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崔东汇农村题材的散文作品

 

峻 毅

   

    人生是一种缘分，生长在江南的我，一点也没想到人到中年，又结交了河北邯郸的散文三剑客，他们的文品和人品不只是吸引着我，更是让敬重。他们每个人对于我来说，都像是一座山，等待着我去攀登去探索。我先是解读了师兄王克楠的作品，接着就把全副精力用在解读桑麻和崔东汇的作品上。

    崔东汇，这个来自燕赵黄土地的作家，现实生活中极为风趣幽默，这是我在“河北长寿村山水文化研讨笔会”上感觉最深的一个真实的场景。他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文化博识，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我去解读他。当我进入了他文字里的那些真实而感人的生活场面时，处处都能感到具有强烈的在场感。阅读他的散文，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泪溢眼眶……

    我是从《走在乡间小路上》认真崔东汇的，这个作品发表在《散文百家》2004年5月，当时由著名评论家王聚敏为他专门写了导读。在此之前，我已读过他的过不少作品，初步了解他的专业是写新闻的，他对自己本职的新闻工作是兢兢业业，曾获得他所在城市的“十大名记者”之称。我一直认为新闻记者这个岗位是培养作家的好学校，我也见证了不少优秀作家曾经确是以新闻报道为职业的，国外的海明威和香港的金庸就是例子，记者的敏感和新闻报道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对于世界的解读更加准确，也不作为奇了。

    一般地说，把一个人经历和一个人作品牵扯到一起来解说似乎是蹩脚的，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感觉散文不同别的文体，散文是一个人心灵的历史，生活经历能强烈地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所以我不得不简单地了解一下崔东汇的生活经历——1963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邯郸师专中文系。曾任教师，担任县、乡机关办事员，现供职于邯郸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2002年出版散文集《声音沧桑》。自2003年，先后在《散文》、《美文》、《散文百家》、《中华散文》、《散文家》等发表作品多篇，并入选各种年选，其中《黄河影子里的生灵》为“2004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作品”。我从他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存在决定精神和生活文采。“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一定位，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也决定了他基本上以写农民为主的写作走向。

   

    他从《走在乡间小路上》走到农村知识分子精神的深层

    今年以来，我写散文评论的数量要超过我写散文的数量，有朋友提醒我，写评论时尽量不要链接作者的生活经历，不要写人，要从作品到作品，要只见作品不见人。可是我觉得这只是写评论的“常规”，也是我以前的风格，但并非人人适用。我解读崔东汇散文，还是要写到他的生活经历，因为他的成名作《走在乡间小路上》正是写他姥爷的生活态度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我知道，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对于素材的态度，崔东汇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他出生在河北南部一个贫穷的小村，母亲常年有病，姐妹们多，家里生活的贫苦可想而知。我听他的朋友介绍，他小时很少穿像样的衣服，吃饭还是饿一餐，饱一口的。求学的道路更是十分艰难，因此，他对于农村生活是相对的了解，其程度已经不能用“熟悉”来表达了，其实早已经在他的骨髓里，与其生命共存了。他就是在这样苦难的现场中成长的，就像当年赵树理先生写乡村而熟悉乡村一样，他真的可以说是在农村这所大学校的油锅里煎熬之后才动笔作文的。也就是说，在崔东汇他的脑海里，已经“先天”地有了好多农村人物群像了，只需要他抽丝一般把它抽出来就可以的了。所以他的文字，字字句句都是有根有底，力透纸背的。

    他写《走在乡间小路上》，一下子就在《散文百家》发了头条，这并不是偶然的，我倒认为是必然的。这一作品从内容上看，写的是他亲姥爷；从艺术手法上看，确是出笔不凡，具有一种狂放的气质，令人刮目相看。他在文章开头就一下子把他的姥爷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做了对比，“其时，在同样风雨如晦的中国北方，同样是瘦高个儿的一个年轻人，也如年轻的毛泽东一样行囊里装着一腔壮志雄心勃勃地走在乡间小路上，这年轻人后来成了我姥爷。”天地之别的对比，烘托出他姥爷的形象，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阅读弦。我万分感叹，在崔东汇之前之后，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大胆气魄地对比。由此可见，崔东汇的艺术思维是有自己最大程度的宽阔，真的是一般作者难以比拟的。

    崔东汇知道这样的对比是“荒唐的”，于是，他迂回的语言就调用了幽默和调侃，他写到“铁了心要砸烂旧世界的毛泽东，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乡间小路，成了照耀新中国的红太阳，而软弱的姥爷却一辈子在乡间小路上奔波徘徊，成了不折不扣的向阳花。”崔东汇写姥爷不是目的，其中夹杂着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讽喻，他写到“可参加工作后，看到同辈们因为祖辈父辈的阳光雨露一个个茁壮成长，自己却干巴巴原地发蔫，就常常想起姥爷曾经叙述过的这段往事，就有些恨姥爷的父亲。否则，姥爷别说与毛泽东一样成为滋润万物的红太阳，就是成为星星月亮也能让我以名人之后的身份跟着沾光发亮。因为在我所有亲友中，姥爷是唯一有可能成为给我阳光雨露的人，可姥爷没有让我这份虚伪幻想成真。”这看似在叙说故事，而实质却是把中国官员本位的社会现实揭露了。

