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把猎枪伸进嘴里，扣动了扳机是要与疾病作最后的搏斗，并以此来维护自己那种“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击败”的男子汉的“尊严”；三毛采取自缢的方式是为了远离红尘的喧嚣，选择去另外一个世界继续流浪；阮玲玉用30片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为了表示清白，向残酷的世界作最后的抗争……谢津、陈宝莲、张国荣等等明星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是因为种种压力和无奈。

2006年3月1日凌晨，广州某大学研究生4号楼宿舍一名三年级的女研究生跳楼自杀。这是该校十天内发生的第四起自杀事件。前三次分别发生在2月20日、22日、27日三天，死者中有一名本科生和两名研究生。

心理危机发生以后，即成为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具有非常强的影响面。尤其是自杀危机，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对危机的干预，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或个体干预问题，而就是一个社会的共同努力课题。首先从，自杀危机干预的角度，来理解如何有效借鉴国际经验：

2000年3月，美国白宫首次召集了有关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会议；随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教育部和司法部下属的十几个部门，于9月联合举行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大型讨论会。在此基础上，美国卫生局于2001年正式出台《儿童心理健康国家行动议程》，标志着美国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国家级战略基本成型。

这份文件认为，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上，美国主要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二是对有心理疾病的青少年进行及时有效治疗。这两大任务又划分为以下一些目标：增进公众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了解；继续开发和推广有效的科学防治手段；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需求的评估；在提供青少年心理健康医疗服务过程中，消除种族等不平等；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的培训等等。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议程》提出了100多项具体的行动步骤。

美国制订的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对策，有几点让人印象深刻。首先是注重消除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上的误解和偏见，强调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整体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青少年心理健康疾病和其它疾病一样是“真实”的存在，也不是不可以防治的。其次是强调教育，比如说，提出要采取措施培训教师、家长和医务工作者，让他们能更好地识别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再有就是非常重视发挥社会、家庭和学校等的合力，认为要真正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必须最广泛地动员各种资源，消除部门分割管理，同时还必须加强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及至目前，美国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儿童青少年健康救助系统已经建立。比如在美国有严格的儿童领养与养护的法律规定。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加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另外，在中国还有一群特殊的儿童群体：艾滋孤儿。

艾滋孤儿是自身健康、但父母因艾滋病一方或双方去世的儿童。此外，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还有HIV阳性儿童和父母一方或双方正因艾滋病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准艾滋孤儿。有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中国十五岁以下、至少已经失去父母中一人的艾滋孤儿目前有七点六万名，而且随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增多，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数量也会日益增多。据预测，到2010年，这个数字有可能增长到26万名。

很多人都有关怀艾滋孤儿的愿望，比如助养、领养等方式，但其中承诺对孩子进行长期心灵(心理)关怀的却不多。而实际上，这些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孤儿，最需要的恰恰是精神上的“资助”。因为艾滋孤儿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与压力是常人无法体会到，这样的感受经常会造成对社会的不信任感，那么对这样一个群体的救助就更要在心理支持上加大力度。一方面，需要引导艾滋孤儿的社会归属感；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他们的自信与社会信任感。

灾难的心理危机干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灾区曾经有14.6%的劫生余生者，因亲人遇难和难以忍受震后满目废墟的惨状，产生不想活下去的念头；强烈地震造成的精神刺激导致一些人产生反应性精神病。据1978年8月唐山市精神病院普查，确认因地震造成极度痛苦、悲伤和恐惧导致的反应性精神病有108例，占各类精神病的2.4%。

近几年我国的天灾多发，尤其以矿难为多。今年又以台风、洪水、旱灾，致使千万人要么背井离乡，要么生命受到威胁。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有六次台风登陆我国，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那么，面对遭受这些天灾祸及的人们，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给予救助呢？可能大家立即又想到的就是物质支援。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群体的心理需要。其实有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在不良的灾难环境中，只有那些具有良好心理素质的人，才能够有好的抵抗能力。二战时期，曾有一群海军士兵沉船落水。几十个小时后生还的却并不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士兵，而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兵。后来的访谈研究表明，正是因为这些老兵有丰富的个人经验，面对同样的险境有很好的心理应对。

东南亚海啸幸存者，他们虽然幸运地躲过灾难，但当时的场景仍然会在他们的脑海中徘徊不去，变成摆脱不了的“梦魇”。

面对灾难，人们首先面临就是对环境的否定。突然之间自己熟悉的一切都没有了，面对陌生的环境，人们开始恐慌，并开始否定自己的不幸。经常这个时刻的人们，会因为这种心理的失衡，而非常急躁不安，对周围的人与事产生怨恨。那么，这样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也必然会导致救援的阻力。所以，在对这样的人群进行物质救援的同时，应该从心理、精神层面引导他们的现实认识。只有使这个群体有一种环境认可，真正的救援才可以有效展开。

在大的灾难面前，大批人群背井离乡，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预期，经常会有一些绝望感，并会有一种归属感的丧失。在缺乏归属感的状态下，人们经常会绝望，而做出一些非理智的举动。那么，对他们的心理救助，就需要社会给予一种接纳与支持。国际通行的“集体心理晤谈”，在认真倾听、评估、对话的基础上，对受灾者进行有效的心理辅导。

也就是，受害者作为平等社会一员被接纳，会成为促进对他们实现心理救助的重要前提。60年代时，美国一批游客在非洲某国被绑架，结果美国政府出资把这群游客赎回。但是，这些游客回国后，受到一些社会舆论的指责：说他们不负责任地花纳税人的钱。结果，调查表现这群美国人中大多数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相关的症状。

