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六下午，我必须去一趟张小萃家，将换下的衣服送进张小萃家的洗衣机，等吃了晚饭，再将洗干净的衣服带回来。吃晚饭时，张小萃老是要骂她儿子，有时也骂那个民警；骂儿子是因为儿子不肯吃饭，骂民警是因为民警没有回来吃饭。民警常常不回来吃饭。张小萃从来不骂我。有一次张小萃骂人的范围很大，将我也包括了在内，但她马上作了更正。张小萃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张小萃随即又说，像我们家小固这样的老实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张小萃以前从来不会骂人，人家骂她一句，或者说她两句，她就开始掉眼泪。

    张小萃是铁路小学的老师。做老师的第一天，张小萃红粉着脸回来对我说，他们太可爱了，都叫我老师了！但是第二天张小萃就哭了。张小萃说有一位男学生不听话，她批评了他几句，男学生怀恨在心，课间将一只死老鼠放进了张小萃的抽屉。张小萃拉开抽屉时，发出长长的一声尖叫。张小萃又是吓的，又是气的，便哭了。这样哭过几回后，张小萃就开始骂人了。张小萃骂学生时，通常把学生的家长也带进去。跟民警结婚后，张小萃进一步拓宽了骂人的领域，骂儿子，骂民警，骂民警时也顺便骂骂民警的娘。张小萃可能不知道，她骂人时的样子非常难看。有一次为了门前堆放垃圾的事，张小萃与对门的女人对骂起来。对门的女人比张小萃更会骂人，骂人的词汇更丰富，张小萃骂不过，火了，上去就是一脚。结果对门的女人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张小萃掏的钱。

张小萃这样骂人骂下去是很危险的。

去年春天，张小萃对我说，小固你已经二十八岁了，但你好像只有十八岁，什么都不懂，你看看，马立强的儿子都会走路了。那时候，张小萃已替我介绍过两个女的了。

    张小萃说，你脑子里倒底在想些什么东西？

    张小萃说，你说你倒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那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陪张小萃的儿子看电视动画片。张小萃的儿子以为张小萃要骂人，也没有说一句话，只顾收着脖子看电视。结果那天张小萃没有骂人，吃饭时，张小萃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等我要回去时，张小萃才开口说了话。

张小萃说，唉！ 

    我在铁路小学读了五年书，又在本城二中读了六年，一共是十一年。马立强和陶利青也是这样。读高中后，马立强的个头一下子超过了陶利青，学习成绩也赶上了陶利青。马立强常常在班级里和全校师生面前发言，而且马立强的嗓子听起来相当不错。马立强越来越会说话了。有一次团支部组织春游，去爬山，到达山上时大家喘着气喊口渴，但没有一个人记得带水壶，带队的老师也没有带。不少人争着问，谁带了？谁带了？马立强说，陶利青带了。大家就去看陶利青。陶利青傻了。陶利青说，我没有带呀。马立强得意着说，你们看，陶利青的眼睛里不是有两汪清清甜甜的水吗。陶利青的脸一下子就红了。陶利青白了马立强一眼，说，马立强你要死了，乌鸦嘴乱叫！这以后，我发觉陶利青好像有些生马立强的气，回家也不同路了，学校里常常避着他。有时陶利青明明在跟同学说话，一看见马立强走过来，马上就住了嘴，然后扬着脸，一本正经地看着别处。马立强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应付一下，心不在焉的样子，还有点慌忙。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大好，我们三个人之间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有一天放学时，我边走边跟陶利青说，陶利青你不要生马立强的气，他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个样子，他那天说你带水了，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陶利青一下子站住了，目光直愣愣地看着我。我就没有再敢说下去。陶利青看了我一会儿，突然笑起来。陶利青笑起来的声音很好听，碎碎的，晃晃悠悠的，像播撒在湖面上的一波波阳光。陶利青喘着气说，张小固张小固，我发现你怎么越来越可爱了！

    陶利青这样说的时候，还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陶利青和马立强仍旧不多说话，但他们还是很关心对方的，经常通过我了解对方的一些事情，这一点我感到比较欣慰，毕竟我们三个人同住一幢楼，从小一块儿长大。

    我读高三时，我爸的眼神出了点问题，看上去有点不太正常。在我面前，我爸的眼神老是弯来绕去的，那种眼神像一个头上不轻不重挨了一闷棍的人的行径线路；有时候的目光又笔直笔直，长时间的僵在那里。张小萃那时候刚刚结婚。张小萃盘着时髦的新娘头，雇了三四个小车司机和一个城里刚刚组建的铜管乐队，绕城一周，一路尘土飞扬地嫁过去时，家里已经借了好几千块钱。我那时读书很紧张，我爸也跟着紧张，我爸小心翼翼的对邻居说，如果我们小固考上了大学，又得一大笔钱啊。我爸说完类似的话后，通常要重重的换一口气。那时候我爸还不到六十岁，可头上已经飘着小半层雪花了。