    他的姥爷与毛泽东同岁。读过几年私塾。常常以读书人自居，整日捧着《诗经》、《论语》在乡间小路上边走边诵。他姥爷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小知识分子，“这身行头都没变过，就像咸亨酒店里特立独行的孔乙己，是十里八乡的一景。他走路极快，两腿高频幅地撩着长袍的下摆，两脚踢踏出的尘土在身后轻轻飞扬，总是急匆匆有重要事需他处理一样。在这点上远没有毛泽东沉稳的大将风度。”崔东汇看似不吝啬语言，把姥爷的形象进行了描写，其实本就是在创造人物散文的一种写法。姥爷是一个极为有性格的老人，“而姥爷从不这样，如有人问他年岁，他就如实相告，当对方算出他的出生年代时，惊喜地说：‘呀，你与毛主席同岁哩！’姥爷则淡然相对：‘人家是伟大领袖，我是平民百姓，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日而语。’姥爷的神情绝没有对方想象的一脸幸福状。”

    对于现实的讽喻，是崔东汇作文的一大特点，他对于中国的封建传统，对于愚昧的政治运动，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他表达的方式不是举起匕首投枪，而是采取了略为温和的方式，比如他对于写领袖的无限崇拜的荒唐性，自己没有直接去针砭现实，而是这样写道“那时，悬挂领袖像已成为表忠心的一种方式，可姥爷住的东屋冲门挂的却是一幅‘关公读《春秋》’，那画黑乎乎的，一直伴姥爷到老。后来此画不知去向，要是现在拿到古玩市场去卖，价钱肯定不会低于《毛主席去安源》。”这样的对比会让人苦笑，这样的苦笑的幽默比直接针砭显示也许更加有力量的。即使是对于人情世故的解读，也是令人感到充满了讽喻色彩“所以我推断，即使姥爷当年走出了乡间小又说回来，即使他当年真的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子跑到了台湾，今天重返故土依然是威风八面，许多类似的人都成了统战部门的贵客，如此同样能让后人沾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只是时间迟些罢了。”

   

    对于乡村知识青年心理的卓越刻画

    对于历史状态的叙述，崔东汇的散文是以实在的叙述为主，但是他的叙述和一般的作者不同，他的叙述是一种对于历史状态的叙述。《走在乡间小路上》是他对农村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叙述，2004年他发表的另一个重要作品《柳树一样活着》，也是对于他的乡村众生相的描写，不同的是《柳树一样活着》写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把笔触触及到他的同学——一群新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他的姥爷是老一代的农村知识分子，而他和他的同学则是新一代农村知识分子，这两代农村知识分子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直白点说，现在的这一代比老一代更加迫切地想逃离黄土地对于他们的束缚，极力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更加有原生态的力量和欲望。“我们没有五十年代人生逢社会和人心相对的纯净以及后来推荐上大学的侥幸，没有七十年代人那样赶上生活多样化的选择自由和高考扩招的宽松。我们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在初春里蠢蠢欲动而又不时遭受春寒侵袭。”

    当时的农村年轻人（甚至包括现时的大多数），要改变自己的农民地位，只有一条路——考学，只有上学，才能获得城市户口，才能真正成为市民的一员，才能脱离农村生活，才能让乡亲们刮目相看！因此，这一代年轻人就像《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儒生一样，近乎痴醉一般地学习，学习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个人的思想启蒙，而是很实在的功利要求——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于是，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氛围是“那会儿即使考上了中专，也足以让十里八乡的眼珠子瞪出来，要是能考上大本大专，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就是柳树上结了仙人果。哪像现在，过了七月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硕士博士满街乱碰头。所以我们对独木桥爱得如痴如醉，又恨得咬牙切齿。在我们眼里，这独木桥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由之路。”虽然是改变农民的身份是直接目的，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也有着成为名家期望，“应该说，我们这一拨人是拽着理想主义的尾巴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与那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生机的年代一样，我们每个人既有转户口求工作的急功近利，也有胸怀世界的理想，都觉得自己将来不是鲁迅郭沫若，就是华罗庚陈景润。所以学习累了，我们就躺在宿舍大炕上望着屋顶的檩梁椽木，心里默默设计着自己将来在社会上的支撑作用。”

    读崔东汇的散文，读者会被他叙述的典型生活场景牵着走，往往会忽略他的刻意点却是“中心象征意象”，象征物在散文里的作用——在崔东汇的散文里有用象征物来贯穿全文的作用，在《走在乡间小路上》里用的是贯穿前后的意象是——乡村小道；在《柳树一样活着》里，贯穿前后的意象是——柳树，柳树是北方乡村常见的树木，是极为平凡的，在田间地头都有的，但她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只要有点水就可以生长，正如在乡村长大的那些孩子们，并没有经过父母的娇生惯养，但是他们仍然长的结实，经的起摔打。因此，在《柳树一样活着》里，柳树的意象是一直存在着的，开头就是“你知道柳树，未必就知道像柳树一样的人。”然后“此时正是1980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秋风把我吹进了城市，而柳树却丝纹未动。从此，我在这头（城市），柳树在那头（乡村）。”

