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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 作　者 】葛道顺
【 年　份 】2004/09/27
【原刊期号】2004/09/27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 正　文 】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转换和社会转型，伴随着经济高增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成了中国的一种持续性潮流，以至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人数保持在2000万人左右，实际失业率约10%左右。[②]失业治理受到各级政府和在华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再就业成为中国21世纪初的最大社会工程。其中长期失业人群表现出一定的相对统一的群体特征，如：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文化水平较低等等，这就是“40—50工程”[③]面对的再就业困难群体。

2000年5月开始，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低保救助制度的对准机制（aiming at system）、并为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更好的全面保障，包括物质救济、心理援助和再就业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与大连市民政局合作开展组织低保对象中不在岗的有劳动能力者（再就业困难群体）成立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政策研究、试点和推广工作，旨在探讨低保对象的组织保护、增权与再就业的社会机制。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是试点、推广和组织发展。

在2000年7月至2001年6月的试点阶段，工人村街道的81名有劳动能力但不在岗的低保对象[④]被纳入社区公共服务组织，参加系统的组织活动，包括学习、培训、公益劳动、有偿劳动等。2001年5月的评估表明，试点显著达到了低保对象甄别[⑤]、社会保护及改善生活状况的效果。2001年6月至2002年6月，在市政府的[⑥]的指导下，社区公共服务组织得到政策推广，全市城区85个街道全部建立了社区公共服务组织。

2002年7月开始，社区公共服务社进入了全面的组织发展阶段，采取的行动主要有社员权利培训（相应开展了管理者法规和知识培训）、技能和创业培训、成立经济互助合作组（分社）、实施生活指导计划、自我选举和自我管理、再就业服务等。

2003年7月，来自国家民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及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联合评估团对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性质和发展状况进行了中期评估，积极评价了该组织对低保对象所具有的心理支持、能力发展和就业促进等方面的功能。

2004年6月，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办公室组织了国际专家论坛，对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减贫效果进行了探讨，论坛总体肯定了大连模式对改善贫困弱势群体的积极意义，并进一步厘清了该组织的发展目标、手段、最低发展标准、以及评估方法。

课题研究遵循通过增进社会资本，实现社会融合的思路进行。本文主要分析社区公共服务社的自组织方式对消除再就业困难群体的社会排斥，以及促进其身份重建的机制和功能。

 

 

一  流动陷阱与再就业困难群体的社会排斥

   

1．流动陷阱：职业成为身份下降的筛选机制

 

20世纪80年来以来，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是从的价值取向带来了中国原有阶层结构的快速解体和重新组合，阶层之间的距离显著扩大，工人阶级逐渐远离曾经所谓的核心地位，走向边缘化。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群体成为中下层，而城镇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比农业劳动者的境况更为凄凉，沦为社会最底层。[⑦]面对数量还在增加的无业和失业群体，我们不得不对社会分层的逻辑进行新的检视。

马克思（Karl Marx）在其《资本论》中揭示了社会分层的经济基础，这是一种单维的财产关系主导论。而稍后的韦伯（Max Weber）则打破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认为社会分层是秩序的象征，在经济秩序之外，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三者分别代表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韦伯认为，“身份（status）是社会对一些人或职位所得到的荣誉与名声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⑧]。韦伯指出：“身份群体通常是一个共同体。然而，他们常常是一个无定型的共同体，与纯粹的由经济决定的‘阶级地位’相对应，‘身份地位’涉及人的生活命运的各种典型的组成部分，它们由具体的、对荣誉的肯定的或否定的社会评价所决定的。这种荣誉不一定与‘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而是与财产领域的要求相对立，身份荣誉的内容一般是由下述事实所表达，即希望属于某一集团的人表现出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与这一预期相关联的是对‘社会’交往的限制。”（Max Weber，1958）。

    帕雷托（V. Pareto）在讨论社会分层时提出了著名的“精英循环”理论（circulation of elite）。他首先提出了广义的精英概念：“每一个人都被给予一个标明其能力的指数，…对那些能赚百万家财的人——无论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给予10分；对能赚数千元的人，给予6分；对仅仅能维持生计的人，给予1分；对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给予0分。…最后，把得到最高指数分值的人组成一个等级，称之为‘精英’。” [⑨] 按照帕雷托的归纳方法，如果把得到最低指数分值的人组成一个等级，将会存在一个和“精英”相对立的“垫底”群体。虽然帕雷托本人只是根据社会异质性（social heterogeneity）将社会成员划分为“精英”和“非精英”两个层级。

