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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权力放逐的“自我疏离者”(《安徽作家》第2期)

(2018-06-21 15:10:04)
被权力放逐的“自我疏离者”(《安徽作家》第2期)
  “小说的写作,有时不应是扩张性的,反而应是一种退守。退到一个自己有兴趣的地方,慢慢经营、研究、深入,从小处开出一个丰富的世界来。”无论是《黑白道》《温柔一刀》《飞龙在天》,还是《父亲是座山》《灰色鸟群》《麦子熟了》《干事的日子》《奔月》《纯粮》,性格内敛的孙志保一步步“退守”到官场和棋场相濡以沫的文字战场上,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用《黄花吟》这样一部长篇作为其20多年中短篇小说写作经验和风格的总结,在明争暗斗之间见出人性善恶和对当下政治生态的批判,在黑白对弈中见出人情冷暖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硬是从组工生活的小处开出一个独特而丰富的世界来,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言而喻,其中的良苦用心亦不难窥见。

在阅读《黄花吟》的过程中,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另外两部当代经典作品: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原名《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和阿城的《棋王》(1984)。尽管时代精神和文学场域都已发生重大变化,但以这两部经典作为参照,似乎正可以看出这部小说与它们的内在关联及其自身的得失。

在我看来,《黄花吟》最大的成功在于塑造了主人公“王一翔”这个典型形象,他寄托了作者对官场知识青年的理想和想象,仿佛“林震”和“王一生”的变体合体。林震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主人公,天真,热情,充满理想主义,怀揣着《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从小学调到区委组织部,毫不妥协地同刘世吾、韩常新等官僚主义者作斗争,即使遭遇困难、迷茫也毫不退缩。而“王一生”则是寻根文学代表作《棋王》中的主人公,“从小就迷恋下象棋,但把棋道与传统文化沟通……他不囿于外物的控制,却能以‘吸纳百川’的姿态,在无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人生境界”。如果说林震是主动出击的“红色追随者”,王一生是知足常乐的“棋道痴迷者”,那么,王一翔则是被权力放逐的“自我疏离者”。

王一翔的尴尬或独特在于,他既不像林震那样对党的事业怀着绝对忠诚,一心想“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又不像王一生那样不谙世事,一心“呆在棋里”,而是徘徊于二者之间,因此显得左右为难、处处被动。一方面他“听从内心的声音”,说真话,凭良心做事,而不顾权力的压迫,比如实事求是地撰写拟提拔干部的考察材料,汇报基层组织建设中的空壳村;另一方面他又并不拒绝借助或使用权力,比如接受市长孔令清在职位晋升、棋协活动等方面的照顾,依靠刘小茵的家族势力和同学任舒的媒体话语权来帮助家人朋友。这使得他只能和权力以及一切权力者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因而他并没有成为吕纬甫、魏连殳那样的“多余人”,而成为了一个“自我疏离者”,一个有情有义却被视为“另类”的“英雄”。作者有意借董小青之口赋予王一翔的“英雄壮举”以“责任和担当”的内涵,并上升到更高的意义:“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想担当,但是,担当不是一句空话。有的人有心无力,有的人有力无胆,有的人有力无心。相对于你,我们都是懦夫。懦夫多了,一个民族就完了,一个国家就完了,这个世界也要完了”。其实,这种“责任和担当”并非王一翔心之所愿,他“希望自己的生活永远简单,直到生命的终点”,他想“像香樟一样生长”,却“无意中长成一棵白杨”:这无疑充满着反讽意味。

事实上,只有在围棋世界中王一翔才真正像个“英雄”,才完全回到“自我”。作为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王一翔力图保持一个古典文人的生活方式(下棋、酿酒、舞剑),一种不流世俗的审美趣味和人格风范。作者有意把王一翔塑造成像王一生那样的围棋高手,并对围棋比赛过程做了十分精彩的描写,但我觉得,在王一翔那里,下棋(酿酒、舞剑)不过是一种远离世俗纷争、回到个人志趣,实现自我安慰、自我确认的极为有限的方式,其所具有的积极和主动的精神意向相当有限,与其说这是一种与任何权力话语系统不合作的姿态,不如说是一种保护个性自尊和保持心理平衡的消极逃避之举。

随波逐流,上瞒下骗,可以被权力体制所接纳;自我疏离,是非分明,则可能被权力体制所放逐。导致这种悖谬的无形推手正是围绕主人公活动的典型环境——多元价值冲突的当代生活。王蒙当年正因为看到了娜斯嘉的故事是“廉价的乌托邦”,生活斗争要复杂得多,也残酷得多,所以才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其目的有二:一是写几个优缺点的人物,揭露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就当代文学史来说,这样的斗争、这样的揭露和追问从未停止,但也从未有令人满意的回答,比如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等。孙志保的回答是,王一翔被调离组织部,担任体育局棋牌中心主任,又最终决定离职参加全民创业。既成为不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的林震,也成为不了“无为而无不为”的王一生,既无法承受积弊深重的体制束缚,也不愿参与无聊至极的权力游戏,又不能躲进围棋世界里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在困境中挣扎的王一翔最后只能选择逃离,以求全性葆真,而在我看来,这种“逃离”又何尝不是从一个困局(权力)进入另一个困局(资本)?如果他继续“向世俗开战”,还能战斗多久?不可否认,小说给出了非常现实的回答,也表达了官场不会一成不变的希望,但难以挥去的还是一种 “劣币驱逐良币”的无奈,一种“英雄末路”“明日黄花”的悲凉。

对比《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棋王》来看,《黄花吟》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某些次要人物带有扁平化倾向。《黄花吟》中的王一翔、董小青、赵山水等人物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赵慧文、刘世吾等显然有着功能结构上的相似,但赵山水这样的基层领导干部远没有刘世吾那么性格鲜明生动,比如后者尽管对工作常常表现出冷漠麻木的态度,认为“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却又喜欢读小说,“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另外,月儿的人物设置基本遵从于传统的“红袖添香”模式,缺乏自主性,太过于理想化,正如刘小茵的死也只是合乎作者的个人意图。二是故事背后的蕴涵不够丰厚。作者围绕王一翔写了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智擒钱文,雪夜刺刘,大战鬼头刀客,设计保卫麦地等等,这些故事有助于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但对于表现王一翔的正义感和高超棋艺而言是累积性的而非递进性的,对黑白博弈的过程描写也多于对人物精神情状的细描,像《棋王》那样的更深的文化诉求和更高的思想引领似乎比较缺乏。三是线性的叙事结构比较单一,古典诗词的融入有时显得比较生硬,反而挫伤了语言的节奏和细节的真实。

“写作是一种需要耐心的精神事业,没有耐心,我们根本发现不了这个时代的心灵到底发生了哪些细微的变化”。从“林震”到“王一生”再到“王一翔”,作为“时代的心灵”,这些当代知识青年的命运和变化令人深思,而60多年来仿佛不变的官僚主义、权力异化、逆淘汰等问题更需要深刻反思。这是《黄花吟》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而这些问题却又并非文学所能解决。无论如何,当今文坛需要像孙志保这样的作家,继续坚守文学的精神事业,耐心发现,“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被权力放逐的“自我疏离者”(《安徽作家》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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