    在描述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时，崔东汇的笔下“城市出生的同龄人不属于柳树种类，他们是非农业户口，虽然与土地没有直接的联系，却有相对优越的生存土壤。我一直这样认为。我们当然不甘心如柳树一样一辈子任凭风吹雨打，我们也向往生存土壤的肥沃。”甚至，父亲对于自己的成长，用的也是柳树的“生长经”，“所以我考上学后，父亲就长长松了一口气，总是自豪地向别人炫耀：好树不用砍，好人不用管，你看俺家二小子，我就没管过他。那套无为而治的柳树经成了父亲多年的谈资。”在城市一直受挫折以后，他这样来写农村知识分子的处境“改变不了自己命运，就要改变自己性格，我们像柳树一样努力适应着上苍的安排。”

    然而，农民就是农民，农民的这个称谓已经刻到了这些年轻人的骨头里，让他们感到自卑，即使是取得了城市户口的农村人，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内心的那种自卑。“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乡下人被一张‘城市人’的金纸包裹着，外表灿烂光亮，内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虽然“一代又一代乡下人从田野走向城市，用柳树的纯朴延续着城市的历史。一茬又一茬的柳树用自己的韧性丰富着城市的风景和人们的情感，折柳惜别、烟柳传情、柳丝寄意——柳树是城市最古老的意象之一。”“那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腔豪情还在胸中澎湃，见了面总是相互鼓励，认为自己同样是城市八九点钟的太阳。然而，秃发耗尽了脑汁，皱纹沧桑了心理，短短十多年后，当年的相互鼓励竟变成了杯盏交错的相互安慰，渐渐学会了用酒精来抚平心中的沟壑。”“是啊，我们这些当初拼命跳出农门的乡下人，哪一个没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哪一个身后没有光宗耀祖殷殷期盼的目光？正是这刻骨铭心的责任感使我们游移在城乡之间，承受着双倍的压力。”文章的结尾而大彻大“后来我想，柳树退守乡野，并不能说明城市的冷漠无情，真正的悲哀在于柳树生不逢时的大众化和生存土壤的人为荒漠，正如我们这一拨挣扎在城市的乡下人，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以人物的命运来稀释心中的块垒。在崔东汇的散文里很少有专门的风景描写，他习惯于用人物的命运来稀释心中的块垒。如在《柳树一样活着》他写了三个命运不同的人物，同学S是做了小官，而又自卑不已的，“那顿饭是那秘书同学埋单，一个经他牵线升迁的官人在隔壁雅间设宴答谢，不用他掏腰包。饭毕，他豪爽地说：走，上四楼，新来的俄罗斯小姐，全套服务。我明白这‘全套’的意思，便借故避开，身后饭店门口的霓虹灯闪着凄迷暧昧的光。”故意摆阔气更加显示了内心的虚弱。张庆雨是一个悲剧典型“性格内向的张庆雨在家庭和婚姻重压下，精神出现了问题。当我再见到他时，他憔悴不堪地在精神病院呆若木鸡，身边是年迈的父母。他一个劲儿向我打听市场上钢筋水泥的价格，说要回家盖一座四层大楼，父母住一层，他和俩弟弟各住一层。我知道他是妄语，他现在也没这个能力，可那出自内心深处的责任感让我几乎落泪。”女同学王静花“就在她拉开坤包找东西记录我的通讯地址时，我看到了几个粉红色的安全套在坦然地向外张望，我断定这就是她干活的工具。她凄然一笑，略带羞涩地把安全套压在卫生纸的下边。那个本子密密麻麻记着名字和号码，我仿佛看到了一张张充满淫欲的脸。我想象不出灯红酒绿中那曾经高傲的脸是一种什么神情。”

   

    对于农村众生灵的哭啼血解读

    我在这里借用“对于农村众生灵的哭啼血解读”的描述，用在写崔东汇解读上，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在我阅读农村题材的作品里，大部分作者喜欢把农村写成一个天堂一样的地方，写成“精神的家园”。而在崔东汇的笔下，乡村就是乡村，他要恢复乡村的本来面貌，也是说写出真正的原生态的乡村，他的《黄河影子里的生灵》，是他对乡村生活贫苦无序的那一面做了集中的阐释。