    索罗金（P.A.Sorokin）首先提出了社会性不平等是职业性的，而且不可避免、永久存在。他进一步提出因为不平等而产生的两种基本的社会流动类型：垂直流动（vertical mobility）和水平流动（horizontal mobility）。垂直流动指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等级之间移动，根据移动的方向，可进一步分为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和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索罗金认为垂直流动具有一定稳定机制的作用，表现在可以给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提供超越现行制度的动机，而高的社会流动率成为社会的安全阀。[⑩]但是我们不能认识到，索罗金的推论并不会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正确，因为它的安全阀作用只是向上流动的效果。如果是向下流动，高的社会流动率将是一种破坏机制，本文称之为“流动陷阱”（mobility trap），它直接产生两种消极后果，其一是在一部分人成为精英的同时，一部分人沦为垫底。从宏观上看，这种后果导致了社会分割（social segmentation）。其二是，因为普遍认为社会流动是合理的，垫底被意念合理化。从微观上看，这是社会排斥产生的心理根源。“流动陷阱”的存在预示出再就业困难群体的向下流动成为另一部分人向上流动的牺牲品，有悖于帕雷托效率的社会福利改进原则。

 

职业成为身份变迁的筛选机制，索罗金有关职业性不平等的论述，以及他对父亲职业地位对儿子地位流动的影响进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11]利普赛特（Lipset,S.M.）和本迪克斯（R.Bendix）等学者通过大量的职业流动的实证研究指出， 在工业社会里，财富和职业在社会地位的决定过程中比出身和血统更重要，先赋地位逐渐被自制地位所取代，封闭的社会分层体系将趋向开放（Lipset and Bendix 1959）。布劳和邓肯（P.M.Blau & O.D.Duncan，1967）在他们的研究报告集《美国的职业结构》中强调了解现代社会阶层的最佳途径是分析职业地位和职业流动，因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通过职业反映出来[12]。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组织日益取代家庭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诸多标志个人在生产组织中之身份与地位的职业也就成了个人最主要的社会地位标志。[13]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公民身份，及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主要由职业性质决定。完全就业意味着可能维护完全的公民身份，而失业意味着失去平等的公民身份，非完全就业意味着非完全的公民身份。职业已经成为身份流动的筛选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的职业向下流动，使下岗失业者，特别是再就业困难群体落入“流动陷阱”，成为失去平等身份或拥有非完全公民身份的群体。

 

2．社会排斥：从职业分割到社会分割

   

尽管对社会排斥的概念众说纷纭，但社会排斥具有下面四个方面的特征却形成了共识。其一是社会排斥是社会与经济重构的结果，是随着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改变而出现的；其二是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三是社会排斥不单纯指物质方面，而且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而且这几个方面是相互累积、相互加强的；其四是社会排斥主要应用于城市，指个体或群体被排斥出城市社会或邻里社区的过程。[14]由此可见，再就业困难群体落入“流动陷阱”，在客观上受到了社会排斥的影响。[15]问题是决定再就业困难群体社会排斥主要因素是什么？

本文认为，社会发展是对历史的跨越，是一种与所谓的旧的弊端的割裂，而社会排斥是一种结构性分割。如上文论述，职业已经成为身份向下流动的筛选机制，下岗再就业困难群体遭遇流动陷阱，首要因素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将整体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被分隔开的两大非竞争部门：主要部门和从属部门。主要部门中的工作所提供的是相对较高的工资率、较为稳定的就业、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从属部门中的工作则只能提供较低的工资率、不稳定的就业的企业较差的工作条件并且根本没有发展机会，教育和经验的收益被认为接近于您。被归入从属部门中的工人也被打上了不稳定、不受欢迎的标签。所以，分割理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劳动者之间经济机会与收入不平等模式的观点。劳伦斯·拉夫罗维奇认为，在“核心”公司、“垄断”行业或“主要”劳动市场的劳动者拥有的收入机会是其它工作在较差结构位置（竞争性部门）的同行所得不到的（Lawrence E. Raffalovich, Vol.9）。香港学者黄洪、李剑民认为，这种从属的、次要的劳动市场本身成为一个边缘困局(marginal trap)，跌入这个困局的劳动者其未来前景十分黯淡，受到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只能向下流动，几乎不再有机会翻身（黄洪、李剑明，2000）。

