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高度挤压中，在消费主义围剿一切价值取向的真空语境中，在物质对精神的持续报复中，整个时代都在向“英雄”挥别。
文/黄旭峰
从个人记忆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胡赳赳”仅仅是一个代表着观念和语速的名词，而不是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在传媒界风生水起的著名符号和我所在一本小城文学刊物上认识的那个写作小说《一坐一天》，署名胡祥奎的年轻人还没有对接－－他曾让我嫉妒，坐立不安，这是1998年的某一天的事。直到2008年的另一天，我从SOHO现代城的10楼在电梯的超现实感中飞速上升到39层，胡赳赳才正式替代胡祥奎，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成为一个具体的名字。
在随后的交谈中，我们用不到一百个字的篇幅，交待了各自的十年，这是诗人的优势，简洁，脉络清晰，尽管细节可能语焉不详，充满了秘密。我们很顺利的就聊到了诗，这个需要严谨对付并且形式感十足、黑洞一般的词语。在把生活作为失败的一种形式的悲观和对诗歌的无限感激之间，回首过去我们身形单薄的倔强穿梭，我愿意无数次重复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中的句子，并且将它们分行排列：
热爱并且寻找那些精美的幻影-----
不可企及的财产，
不真实的领地之美-----
这被证明是为忍受后来的失落
而作的绝好的训练。
从湖北到北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我跟他一样，除了工作、生活，写诗是在一个个圈子和诗歌观念战场之外的个人秘密飞行练习。这种练习遵从内心的训诫，顺应自身生活经验的自然变化，为自己的语言寻找一个想象的中心。都已人过三十，从早年的激情和招摇过市的诗意中起身，我想我们都会姿态坦然，更加的从容，带着不完整的悲观向中年缓缓迈进。就这样，两个外省青年在京城CBD的一处建筑制高点上对诗意和人生达成了某种共识。在可见的未来，我将继续在一家广告公司痛苦而笨拙的贩卖诗意，而他，则将继续训练有素地在一家新锐媒体清醒而敏捷的贩卖观念。
我是个任性慵懒的人，耽于幻想，这些致命缺点曾经让我吃尽了苦头，所以我特别偏爱他的《我尊敬每一个勤奋的人》，它让我看见了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所谓的诗人）对待生活的勤勉平实，理解他人能力的通透和对浅薄虚无主义的世俗抽离。在他其他的部分诗句中我则读到的是焦虑，事物具体繁密，信息驳杂，裹挟着词语在意义嬗变的进程中的加速度，在我的头脑中飞行，带来巨大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让我觉得在阅读的时候需要换一口气。
对于我们这些生于70年代偏狭而压抑的中小城镇的一代人来说，我一直认为，成长是努力呼吸的结果。阅读或者写作就是呼吸，或者是呼吸的交换。对于一个诗人的写作，我不愿意去做句读式的拆卸阅读，因为一个诗人的呼吸长达一生，只有这样理解-----也必须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最终看见一个诗人对待语言的诚实和语言给予他的全部恩赐。他神秘而精致的鼻息密布于时间粗暴汹涌的年轮的每一处裂缝之中，在这种意义里，我和赳赳的有氧交换才刚刚开始，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与他的诗句屏息对视。
作为诗集里解构和反讽的出发点，一个在中国人十年如一日的政治生活中耳熟能详的巨大形容词“英雄”，赳赳从诗歌语言的层面对它做了一次形而下的修辞意义消解，将其从宏大的政治舆论场景剥离，还原为真实的个人日常生活。事实上不仅仅是“我”，在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高度挤压中，在消费主义围剿一切价值取向的真空语境中，在物质对精神的持续报复中，整个时代都在向“英雄”挥别，对于一个羸弱经年并且依然胸怀大志的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异常尖锐、极端而又华丽的漫长转身，它需要我们具有更大的勇气和良知，向低处退去，远离失真的喇叭和陆离的光线，回到内心的暗房，去做一个充满了钝痛的普通人。
唯一让我担心的是，在文学政治有失前提和民众的英雄情结普遍有失水准的当下，《我不愿被祖国视为英雄》作为一本诗集的名字，有被误读为一种观念的危险，对诗歌语言和它的作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细小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