    《三姐》是崔东汇的散文写人物的代表作之一，发表在《散文》2006年第九期上，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在文章里开头开门见山就说“命运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我真的没有想到，一向开朗的三姐会成为精神病患者。”他在《三姐》中刻画了一个命运悲惨的农村的三姐，他的笔触就再也幽默不起来了，就开始用白描的叙述来写他的三姐和三姐的命运了。他写到“我师专毕业回县里工作，虽然与三姐相距并不算远，但由于各自忙于生计，姐弟除了过年过节匆匆说几句话外，来往并不密切。我曾对她说有困难来找我，可三姐从未向我张过嘴，尽管她的日子过的并不轻松。每次我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点接济她时，她总是婉言拒绝：你刚出道，比我用钱的地方多。”语感很近生活，很亲切。三姐是乡村中生活中受磨难而无法战胜磨难的典型，她和姐夫俩人是弱者，是没有信心去拼搏的“后来才知道，由于多次挫折，一向要强的三姐和丈夫都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情绪，两个人性格都发生了变化，这自卑在心里压抑发酵，进而精神的堤坝崩溃。二人整天疑神疑鬼，闭门不出，家务和责任田都由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承担。经济入不敷出，生活困难重重，所有亲友都借了个遍，而在乡下的亲友们都不太富裕，救急不救穷，亲友们对三姐两口子都产生了反感。所以三姐一次次到市里来找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三姐》中，崔东汇自己的忏悔意识到达了一个极致“虽然多年滋生的虚伪心理和诸多的无奈，使我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这个肮脏的乡下人就是我的亲姐。可三姐的反问还是撞击了我几欲麻木的心扉，漂浮起的良知浪花冲刷了我的虚伪和寡情。”这是在有了城市人对于乡村人的厌恶的时候忏悔的。还有“初始，我对自己的言而无果感到内疚，可随着自己名利心的跌宕起伏，亲情的土壤也渐渐在内心板结，对三姐的承诺也就心安理得地放在后脑勺了。”这是对三姐感情淡化以后的忏悔。“我之所以在文中不称三姐的丈夫为姐夫，是觉得那个男人对不起三姐。可扪心自问：我对得起三姐吗？如果五天前我不强行把她送走，找个地方把她安顿下来，她也许会避免遭此厄运。其实这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可我没有做到。”这是对已过亡的三姐而忏悔。

    无可争议的农民情结，在《非物理距离》（发表在《美文》2005年第7期）中有很好的展示，集中地表达了他的农民情结。他是农民的儿子，曾挖空心思地想离开黄土地，他讨厌黄土地的贫穷，总是认为城市里有他的天堂。但是，作为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城市的态度有一个从希望到失望的变化，很大的变化，城市里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纯洁，到处充满了丑恶、黑暗、无奈现象比乡村还要过头，尤其是有了“下岗职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以后，他就对城市生活更加失望，他就开始用温情的眼光回过头看乡村，看他哺育自己成长的乡村时，心里自然充满了温情。在《非物理距离》里，有他的小伙伴庆申，还有他的二叔等，他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他们的心是善良的……

    崔东汇的农民情结，还在于对出生在乡村，并和他一起奋斗过的伙伴们命运的关注和刻画。凡是真正的作家，都是有大爱之心，他不仅仅是写自己的生活道路，而是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关注并描写刻画和自己有一样遭遇的农民子弟身上。他笔下有无数他们的身影，不管是幸福的，还是忧伤的，都有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他的文章里，命运一片阳光的同学比较少，大部分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挫折。《天堂的距离》写的就是一群在乡村里一起长大的同学，女同学李君，男同学张庆雨，还有三个李和顺、史分粮、杨宝玉同学已进天堂，他们都是因为正常和非正常的原因，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简陋的校园里，我们曾一起挥汗脱坯修盖厕所垒砌院墙、在操场上疯跑打闹、在油灯下孜孜苦读、在大杨树下畅谈理想……那一幕幕恍若昨日，至今还在我脑子里鲜活，现在却已是生死两茫茫了。人到中年万事休，箴言竟变成了恶毒的诅咒。”

    崔东汇常常用温暖的笔调来写生命的苦难。他的散文很少写喜剧，甚至写美景也很少。我曾问过他的好友王克楠，他告诉我，老崔去峨眉山旅游了七天，回来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写，并不是峨眉山不美，而是他心中想表达的“最集中的东西”并不是他愿望中的美好。人们享受美好是容易的，但是能正确对待苦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到鲁迅先生为了使自己的笔墨有充足的力量，为了自己更加充分地表达沉重和苦难，也是一生没有写过旅游文字。崔东汇是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的轻松，再说得直点，崔东汇是写苦难的高手，他写苦难不是为了重复苦难，而是希望通过叙述，让读者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他讽刺一些小人物的缺点，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他笔下大多是小人物，是老百姓，因为他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讽喻，有时甚至是讥笑他们一下，也是带着一种深深的爱，他的内心充满了爱。由于他是新闻人，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保持着血肉相联的联系，所以写起生活中的林林总总，总是如鱼得水。

   

    对于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贴心关注

    崔东汇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亲戚朋友自然也是农民占多数，且故他对农民生活出自天性的关注态度。他用了很大的精力研究农村，探索中国农民的生存道路，对农民有着血融于水的感情，对乡村充满着忧虑和担心。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作家，他的笔一直关注广大乡村，看着乡村发生的变化，当他看到乡村从沉重的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他高兴；他看到因为解放了体力劳动，有一部分农民因此而变得懒惰，他担心。他关注着农民的实际生活，也关心着农民的精神走向，因为我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啊，没有农民的劳动，就没有稳固的工业发展。