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所释放的结构性失业人群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群体，[16]但其中再就业困难者却表现出一定相对统一的群体特征，例如年龄偏大，传统单一技能，文化水平不高、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等，在产业技术化和社会排斥的压力下步入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的轨道。另一方面，这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转型是由那些在社会中占有优势的群体所推动的，他们自上而下有控制地在市场化过程中重新配置资源，包括权力。因此，优势群体在这种转型中具有主导权力。他们通过权力的延续或转移、文化传统以及路径依赖等方式，在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己的整体优势。[17]优势群体主导着权力等社会关系，并且垄断了经济资源，因而最终决定了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结果，即一部分人拥有多方面的垄断资源而迅速向上流动成为新贵，再就业困难群体因为资源匮乏而落入流动陷阱，被社会整体排斥。

    可见，作为市场身份象征的职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资源链的核心，一旦职业被长期分割，将很容易引起整体性的社会分割，从而导致身份性的社会排斥。

 

 

二  镶嵌自主与再就业困难群体身份重建范式

 

1、镶嵌（embeddedness）和自主（autonomy）：作为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

 

对于社会资本的讨论，以布迪耶（Pierre Bourdieu）、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普特南（Robert Putnam）三位学者的观点为代表。布迪耶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和团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体，而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靠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及从事社交联谊工作，相互的邀请、维持共同的嗜好等。[18]社会资本是一个有价的资源，是可被竞逐的对象，并在权力的社会关系中展现。Coleman以功能来界定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不是单一的实体，而是各式各样的实体的综合。这些实体具有两个共同特征，其一是它们都包含着社会结构的某种向度，并对该结构中的个体的某种行动有促进作用。其二是社会资本和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具生产性，对于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言不可或缺。[19]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网络、规范和信任等三种特质，促进行动者之间的协调而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效率：“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之间的联系，亦即社会网络和由此而形成的互惠及互信的规范。这样，社会资本就与人们所说的‘民间美德’(civic virtue)紧密相连。不同之处在于‘社会资本’强调当民间美德嵌入一个互惠社会关系密集的网络时，力量才最强大。一个由许多有美德但相互分离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并不一定拥有充裕的社会资本”（Putnam 1993a ,2000: 19）。[20]普特南开创了社会资本研究的新时代。他视社会资本是对人力资本强有力的补充，分别从义务与相互的期望、信息信道以及社会规范等三种社会资本的形式参与对人力资本的创造（1988）。普特南对意大利（1993a; 1993b）[21]和美国(1995; 2000)[22]的实例研究使得社会资本和社会发展，以及经济成长的关系产生了关联。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等人将社会资本的理论引入了工作搜寻问题的研究。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所获取的资源，这对在找寻工作的人而言，信息信道就是机会，而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通常较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工作（Granovetter 1974; Lin et al. 1981; Erickson 2001; Flap and Boxman 2001）。[23]

“镶嵌”的思想最初由卡尔·波拉尼提出，波拉尼把发展解释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经济与指导前工业社会关系的规则与仪式的不协调和不成熟之处逐渐“分离”或“分化”。[24]格拉诺维特将“镶嵌”的概念引用到经济社会学研究，并创新地指出：所有的经济行为本身嵌入到一种结构或另一种结构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发展从本质上导致了镶嵌的种类而不是程度的变化。[25] “自主”是和“镶嵌”相独立而又互补的一种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形态。组织自主性的含义是：“组织对于其内部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不会受到其它潜在连结伙伴的需求或期待而影响，能有自由选择、决策的能力。”（廖启富，1994；黄云生，2001）[26]做为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的自主主要指关系的主体对于内部资源分配、人事调整、计划执行，以及和外部其它社会主体合作联盟关系上具有决定权。无疑，这种权力对于主体面对环境的变动保持相对独立和发展的方向至关重要。

武考克（Michae Woolcock）总结了镶嵌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实质研究之中的共同的主张，即：所有形式的交换本身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镶嵌的效果需要考察其比较成本的收益，而且成本和收益之差会随着发展的进行而出现明显的变化。为了增加镶嵌的收益率，一组自主的和镶嵌互补的社会关系被纳入分析之中。自主的社会关系的功能是对镶嵌的收益给予补充并对其成本进行必要的抵消。为了解决导致发展障碍的集体行动问题，组织行动者必须能够利用“镶嵌”和“自主”的社会关系资本，这对组织发展是必要条件。镶嵌和自主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的两种独立而又互补的形态。

