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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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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草当年有余香

(2008-01-18 2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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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随想随写

主人泡茶,总爱抢着自己往杯子里放茶叶,就为沾点清茗香气。这个习惯,是在茅山东边的薛埠镇养成的,十七、八年了。

91年春节刚过,镇里的阮水林书记就找我谈话,说是党委决定,让我把镇茶叶公司的担子兼起来。

公司的老人们嘴上不说什么,背地里嘀咕:“弄个团委书记小鬼头来做一把手,还是兼兼的,茶叶公司早晚要亏得不认识家”。他们担忧的理由,是我一不懂种茶树、二不懂管茶田,三不晓得怎么销茶叶。

当时,薛埠镇的茶叶公司在金坛西部山区各乡镇中,规模是最大的,在全常州那时产茶的建制镇里也排在前头:从方山到茅山东麓,遍布着全镇14个村茶场、一个镇茶场,还有一家茶叶精制厂。七千亩茶园、年产八千担干毛茶(干毛茶:各类高中低档成品茶。这么多茶叶销到哪里去?想想都怕。

另说每年春秋两季,蜂拥而来的外地采茶民工,全镇统共不下七八千人,中间那么多许多红眉毛绿眼睛的猴子老虎,怎么管理?他们对我没信心,我自己心里更没底。

怕归怕,赶鸭上就上了架。

乘着离清明头道茶的采摘还有一段时间,我依葫芦画瓢,按前任的惯例,先熟悉全镇的茶田管理,让副经理杨生荣陪着我骑着自行车整天在各村的山头转悠,转完了本镇所有茶田,又到周边的方麓、茅麓两个国营茶场看看,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花样经”:茶树都长的高矮差不多、颜色差不多,根本看不出中间有什么好坏差别。

忽然想起,隔壁还有竹矿的茶场。那是劳改队的茶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沟系齐整得像用尺划的,枝杈打理得那么圆溜,比城里马路上的冬青球还精神,垄埂的宽度、高度几乎没有丝毫差距……再外行的人,都要竖大拇指。这哪里是弄茶田啊,活计做得堪比绣花!老杨告诉我,这样弄出来的茶田,并非“花样文章”,好看不好看无所谓,最要紧的是透气、光照足、吸水方便、肥力饱,所以茶叶质量好,产量也高。

回家就把14个村茶场的场长请到这里来:“从明天开始,10天时间,各村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底下马上开了锅:年纪不大,手条子蛮辣,把我们当劳改犯玩了……七嘴八舌在议论,横竖不爽快答应。

没办法,只好玩狠的:不完成任务的村,今年的茶用尿素一律不供应。(那时候,部分农资还须凭“计划”)果真,这句话起作用的很,一个个马上回村赶进度去了。事实是:当年产量近万担,是历史最高年份。

产量高了,烦恼来了。怎么销?当时胆子大,不懂大行大市的规矩。就由着感觉自己做主:

明前茶,产量少,就高定价。那年头,我就敢定出五、六百元一斤的高价茶。我的想法是:敢买明前茶的,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主顾,能够喝上早茶,是身份的象征。喝的是茶,其实是面子。你要面子我要利润,各不相碍,我不敲你大户我敲谁?

但到了谷雨过后,茶叶大量上市,我就全区域最低价。那种节令,茶叶三天前是宝,三天后也许都不如草。不赶紧把货销出去,压不起这个仓。

销售策略很见效,整个1991年的春天,天天看着各村茶场的会计数钱,心里喜孜孜的。但是在市里多种经营管理局的行业会上,我被狠狠批了一通:“不顾大局,扰乱市场价格……”同行们都牙齿咬得紧紧的,对我恨得要死。我只管自己心里偷着乐。