    他关心农民的生活，更多的是关注普通农民的生活，注意那些大大小小的农村干部。他的《零乱的脚步》（发表在《散文家》2005年第3期），就是把目光凝聚在乡村，对乡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正面揭示。文中有乡长，村长，支书等乡村干部的活动，好多社会矛盾在那里淋漓尽致地展开。崔东汇并不隐瞒社会矛盾，对于农村现实矛盾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写，“这烟雾是庄稼丰收后的副产品。每年的中秋节前后，它带着丰收的满足和农民式的恶作剧，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肆无意忌惮地在大街小巷乱窜。月明中秋赏心乐事的城市，被烟雾制造出一个令人生厌的瑶池仙景。门窗紧闭，足不出户，交通事故频发，呼吸道病人增多。进而，这些人为的捉弄又转化为市民对政府机关的抨击和责骂。一个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却成了令官员们头疼的问题”乡长虽然是乡长，也是有着自己的生活的辛酸，“何乡长到母亲的床前坐了一会儿，询问了母亲的饮食，屋里满是刺鼻的味道，妻子一脸憔悴。刚走出家门，他妻子追了出来，要钱给老人买药。何乡长翻翻口袋，一共找出二百七十多元，忙把司机喊来：‘借你二百，发了工资还你。’司机笑了：‘还提工资，都三个月没见工资面了，这是我昨天晚上打麻将赢的。’”因为他写的是活生生的世象人物，总是少不了对话，因此，精彩的对话就构成了他散文流动的曲线之一，那是动力，听着人物的对话，就知道了散文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火候了。

    以上是现实生活中的农民生活图像。历史是现实的昨天，他的笔触常接触到昨天，“高考前后一段时间我几乎与麦子绝缘，病入膏肓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后交给了医院，这年春节我连一顿饺子也没吃上，伴我高考冲刺的是玉米面饼子稀粥萝卜咸菜，所有的营养都在高考后的幻想之中。”很结实的细节刻画“直到考上师专，我才知道手中焦黄松软的家伙就是面包，比瓷实憨厚的馒头富有弹性。那时，城市长大的同学似乎早熟，搞对象、穿喇叭裤、留长发，总是前卫潮流，像面包一样富有弹性活力。而我们这些农村长大的男生像憨头憨脑的馒头，有贼心没贼胆，只有羡慕的份。”把农村孩子对于面包的惊讶刻画得十分到位了。

    《有许多爱不能重来》（发表在《中华散文》2005年第2期），整个都是对于农村人物的生活素描，描写七爷的时候，“有人打趣说，老七家人身上的兜子最多，随便撕开一个补丁就可以放东西。七爷儿子大臭去买铅笔，到了供销社却忘了把钱塞在身上那个补丁里了，急得直哭。”由于他有一段没成功的爱情，所以就有这个细节，“我父亲心不在蔫地摆弄着烟锅，不时当当在桌腿上敲几下，以示不满。七爷视而不见，伸着脖子像鸭子一样捕捉着每一个情节，干瘪的嘴唇不时嚅动，似乎在咀嚼那乏味的爱情泡沫。电视剧以男女分手而结束，七爷有些神情黯然地呆坐着，直到七爷奶奶过来喊他回家吃饭，他才猛地一愣，有些恼怒地吼道：‘你猛叫啥，知道了。’”

    对于农村里的爱情，他是这样归纳的“这段亚黄色经历，使我对孟子‘食色性也’的人性判断感触至深。即使在最荒凉的年代最贫瘠的地方，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始终是鲜活的，只是表现方式有所差异。”在《有许多爱不能重来》里，有这样写两个一辈子不和谐的老人，老了却和谐了，“七奶奶瘫痪后知道自己的病治好的可能性不大，稍贵重一点的药都不让买，怕花钱。到最后连含糊不清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要东西都是用手指。临咽气前两天，七奶奶手指炕上的木柜，七爷以为她想着有存放在柜里的寿衣，结果不是，七奶奶要拿蓝布棉袄，秋天还不冷拿棉袄干啥？七爷纳闷。七奶奶指着棉袄胳膊上的一块补丁让七爷撕开，里边缝着她生病前攒下的四百六十块钱，七奶奶指指自己又指指七爷，意思是：我活不多久了，这钱你留着花吧！”

   

    在《三姐》中写到三姐送给了小姨后的父母的情态，“作为交换和安抚，姥爷从小姨家背来了半布袋高粱。娘看见高粱再次昏厥在炕上，一向坚强的爹一脚踹倒高粱布袋，泪流满面地在村外雪地蹲了半夜。多年后回忆起这心酸的一幕，哥仍眼圈发红，对我说：咱家本来就穷，又添了你，稍有一点办法，咱爹咱娘也舍不得把双兰送人。三姐叫双兰。”这个“一脚”并不是细节，但读来却让我感动不易。在《三姐》中写三姐给他五元钱，“临上车，三姐塞给我五块钱。我知道这是三姐的血汗钱，坚辞不受。三姐生气地说：你看不起三姐是不？等你以后条件好了再还我。车如一片枯叶绝尘而去，消瘦单薄的三姐在我的回望中渐远渐小，红围巾扎眼地牵着我的视线。我在心里为三姐祝福。”这五元钱的细节里有浓浓的亲情，再次感动得让我泪水溢出了眼眶。