 

2、发展困境与再就业困难群体的身份重建

 

    按照武考克的观点，“镶嵌”和“自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有不同的涵义。在微观层面，镶嵌指社群内部的关系，体现为个人之间的整合（personal integration），自主指社群外的网络，体现为与外部资源的链结（Linkage）；在宏观层面上，镶嵌指国家—社会关系，体现为两者之间的协作（Synergy），自主指制度的统一、权限与能力，体现为组织间的整合（Organizational Integrity）。由此，“镶嵌”和“自主”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四个不同的维度，即个人之间的整合、与外部的链结、国家—社会的协作和组织间整合。本文主要讨论微观层面的组合对再就业困难群体身份变迁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个人之间整合的重要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迪尔凯姆的机械与有机团结的概念。[27]后被引用于城市内贫困个体的研究。链结的思想来自于齐美尔，他很早就明确指出贫困社群要想取得持续、可靠的发展，就要在其最初团体之外发展社会关系。齐美尔认为，由于链结而导致的“在那些为出口而生产和为内部消费而生产的团体之间就会出现具有本质区别的发展。”。

根据镶嵌（整合）和自主（链结）的高、低不同发展水平的相互组合，武考克分析了四种形式的发展困境，即低整合—低链结（非道德的个人主义）、高整合—低链结（非道德的家庭主义）、低整合—高链结（反常状态）和高整合—高链结（社会机会）。[28]既然发展困境主要不是个人的原因造成的，本人认为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媒介——组织至关重要，组织的特性及其相关制度安排成为再就业群体命运的决定因素。以知识社会学的原则来判断，被社会垫底源于失败群体在社会整体知识重建过程中不能重建其自身。因此，本研究尝试借用武考克对四种发展困境的分析来构建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组织对再就业困难群体身份重建的贡献、分析社员在相应关系中的发展范式。根据每个社区公共服务组织“镶嵌”（内部整合）与“自主”（外部链接）水平的不同，可以把大连市85个社区公共服务服务社分成四种类型：低整合—低链接（敷衍主义）、高整合—低链接（管制主义）、低整合—高链接（市场主义）、高整合—高链接（发展范式），具体类型参见表1：

 

 

                （高）

市场主 链结： 公共服务组织外部网络 义 案例：GL社区公共服务社       NS社区公共服务社	发展范式 案例：GRC社区公共服务社       SZ社区公共服务社
敷衍主义 案例：约占全市服务社的1/4       无实质性组织和活动	管制主义 案例：PY社区公共服务社

                 （低）               整合：公共服务组织内部的联系        （高）

 

表1：社区公共服务社社员在“镶嵌和自主”关系中的发展范式

 

 

低整合—低链结（敷衍主义）。既没有整合也没有链结的范式表现出既缺乏家庭信任（共识只局限于家庭成员和血亲人群范围内），又缺乏普遍信任（共同的认知和行动倾向），其成员隔离于所有形式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网络。非道德个人主义的一个变化是城市赤贫者——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困境，他们没有任何家庭和社群资源可以依靠，只能流浪街道。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贫困的危机要甚于农村。

这是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组织方式，内部成员之间没有形成任何共同的规范、目标及利益需求。组织与外部的制度安排没有形成任何资源的共享与交换。实际上，该组织的存在与否对改变求业者的境况没有任何影响。大连市85个社区公共服务社中，近四分之一处于这种组织状态。社员之间几乎没有形成任何共同的价值选择和资源共享机制，服务社与社区其它机构亦未形成任何链结。实际上，这种组织是应付行政号召而设立的。

高整合—低链结（管制主义）。普遍信任只是扩展到家庭成员和血亲人群，如爱德华·巴弗尔德所指出的“非道德的家庭主义”，[29]它特出表现为“社群的过剩”，社会出现整合但缺乏链结，不存在普遍共享的社会道德和规则，导致出现一种完全不发展的现实。其本质是愚昧的家庭依附和种族忠诚，其成员在经济进步、社会迁移中受阻，应对外来压力只能和平对抗。在市场领域，非道德家庭主义被用来解释私有化不成功的案例，如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失败，缺少与公民社会的链结是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政府管制力量控制的一种组织方式，对内按照管制的需要制定规范，然而成员缺乏自主，在管制工具的作用下，只能获得十分有限的发展。大连市炮岩社区公共服务社的组建和活动初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社区管理者把公共服务社理解为政府对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加强管制的工具，在该社区公共服务社管理办法中规定：“社区公共服务社社员每周参加集体活动5次，每次4个小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和参加公益劳动”。每周20小时的集中形成了管制的效果。[30]

