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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好事一小件》(下)

(2009-05-06 16: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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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卡佛

文化

分类: 额的神啊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里,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说。

小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眼眯成了缝。她的厚嘴唇分开来,烟雾喷吐。那个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自己,“脑震荡,还有一点儿头骨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太惨了。”男人说着,坐在椅子里转了一个方向。他摇着头,低头看着桌子,又看着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弗兰克林正在做手术。有人扎了他。想要杀了他。一个聚会里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没招谁没惹谁的。不过现在说这个都没用了。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一切都好,我们只能做这些了。”他稳稳地盯着安。

安又看了那个小女孩一样,她也还看着安。安看看那个妇人,她头一直低着,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那个女人的嘴唇安静地移动,说着话。她有一种冲动想要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再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就好了。她希望自己能多聊几句。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门关着,她等了一会儿,仍然想着自己应不应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了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关上发动机,闭上眼,头斜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滴答声,然后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的狗叫。她走到门前,门没锁。她进屋开开灯,坐上一壶水等着沏茶,又打开一些狗粮,在后面的走廊里喂给“懒虫”吃。狗饥饿地小口紧吃,并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拿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她一边拿起话筒,一边说,“喂!”

“维斯夫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刚早晨五点,她觉得自己能听见背景里有什么机器设备的动静。

“对,是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是维斯夫人。是我。怎么了?请说吧。”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说,“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儿?”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给忘了?”那个男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安拨了医院的电话号码,转到三楼,向一个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她儿子的消息。她要求和她丈夫说话。她说,这是个紧急情况。

她等着,指间翻卷着电话线。她闭上眼,觉得肚子不舒服。她给吃点儿东西。“懒虫”从后面的走廊里走过来,躺在她的脚边上,摇着尾巴。安拽它的耳朵时,它趁机舔了她的手指。霍华德出现在电话那边。

“有人刚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扭电话线,“他说,斯科蒂出事了。”她哭了。

“斯科蒂挺好啊,”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睡着呢。没有任何变化。你走以后,护士又来过两次。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大夫。反正,他没事。”

“是个男的打的电话,他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儿。”她告诉他。

“亲爱的,你得歇一会儿。你需要休息。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我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别理他。休息完了,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点儿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不想吃早饭。”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点儿果汁,或吃点儿什么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饿。安,现在不方便说话。我正站在前台这儿呢。今天早晨八点,弗兰西斯医生还会再来一趟。那时候,他会有更详细的消息,跟咱们说。一个护士这么跟我说的。别的她也不知道了。安?亲爱的,可能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八点钟。八点以前回来吧。那之前,我都在这儿,斯科蒂没事的。他还是老样子。”他补充了一句。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我正喝茶。他说是跟斯科蒂有关的事儿。背景里还有一种嘈杂的噪音。你接到的那个电话里,背景也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记不起来了,”他说,“可能是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说不定他是个神经病,不知怎么的发现了斯科蒂的事儿。不过,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会儿吧,就像你本来想好的那样,洗个澡,七点来钟的时候回来,医生来的时候,咱们一起和他谈谈。亲爱的,都会好的。我就在这儿,周围到处都是医生护士,他们说他现在的状况很稳定。”

“我怕死了。”她说。

她放水,脱了衣服,钻进浴缸,没花时间洗头发,就匆匆忙忙出来擦干了身子。换上干净的内衣,毛料休闲裤,和一件毛衣外套,走进客厅。狗抬起头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来上车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亮起来。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靠近前门的空位。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该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她的思路游移到那个黑人家庭上,她还记得他们姓弗兰克林,还记得那张被汉堡包包装纸覆盖的桌子,还有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直抽着烟,盯着她看。

别要孩子。”安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对着自己脑子里回想起的那个女孩说,“为了上帝,千万别要。”

她同两个正要上岗的护士一起,坐电梯上到三楼。这已经是周三早晨,差几分钟七点。电梯门在三层滑开时,广播里正在播叫麦迪逊医生。护士走在安前面下来,转向与安不同的方向,继续起被安上电梯时打断了的谈话。安顺着走廊走到那个凹进去的小房间,就是那个黑人家庭等待的地方。他们已经走了,不过,椅子凌乱得就像是有人刚刚从它们上面跳下来一样。仍旧是同样的那些杯子和废纸乱七八糟地盖住桌面,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屁股。

她停在护士站边上。一个护士站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晚,这儿有一个黑人男孩做手术,”安问,“叫弗兰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那个候诊室里。我想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护士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旁边,读一个表格。她抬起头,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他去世了。”护士一边拿着梳子,一边盯着她说,“你是他们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这家人的,”安回答,“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医院里。我猜他是在休克中。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只不过是好奇弗兰克林怎么样了,没别的。谢谢。”