    细事构成了散文最有机的组成部分，崔东汇的散文叙述，绝没有像小说家用细节来刻画人物而推进情节，而是用细事来交代进程的，“王静花在夏天可以每天举着一根冰棍斜靠在门框上优雅地享受，羡慕得我们口干舌燥浑身冒汗。可我们不敢，因为五分钱几乎是我们两顿饭的菜票。所以，在可望不可及中，那熠熠闪光的檩梁椽木在我们眼里就成了面目狰狞的骷髅架，屋顶上片片蓝瓦也成了禁锢我们青春冲动的稠密的鳞甲。”读到这里，对于这些农村青年在城市学校里尴尬就栩栩如生了。

   

    在“小说化的散文”上做出的有意义的探索

    崔东汇无意把散文写的像小说，但是因为他散文里写到人物时候比较多，虽然不事刻画，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所以有的评论家就容易把他的散文列入小说行列。比如他在《走在乡间小路上》中，他刻画人物，不是用细节，而是用氛围来刻画，用哲理性的语言来刻画，把姥爷的形象烘托得栩栩如生，我认为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创造。如“那时我母亲已病重在床。姥爷白天来时提着用玻璃瓶自制的灯笼，加上他一身不合时宜的长袍瓜皮帽，很滑稽，不知内情的人都认为他精神有毛病。他每天来后坐在我母亲一侧，默默吸着旱烟，有时劝导我母亲几句，暮色四合时我提着那昏暗的灯笼把他送走。”一条小路和氛围，是刻画他的姥爷的重要线索，这个在乡间小路不停地走着的老人，是用自己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在“贯彻自己的意志”，虽然他是不幸的，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去世了，但是他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外孙——崔东汇，一个在当代文坛有自己成绩的作家。“所以，我漂泊在城市的喧闹中，家乡的那条小路就漂泊在我牵念中。有时我认为自己成了彻头彻尾的城市人，早已走出了那条乡间小路，可不曾想那条小路又尾随我走进了城市。”

    崔东汇的散文，说像小说却真的不是小说，而是一个“片段”，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生活面。我想到了前几年在河北盛行的“三驾马车”中的何申先生，他就是一个写农村矛盾的专家，不过崔东汇和他的区别在于，一个用是小说这个重武器，一个是用散文这个轻装备，这一轻装备却是不可小看的，能把乡村生活中涉及到农民实际利益的矛盾全点了出来。当然崔东汇的笔触也不仅仅是在乡村，他还把辛辣的笔触涉及到城市，涉及到城市里呼风唤雨的另一个阶层。他正面写城市官员的不多，但是他对于城市边缘的灰色人物的心态，抓得很准确，比如他写的《圈子》（发表在《散文》2006第12期），就是通过抒写一个城市的畸形儿路二林的特异生活，来揭示现代城市生活里荒诞的那一面，通过在新闻界忽悠不止的人物来点播这个城市的荒诞本质。崔东汇不是哲学家，他在散文里很少直接论述什么大道理，但是他的笔触却总是透过现象看到了生活的本质，让读者通过阅读他的散文也接触到生活的本质。他没有刻意地去写路二林，但路二林这个人物却是鲜活的，因为他代表了那类游戏人生而又让环境欺骗的。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的内在原因。因此，读他的散文常常可以增加很多对于社会生活的认知，有的朋友说，崔东汇描写的许多生活场景他们都是知道的，只不过是他们没能写出来，这就是有才华的作家和一般作者的区别，他写的就是大家天天可以看见，而偏偏无法写出来的东西。

    成熟周密的结构在崔东汇的散文里到处都是，他对于结构的把握是成功的，更是自觉的。经过了长时间构思以后，差不多每一个作品都用一个“独特”的结构来展开的，他做到了不雷同的新创作。比如在《乡间下路》是一气呵成，没有做过多的分节，恐怕作品断气；而在《柳树一样活着》，虽然形式上没有断开，但是通过阅读作品，可以明显的感到他是按照不同的人物命运来展开叙述的。《有许多爱不能重来》是按照四个人物的命运分成了两个小节来展开的。《三姐》的分节是用数字来分开的，用的是“小段式”。这个“小段式”的作用是空间大，小节之间可以在时空上加大跨度的。

   