低整合—高链结（市场主义）。有链结却没有整合的状态被迪尔凯姆认为和现代化有关，出现在成员个体发现了大范围行动的自由和机会，但缺乏为其提供指导、支持和认同的稳定的社群基础。武考克称这种状态为反常状态，较多出现在快速变革的社会，表现为上层的制度框架先行，而基层社会的规则、礼仪、行动滞后，容易导致社会不满和暴力倾向。反常状态被用来解释小企业创业的失败，由于没有强大的社群组织为其提供原始的创业资本和市场资源，小企业在早期阶段可能启动失败或很快破产。

反常状态的最终结果表现为有节制的发展行为。该类型组织急功近利，在内部缺乏系统整合的前提下，仅以市场项目来组织求业者的活动，在市场项目没有启动或完结之后，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该种组织带给求业者的利益是暂时的、狭隘的。在大连市众多的社区公共服务社之中，一部分服务社以市场价值为组织纽带，表现出一种市场主义的倾向，如桂林社区公共服务社、南沙社区服务社，一开始就以市场项目的性质来组织社员的活动，表现出有市场就有服务社的活动，无市场项目就没有服务社的活动。

高整合—高链结（发展范式）。贫困社群要获得发展结果，就要把整合和链结协调在一起。强大的社群内部联系，或高层次的整合，将会非常有利于某些链结措施对它的补充。洛杉矶韩国人社区和旧金山华人社区的快速而持续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高整合与高链结给社会成员带来了发展必需的社会机会。对于贫困社群的发展而言，加强社群内的整合的最初受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让路于广阔的超社群链结，但二者必须协调而进，因为某个纬度过多过少都会削弱经济进步的基础，这对于那些试图建立小团体为核心来减轻贫困的社会来说，如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社区扶贫济计划、农业和环境治理规划等，更是如此。

内部高度整合，形成求业者需要的共同文化和生活空间，并与外部所有相关利益和制度安排相链接，给求业者提供再就业所必需的学习和机会资源。本研究认为，该类组织是发展社区服务组织的理想范式。在大连市的社区公共服务社之中，工人村社区公共服务社、山中社区公共服务社表现出类似特点。工人村社区公共服务社经过三年的发展，内部社员交流活跃，志愿组合成家政服务分社、废品再造分社、无水洗车服务分社、老人服务分社等内部自组织。在每个分社之中，成员民主议事、资源共享，以拓展生活空间和争取经济资源。山中社区公共服务社也在内部整合了7个小组，社员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兴趣自愿参加相应小组的活动。这两个社区公共服务社都与社区内主要组织，包括政府办事处、各种经济服务组织、企业组织、居民建立了很好的链接关系，特别是得到了政府和主流社会关于促进就业等方面政策的制度性资源安排。社区政府和劳动就业服务组织给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发展提供了包括房产、资金和项目，以及劳动岗位在内的服务。社区公共服务社为社员提供了内部和外部双向的发展网络。

 

社区公共服务组织对发现再就业困难群体身份重建机制的贡献验证了武考克称为“自下而上”的发展范式。在微观层面，包括个人、家庭、团体和社群，以及官僚机构的基层部门的发展，可以通过共同的邻居、民族、家庭和社群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实现，其中整合本身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个人之间的整合产生了新的社会资本，能够给参加者相互提供一定的服务和资源，包括一定时期之后产生的相互信任。同时，考察社区公共服务社如何通过与这些组织相互间的连续作用，不断发展和日益完善自己的议事和决策程序，逐步积累共有的知识创建并改进共事的环境，以不断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的过程，就可以发现，社区公共服务社正在形成与社区其它社会机构的一种相互关系体系，而且这种关系体系能够产生一种关系权力（Saunder.H.H,1998）。[31]正是这种关系权力能够帮助组成社区公共服务社的贫困群体借此达到他们向往的合理目标。这种分析方式不仅可以对目前为下岗失业者服务的各种社区就业、保障服务组织效率低下给出解释，而且可以克服制度研究、产业投资研究和再就业者人力资本和下岗就业者的需求不能相互整合的弊端，从而为寻求再就业者构建一个内部高度整合、外部高度链接，能够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并且能够实现身份重建的新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