    结果我很争气，没有让我爸的头上雪上加霜。

    十多年前考上大学还算是件稀罕事，我们班只有三个人考上了，马立强是其中之一。陶利青也没有考上。

我没有考上，我爸就长长地换了一口气，但那口气听起来并没有舒畅的感觉，像一片树叶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地落下来。陶利青没有考上，周围人的反应就比较强列了，都有点不相信，觉得不正常。事实上，那个学期的陶利青的行为一直有些反常，整天显得心事忡忡，还有点儿忧伤。这大概就是预兆了。公布上线分数那天夜里，我去看过陶利青。我去看陶利青是因为那天我在楼道里见过她爸，她爸那张公朴脸像是一下子被降了好几级。我有些担心，想跟陶利青去说说话，有点患难与共的意思。那天陶利青的房间如同刚刚经历过一场里氏八级地震，满目苍痍，使人不由触景生情。结果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陶利青倒是爽快地说了一句。陶利青说，你马上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陶利青的，也许是她让我滚出去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我莫名其妙的在楼道里坐了很长时间，莫名其妙的掉下了眼泪），也许是我送马立强上火车那一天。

    马立强走的那天，好些同学去站台送他。很会说话的马立强，那天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他只是嗯嗯啊啊的应和着，眼神一次次的闪动着，展翅欲飞。火车启动后，马立强的眼神还在车窗口扑腾。那个车窗，让我想起一只被牵制着的风筝。

    回去的路上，我发现陶利青依靠在站台上的售货亭背后，一双手捧着自己的脸。我当时心里很痒痒，像有许多蚂蚁在爬呀爬。这种感觉后来一直伴随着我。

    那时候，夏天还没有结束。以往夏天（也就是暑假）的线路特别短，是二楼到一楼的模式，一转弯就到了。那年的夏天，走的是一条长征路线。张师傅常常对我说，做人要一步一个脚印。那时我居然开始对脚印发生兴趣了，在一楼到三楼的楼梯中间，我始终在研究脚印问题，研究我和陶利青的脚印会不会重叠在一起；我甚至一次次的换着不同的跨步方式，以便进一步扩大重叠的可能性。我在研究脚印的同时，也在研究与陶利青面对面相遇的多种方案。

    陶利青越来越神秘了。我去敲门时，陶利青老是在门里面说，谁呀？我说是我，小固。陶利青说，有事吗？我说没什么事。然后陶利青就打发我了。陶利青当然不知道，我为了这样敲一次门，常常要准备好几天。有一天我站在阳台上，看到了陶利青走出家属楼的背影。当时我就产生了那种蚂蚁的感觉，一只蚂蚁在我的嗓子眼里滋溜滋溜地往上爬，可它怎么也爬不上来。随后我听到了我的脑袋里哐的一声，一下子响亮了，随即我听到了我的脚步像车轮子一样从楼梯里滚着追下去了。在二楼楼道的转弯处，我把一个人撞倒了。那个人刚从楼下倒垃圾回来，手里提着一只空垃圾桶。结果垃圾桶又回到了楼下，而且比我率先到达。那人在我身后说，你见到鬼了张小固！

    那天好像是午后，一个莫名其妙的午后。一个叫张小固的人在城市的街道里四处奔窜。

一辆洒水车唱着“幸福不是毛毛雨”溅了张小固半身。  

    一条被牵着的通身雪白的小狗回头对张小固警觉地大声说：滚！滚滚！

    我后来在一个橱窗前，看到了那个叫张小固的人。张小固的脸上闪烁着兴奋和落魂交织着的光芒，一颗一颗的阳光正从他的额头上往下滚落。

    我不相信真的见到鬼了。

    许多年以后，我问过陶利青有关那天她的行踪。那天在我的记忆里存着彩色的底片，我说。陶利青说，什么底片？陶利青根本不知道那天究竟是哪天。那天晚上，我趴在床上不停的写字，写了一页又一页。后来我才发现，身下的席子洇湿了一大片，全是汗。

    那年的夏天特别热，尽管已经快结束了。我早上起来时，常常是一头大汗，晚上躺下时也是大汗一头。这缘于阳光对于顶楼的贴身关怀。我家那台落地电扇已经老了，它常常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停在那里嗡——嗡——地喘气。炎热里，我无法入睡，席子和地面的温度，常常比我的体温高出一些。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做一件让我更加大汗淋漓的事。

    我觉得我这样下去是危险的。

                                                              原载《百花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