    具有含而不露的冷幽默风格

    含而不露的幽默风格在崔东汇文体上是很明显的。他在语言上是幽默的，在素材上是追求“有趣味”的，他在《有许多爱不能重来》里刻画的二驴，“二驴不是驴，是人。对于二驴的官名，连我父亲这个几乎和他同时代的人都弄不清楚，反正从小就喊他二驴。有人说二驴脸长，外型像驴；有人说二驴裤裆里的家伙长的像驴那么大；还有人说二驴天生就是拉边套的主儿。我印象中二驴长脸上的肌肉很少有松弛的时候，总是紧绷绷地阴云密布，不苟言笑。”幽默是幽默的，但是他的幽默是冷幽默，是黑色的幽默，效果不是让人笑的，而是让人家更难受的。写到了“二驴”这一农村饲养员的归宿的时候，他写道“夕阳中的二驴与那些拉不动套的老牲口们一样衰老。一头健壮的黑驴长长的阳物在肚皮下悠闲地撩拔着凄凄残阳，二驴蹲着慢慢喝着稀饭，转眼手中就只剩下了一碗萧煞的秋风。黑驴不安分地向旁边的母驴喷响鼻示爱，两头驴渐渐靠拢，一派卿卿我我，二驴瞪了一眼，手中的碗嗖地朝黑驴掷去，黑驴一闪，二驴的愤怒随碗落在了粪堆，像他滚落的老泪。这是1980年深秋到师专读书前我最后一次见到的二驴。”

    对于简单的吃的本能，他也是幽默地进行抒写“人的智力是环境的产物。少年时的我似乎对吃有一种本能的天赋。那时，红色是我精神的主色调，也是我物质的主色调，红高粱和红薯气宇轩昂地占据着我家的灶台和餐桌。那时的副食就像林彪背叛毛泽东一样，总是遥远地背叛我的胃口。而物质的胃口不管我精神上多么亲近红色，它总是实用主义地向往白色---小麦和它衍生出的馒头、面条、烧饼等。”其中对于旧时代的讽喻就自然在其中了。他对于幽默一往情深，有的时候甚至不可惜有点恶作剧，如“不知什么地方豌豆大丰收，那年公社的返销粮全是豌豆，于是炒豌豆、煮豌豆、豌豆糕，一天三顿充斥着胃口，上学去时都是兜子里装几把炒豌豆，上课时一片‘咯蹦咯蹦’的声响。豌豆吃多了造成大肠气流涌动，气体排放声此起彼伏，男生都是憋着劲儿恶作剧制造轰动效应，女生都是悠着劲儿悄悄进行。一个女同学一时疏忽不小心排放出一个炸响，全体哗然大笑，该女同学羞的满脸通红，搬起凳子回家，不再上学，多年后初中同学许多已叫不上了名字，却依然记得那个一鸣惊人的女同学。”

    崔东汇他在散文里一般不做心理刻画，是以主人的行动为主，偶尔出现的心理描写，用的是侧笔，显得很幽默，如写乡村孩子吃不到细粮的描写“田地里的小麦从播种到成熟收割，每个生长环节都牵动着我身体的生物钟。然而，小麦总是移情别恋，在我和乡亲们眼巴巴的渴望中变成了公社粮站的‘爱国粮’，从而去填充城市的胃口或变成钢铁水泥高楼大厦，如一个童养媳，出落成大姑娘时被迫嫁给了别人，那滋味让人心酸，但我于心不甘，就挖空心思占有它。”他对于饿极了的感觉是这样写的，“生在红旗下不假，但我认为只有支书家的孩子才是长在蜜罐里，其标志就是他们在上学路上拿着一个馒头边走边吃，那种炫耀的神情，比现在富贵子弟上幼儿园坐大奔都张扬。那时口头上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心里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就是吃上馒头。多年后当理想变成了现实时，虽然生理上已是沟满壕平，心理上依然有着莫名的冲动。”

   

    语言简洁明快直接进入角色的语言特点

    他的语言像是炒豆一般干脆利索，很少有拖泥带水，如《圈子》的开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大概是‘圈子’最原始的划分标准。可由于受先天或后天的条件限制，人们所进入圈子的层次自然各有不同。圈子有明显界限，也有繁杂的交叉。有的人可以同在几个圈子里如鱼得水，而有的从一个圈子进入另一个圈子要煞费苦心。比如我，……”一下子就把自我带了出来。既然有人物命运，就有反差，没有反差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无法产生智慧，所以他特善于营造反差，“对于诗人的傲慢我很反感，却没有表露出来。从此，我记住了该诗人，敬而远之。可没有想到2004年再见诗人时却是另一番景象。”

    他常常自己省悟和对自己解剖，有这样的自觉的忏悔意识“是的，走在大街上没有人相信这个大腹便便的家伙就是多年前那个又瘦又矮的我。世道变了，胃口变了，我也变了，馒头、烧饼、豆腐这些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已伺候不好我日益挑剔的胃，各种啤酒白酒饮料天天穿肠而过，除了留下一些物质的脂肪外，精神脂肪大多交给了环卫工人，曾经的豪言壮语随风飘去，曾经的梦想在杯盏交错中耗尽，不愿干的事违心去干，不愿看的脸咬着牙去看。”人要解剖在自己是难的，可是在他的作品里有清醒地自我解剖意识，他总是自觉地解剖自己的人格变化，解剖自己的农民感觉是不是少了。

