎了,不过我保证三个月之后它们会以崭新的方式复活。菊花是个例外,菊花在这个时节敞亮地开了三四十朵花,每一朵花都有几十瓣,鲜嫩地挤在一起,楚翘状,花瓣像一只只粉嫩的手指。它们是这个季节这个院子的主角和胜者;我是它们忠实的佣工。

    时间对于人和物的作用是不同的,性质一样,比如一件衣服的越洗越旧。长时间坐着,身上的温度很难保存,为了使四肢的血液奔跑起来,有时我会在屋子里原地跑步。跑步时我想明白了,有人为什么会花几千块去买一台跑步机,因为那里有电源以外的另一种动力,会产生征服感,有一种虚荣的促进力;相对来说,原地跑步更孤独,也更需要自我的促进和耐心。

    坐着时我会忘记身体的虚荣感,跑步之类锻炼时注意力全在身体上了,反而会考虑跟面子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种体会。可能那是一种饱满的自我怜惜或期许;说自恋也行。如果自恋感不强烈,身体在年岁的磨难中(包括气候、食物、心情和意志等等)会衰退得更快;加速身体衰老的另一种途径,是放弃。

    放弃是最简单的行为和心理,就是不去想它,或顾不上想它,随波而去。

    放弃就是加速地跟着时间而去,就像癌症患者精神上的放弃,坐等撒旦。

    那么,活着就是自救,不论有无病灾都设法使自己活下去。

    这样说起来似乎不太乐观。不过我以为,乐观和悲观跟一个人的活着的理想,很有可能跟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情况刚好相反。乐观者大多是不明就里的盲目,是一种消极的跟随方式;悲观者往往各有各的背景,他们在芸芸众生中寻找、确立和拯救自己的独立性和意义,也就是与众生为敌,即便极有可能寡不敌众。

    我记得去年跟你说过买《普鲁斯特传》这本书的经过。我还没有看过《寻找失去的时间》,这本传记也不急着需要,但我在书店里随意翻动这本书时,看到了这句话:“他躺在灵床上,不像是五十岁的人,而像刚过三十,仿佛已被他驯服、征服的时间不敢在他身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这段话是人生自救的胜利信号。我怀着一个军事幕客面对《孙子兵法》那样的心情买下这本书。那是一种粗糙的动机,功利的动机。

    时间,是所有人的天敌。在与时间为敌的一生里,我的同龄人的脸上都有了明显的皱纹,有着不同程度隆起的肚子,有着与年龄相称的眼神、话语和态度……主观上我不容许自己这样。我近期打算写的一个长东西,也跟此有关,讲一位老人在一株植物下回忆自己凌乱和传奇的一生,我想让这位老人的生理突破生物性的极限;老人尽管比同龄人活得更长久,但毕竟老了,而那株植物却越活越强壮。活着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没有尊严的,在这方面,植物比我们有利,也相对体面。

    我想,思想的奔跑是一种抗衰老剂,是精神上新陈代谢的促进素;或者说,精神上的奔跑比身体的奔跑更重要。我没有求证过这一点,是假设。如果把一树菊花长年养在温室里,它会不会开花呢?如果它在温室里好歹开了几年花,然后重新把它放到室外,它还会在冬天的抗争中取胜吗?

                                                  2007-12-30

 

 

    昨天凌晨在翻阅切斯特顿的随笔集,要接受他的讽刺和诡辩是一件很需要耐心的事,甚至要替他完善逻辑上的狡猾──多半是文化差异和翻译造成的。

    我枕头边老是装模作样放着几本书,有的书放着有几年了,还没有读完,好像永远读不完似的,这些书包括《梦溪笔谈》《卡夫卡书信日记选》《佩德罗·巴拉莫》等。马丁·瓦尔泽的小说集也放过很长时间,某刊新专栏的第一篇就是写瓦尔泽先生。我曾经掂量过有关阅读与时机的关系,它们中间极有可能存在一种精神因素──我们把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称之为“生产力”,那么我姑且把这种精神因素杜撰为“阅读力”。在合适的时候阅读合适的对象,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十四五岁时读过的一批书对我来说比较合适,它们至今都对我产生着正面的感染。《变形记》十多年前就拥有了,我一直等到半年前的某一天才去阅读。“等待”和“期待”,两词是有些差别的,本质一样,它们都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活动。

    阅读还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我上次说到的内心的“感染”。现在一想到精神上的异化,首先会想到一只叫做格里高尔的昆虫;当我需要这方面的表达时,这只昆虫会第一时间呈现在面前,尤其是它的背部嵌着一只苹果艰难挣扎着的样子,我需要费劲绕开它,寻找自己的异化影像。新的阅读,对于自己的内心来说既是新的抗生素,又是新的“感染”。这可能也是我迟迟不敢接触它们的另一个原因。生活中,谁都会变异,变得不像自己;梦中更不用说。这样一个很平常的问题的认识,对于一头扎在日子里的人来说是却成了不可思议的事。人人以“正常”自居;“正常”着,大约就是不正常。

    如果在文学作品中稍微出现一点非现实生活意象,它就成了私有的不明朗。私自拥有的东西(包括想法和影像)不具有现实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在所谓的物质私有制这么多年来,根本上还是公共的──这不存在对和错,只有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潜意识里人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也长期烙着一个公共的印记。在公共意志的引导下,私有的思想元素也只能为公共服务,如果有人胆敢采用自己的异化的影像,后果很严重。我们的文学整体上也是公共的,它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形式上要平铺直叙,让广大人民群众姓喜闻乐见。在写作者呼吸的空气越来越稀薄的今天,如果某个人的文字写得“七高八低”,无疑是自不知趣,自取灭亡。我“感染”最严重的,当然是公共文学,一种公共的惩罚。

 

                                                      20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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