处罚是:减少薛埠镇当年秋茶用肥计划五百吨。秋肥?我想混到秋天再说。

其实,春天刚过,我就又动起了夏茶、秋茶的主意。 

一季春茶结束,山里人盼了好几年的茶叶市场,建设资金就已经基本有了着落。把全镇库存的高中低档茶作了个盘点,打起包袱去了北方。

先想方设法找到一本全国化肥行业年会的通讯录,一为把被处罚的尿素计划补回来,二也顺便看看能否把库存销掉点。那年的春夏之季,北方几个省份的大小化肥厂被我扫荡了八九不离十。跑了许多空门,也摸出一些门道:化肥行业是高危高污染高体力消耗的行业,这些工厂都有发夏季、秋季保健福利茶的习惯,但他们一直饮用福建广东的花茶,并不熟悉江南的绿茶。就在通讯录上摸,看哪些企业的厂长书记是江南人,终于打通了北京通县化肥厂、山东平度化肥厂、鲁南化工集团等几个大化肥企业“关节”,一试喝,效调不错。结果是:当年签下的合同,本镇根本供不足,只好到邻镇调拨他们的库存,把那些本来恨我的同行们高兴得直跳。

更让人高兴的是,在北京通县化肥厂,焦守成老总提出了“以茶换尿素”的方案:几车皮江南的茶叶北上,几车皮的尿素南下。被“处罚”掉的五百吨尿素计划,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弥补。不仅如此,茶叶和化肥之间因为价格差而多出来好多尿素,被兄弟茶场抢得一干而净(当然,中间我们也没少发“肥”财)。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年轻,什么都不怕,什么人都敢去打交道。金坛的老前辈俞照先生,时任金坛体改委主任,他跟当时的江苏省委副书记孙家正(后来先后任国家广电部长、文化部长)是文革前的南大同学,俞老还是孙家正的入团介绍人。我请俞主任跟他写了张条子,竟然孙家正就真的在他办公室很客气地接待了我。

俞主任是文人,条子上也不好意思明说想请孙书记帮着销茶叶,只跟他讲是茅山老区的团委书记到南京办事,随便带几斤茶叶看看老同学云云。恰巧孙分管群团口,就随口跟我搭讪起来“现在农村团工作怎么做啊?”“怎么做撒,团工作必须要有活力,有实力才有活力,有实体才有实力,所以我们办了个茶叶公司,现在销售有困难,想请你帮忙……”我也忘记面前坐的是“大官”了,一口气把自己在车上编排好的话全部倒了出来。说的时候,脑袋里暗示自己:不要怕他,他跟我身边那些村支书差不多模样。心里说不怕,实际上,腿肚子可能也有点打颤。几句话把眼前这个矮小壮实的汉子说乐了:好好好,帮忙帮忙,一定帮忙。拿起电话就叫秘书,吩咐让他分管的群团口都进点我的茶叶,他曾经担任过徐州市委书记,还让秘书给徐州几个大厂打打招呼。人家一个省委副书记,好象都没有我后来接触的那些县委书记甚至乡镇书记的架势大,平和的很。

跟采茶的外地民工打交道,也并没有开始想象得那么可怕。安徽的勤快,四川的幽默,湖北的利索,各地民工的个性特点各不相同。但你只要以诚相待,他们都会很实在地本份劳动。毕竟都是干的苦力活,出来打工不容易。他们看我从来不恶声恶气跟他们讲话,大都愿意跟我在茶田里唠叨。

我跟他们一起在茶梗上吃工间饭时,那些结了婚的女工野得很,直接就用风风火火的荤话撩拨我,有的干脆就用肢体语言吓唬我。那时候年轻,经不住,就赶紧溜。但只要副经理老杨板着脸一出现,个个都不敢忮声了。老杨总提醒我:做干部的,要叫他们怕你,就不能跟他们嘻嘻哈哈的。我总也不反驳,照样跟采茶工们热乎。我不想装模做样扮“干部”,我更不想要他们怕。

一晃就马上20年了,我还是怀念那段日子。

因为回忆,给自己添了许多温暖,这么冷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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