另外，在大的灾难面前，心理救助需要形成一个接力赛式的梯队。在美国，巨大自然灾难的心理救助经常就是一个波浪式梯队，进行持续性的心理求援。尤其是一些非常巨大的灾难事件，更是一种密集的波浪式心理救援过程。具体做法就是由一些心理工作者，直接面对受灾者进行心理疏导，然后这些心理工作者再接受心理督导师的心理疏导。

因为在灾难心理救助过程中，在灾难发生后的“即刻震惊反应”，经常会引发相关人员产生“灾后应激症状”。表现有目击者和救援人员出现坐立不安、过度兴奋、活动增多乃至于“坚持从事某项活动”等行为。而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可能会造成灾难现场的专业救援人员忽视自身的安全。

尤其是一些巨大的灾难事件，经常会引发援助人员产生“闯入性思维”，即与直接经历灾难的受害者相似的症状表现。而此时，援助人员成为被援助对象。所以此处的波浪式救援过程，即再加入一批援助人员，以前一批援助人员为对象的干预——督导干预。

从这个角度上可以看出，危机干预其实远远超出其作为一种技术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层面的救助系统。其实危机干预(Crisis Intervention)的本源是指一种心理救助技术。这项技术最早产生于美国，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一些志愿者组织，为了帮助越南战争后回国的一些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军人摆脱精神和心理痛苦而逐渐形成的。但当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成为社会救助系统的一部分了。

因此，灾难心理救助还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尤其在灾后的心理救助经常有更重要的影响。比如一些特大交通事故，当事者可能当时各方面都平复了。可能，以后的生活里却会经常不由自主闪现灾难的影子。这种挥之不去的状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闪回”。也就是，巨大的灾难经历者，经常会在生活时不由自主地在头脑中重新的经历这种灾难历程。自然，这种“闪回”经常会成为再次创伤的来源。比如有些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经常不由自主在头脑中“看”到一幢幢楼在自己面前倒下。而每一次“看”到这个场景，即体验一次重新的灾难创伤。所以，对巨大灾难后的人群，进行跟进式的心理救助是非常必要的。

这方面的经验，以美国越战退伍军人的问题最为突出。因此，美国也积累起一系统的灾后心理救助体系。比如由国家支持，组织相关的研究机构、成立专门的灾后疏导团体等。所有的退伍军人，都要接受心理诊断，从而确定是否存在需要被干预的心理问题。对于存在灾后心理危机的人群，则提供专门的处理机构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是长程的，因为灾后心理危机经常会潜伏几年才爆发出来。在美国，为退伍军人的战后心理康复问题，成立了专门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国家研究中心。在我国经常多灾的时刻，也应从灾后的长远角度，制订一些可行的心理救助计划。

建立日常的心理干预系统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日常中建立起一个层级式的心理教育与救助系统。这个现在被广泛认可的心理干预系统，就是由心理学家卡普兰（G . Caplan）提出的心理救助的三级预防系统：

一级预防是指心理健康知识大范围内的宣传，主要针对于健康的正常人，预防的目标是指导正常人更为健康地生活，克服生活中常见的危机与困扰，包括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维护个人心理健康的一切措施。我国把每年的5月25日定为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取其谐音为我爱我；每年的10月10日，为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些都是构建心理救助模式的内容之一。

一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工作内容基本上可以概括在高校进行一级预防系统的内容：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系列讲座，其主题涉及环境适应、学习适应、情感、人际交往、恋爱及就业等方面；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系列选修课；引导学生阅读有关书籍及影视作品；通过社团活动，吸收有兴趣的学生更深地学习心理学知识；通过宣传栏、广播等开辟心理学专栏、专题；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学教育。

二级预防针对于轻度心理异常者，如问题行为、不良习惯、人际关系问题、学习适应问题、感情问题、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具有非器质性病变、损伤和心因性两大特征。二级预防系统常采用常规性的咨询，这方面的咨询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比较普及，省市级都高有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多数附属于医院。各大高校也有专门服务于学生的咨询室。在北京，仅心理咨询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就有20多家，另外还有不少专门性的心理咨询工作室。这些都为有轻度心理问题的个人提供了便利。

三级预防的对象是严重的心理异常者。这部分工作大部分是由医院及专职心理工作者进行。

三级预防系统的根是第一级，一级预防工作的充分程度直接决定着二级和三级工作的顺畅性。无论是各心理机构，还是整个社会，这个三级预防系统都在实施并逐渐完善。

可以看出，心理救助的系统是需要宏上调动起社会上每个人力量：让每个人有心理健康的自觉，有心理健康的意识，有心理问题求助的自觉性。

而且从发展的角度，心理救助的系统，要从一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进行针对性的系统构建。人是万物之灵长，但是人与人各有不同，每个人需要成长的空间、需要被强化的机制都有不同。人是一个毕生发展的机体，他需要毕生相伴的关注与环境适配。所以，只有在每个发展的关键阶段给予合适的环境，那么这个万物之灵才能够获得最充分的健康成长。

在美国1000人中就有一个心理咨询师，许多家庭还有自己的私人心理医生；而目前中国的心理医生数量与人员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据统计：1997年，我国每百万人口，心理学工作者的数量仅为2.4名，虽然我国已把每1000人中有１名心理咨询师作为一项小康指标，但目前从业人员不足3000人。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更需要从心理健康教育的层面，努力推进全民心理健康的理念与自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