    人性总是往下走来得更容易一些，正如他在引言说的“物质的脂肪臃肿了我们的躯体，精神的脂肪锈蚀着我们的灵魂。”在崔东汇他的笔下，除了写遭遇灾难的同学，也写春风得意的，但是这些人物心灵被这个时代掏空了，他写“高中时他和我一样，都是一穷二白，后来辞职下海捞了一把，所挣的钱大多扔在寻欢作乐的床上。当初发誓要当数学家的他，如今除了数票子就是数女人。”而使他的灵魂终于激动的，是他的一个要好同学的死亡，“经历种种挫折坎坷后，曾经豪情万丈的我学会了随波逐流，是张庆雨的死触动了我被世俗麻木了的灵魂，于是我流着眼泪写了散文《像柳树一样活着》。说是一篇散文，其实更是一篇祭文，祭奠失去的青春和梦想，祭奠过早进入天堂的同学和朋友，祭奠曾经和现在的生存的艰难和无奈。”

    他的幽默感在《圈子》里有淋漓尽致的表达，“写完，他殷勤地笑脸递过来让我再审查一遍。他的字确实不敢恭维，歪歪扭扭，比三年级小学生都差，当看到‘电屁’二字时我愣住了，问他这是何意，他说电扇。我差点笑昏过去，心想：就他妈的这水平还想当记者站长？也不知是谁眼睛长在了后脑勺上，看上了这么一个棒槌。”把一个社会混混鲜活地亮在读者眼前。

   

    结尾的话

    解读崔东汇的散文，我没有严格按照把“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分开叙述，而是从内容里渗透着艺术特点来分析的，又加了内容的因子，所以这两者好像是一个人，他的骨髓和他的肉体是无法分离的一样。

    作为一个总是有自知之明意识的人，崔东汇的散文总是用他的心灵测量着“距离”。“距离”这个词汇用在他那里，我觉得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总是以一个农民的眼光看到了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尽可能来缩短这个距离。当他进入城市后，发现有的距离是可缩短的，有的距离用一生的时间也是无法缩短的。

    崔东汇散文很少主人公直接站出来讲什么人生哲理，他是用血和泪来表达他的生活哲理的，他在艺术上的表达是局部的无哲理，全面展示生活的时候才会有哲理。哲理在他的散文里是个狡猾的兔子，你怎样也追赶不上，但是又无处不在。如在发表在《美文》2007年第3期上的《我的恩格尔系数》，题目的本身就很有哲理，在叙述结论上也有哲理，但是写作的生活面却是地道的生活原生态。什么是恩格尔系数？他解释道“知道恩格尔是近几年的事。他提出：用于主食的开支所占日常指出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低；用于副食的开支所占日常开支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高。此理论称为恩格尔系数。”也就是说，物质的生活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引进“恩格尔系数”，而这个系数在当年是多么的尴尬，因此贯于写苦难的他开始了抒写。

    听三剑客中另外两位说，崔东汇他是嗜书如命的，除了工作，他把所有时间都交给了读书。他的藏书甚多，为了写好一个散文，常常需要大量读书，做了很扎实的案头准备，因此他的散文厚重扎实，力透纸背，不是偶然的。崔东汇除了写乡村生活，写苦难人生，还用了相当的笔墨写历史人物和历史画面，他在《数风流人物》中写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荀子，曹操，西门豹等等，他还用一定的笔墨写了匈奴的单于，写过著名词人柳三变，对于柳三变整个人生历程和悲剧原因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展现了他的散文写作里大开大合的另一面……可惜我没下载到他这一部分的作品，就只能在他的乡村情结这个方面进行一番挖掘了。

    在对崔东汇和他的散文解读将要收尾时，我习惯地要说一些“缺点”和表示“希望”的话，我认为我解读的真实意义，是在解读中得以学习，应给予作者回报的应是给作者明言我在分析中得出的真实感觉，供作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对我本人阅读的负责，也是对作品的尊重。对于崔东汇的散文，不难发现他有自己的奋斗方向，有他自己的写作路数，有他自己的思维意识和艺术追求。

    他现在的写作状，只是他写作生涯的小部份，由于他在新闻岗位很忙碌，使他来不及实现他更多的“写作理想”和“写作计划”，所以他惜墨如金，一年写不了几篇散文，但他要求写一篇就要成功一篇，重量要在全国有点“动静”，可见他是站在散文的前列对待自己的散文创作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再给他提什么“希望”，确实是显得苍白的。但是，我的真性子个性，还是有想说的话。

    一、希望他在历史散文方面多一点的工夫，不要把自己单一定位为农民作家，不要束缚住自己手脚的。

    二、他的散文虽也有生活哲理，但是哲理份量稍欠厚重，需要加强一点，不能仅仅依靠写苦难去抓读者眼球。

    三、冷幽默是一个特点，已经处理的很好，但是与外国的幽默大师比起来还是不够，有的地方显得有些“贫嘴”，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总是想创造一点无限的东西，因此不能仅仅满足于全国成为知名散文作家，要加强文字的内在文化含量。

    四、散文就是散文，散文不是小说，尤其是不可以出现人物性格的描写，在如何把“小说化散文”写的更散文化，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五、建议不仅仅写农民，还可以写写工人，写写身边的市民，想办法把笔触放的再宽一点，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一些。

   

    我的“希望”仅仅是对于崔东汇散文的商榷，我愿意和崔东汇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