她走过走廊。昨晚,安没有注意电梯的门。现在,她发现电梯门和墙壁是同一个颜色。门滑动开,一个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帆布鞋,从里面拉出来一台沉重的手推车。那个人把手推车推到走廊里,停在离电梯最近的房间门口,查一个笔记板。然后弯腰,从推车里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了门,走了进去。安从手推车旁经过时,能闻见温吞吞的食物散发出讨厌的气味。她疾步穿过走廊,没有去看两旁的护士,推开了自己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旁。安进屋的时候,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了?”她问着,走到床边上,钱包扔在床头柜旁的地板上,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脸颊问,“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来过,”霍华德说。安仔细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肩膀稍稍地向里收拢起来。

“我以为他得到今儿早晨八点才来呢。”她立刻说。

“还有一个医生和他一块儿来的。一个神经科的医生。”

“神经科医生?”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她能看出来,他的肩膀正在抽缩着。“他们说什么,霍华德?天哪,他们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要带他下去,再做一些检查,安。他们打算做手术,亲爱的。亲爱的,他们要动手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醒不了。他们现在只知道,这不仅仅是休克或是脑震荡的问题。是他头骨里面出了事,他们觉得是跟骨裂有关。所以他们要做手术。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我猜那时你已经出家门了。”

“啊,天哪!”她说,“啊,什么,霍华德,什么!”她说着拉住了他的胳膊。

“快看!”霍华德叫,“斯科蒂!快看,安!”他把她扭向床头。

男孩刚刚睁开眼,又合上了。现在,他又睁开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孩子的目光在霍华德和安身上滞留了一会儿,又接着移动开了。

“斯科蒂!”他的妈妈叫着,扑到床边。

“嗨,斯科蒂!”他爸爸说,“嗨,儿子!”

他们斜靠在床边。霍华德拉着孩子的手,轻轻地又拍又攥。安弯下身子,在男孩的前额上吻了又吻。她双手捧住孩子脸颊,叫着,“斯科蒂,亲爱的,是妈妈爸爸啊。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表示。他张开嘴,眼睛蜷缩地合上,嚎叫着,直到肺里没了气。他的脸看起来放松下来,也柔软起来。他的嘴唇分开,最后的呼吸从喉咙里喘出来,轻柔地从紧咬着的牙齿间呼出。

医生们说那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还说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要是能早点发现,并立即动手术,说不定还能挽救。但即使那样,成功的机率也是几近于无。再说,他们能怎么找到这个堵塞呢?不管是X光还是别的检查,都没发现任何问题呀。

弗朗西斯医生很震惊。“我没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难过。我太抱歉了,我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说着,带他们走进医生休息室。一个医生正坐在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看着早间电视节目。他穿着医疗器械传送室的绿色制服,松垮跨的绿裤子绿上衣,还有一顶绿帽子盖住他的头发。他看了看霍华德和安,又看了看弗朗西斯医生,站起身,关了电视,走出了房间。弗朗西斯医生把安引到沙发旁,自己坐在安的身旁,开始用一种低沉又安慰的语调说起来。有一次,他还倾斜着身体,拥抱了安。她能感到医生的胸脯均匀地顶着她的肩膀,一起一伏。她睁着眼,任由他抱着她。霍华德去了洗手间,但没关门。在痉挛般的痛哭之后,他放水洗了把脸。他走出来坐下,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电话。他看着电话,好像是要决定该先做些什么。他打了几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医生用了电话。

“现在我还能再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别的吗?”他问他们。

霍华德摇摇头。安盯着弗朗西斯医生,像是没法理解他说的话。

医生送他们走到医院的前门。这是上午十一点。人们正出出进进。安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勉强,不情愿地迈动脚步。她觉得是弗朗西斯医生要他们离开,而他们本应该留下来的,留下来才是他们该做的事。她向外看着停车场,然后回头看着医院的门前,摇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不能就把他扔在这儿,不能。”她听自己这样说,觉得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自己说出来的,只是些电视里人们面对暴力或是突然的死亡时,吃惊地说出的话。她想用她自己的语言。

“不行。”她说,不知怎么的,记忆里那个黑人女人懒洋洋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行。”她又说了一遍。

“今天,过一会儿,我还会跟你联系,”医生正和霍华德说话,“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些事情要整理弄清楚,我们才能满意。有些问题还需要澄清。”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噢,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了手。霍华德看看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抱了安一次。他似乎洋溢着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一直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过头看着医院。

在家里,安手插在大衣兜里,坐在沙发上。霍华德关上了孩子屋的门。他打开咖啡壶,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来是想把散落在客厅里的那些孩子的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的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

“他走了。”她说着,继续轻拍他的肩头。在他的抽泣声上,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壶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拿着盒子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转圈子。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稍后,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应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有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靠在自行车旁边,坐在甬道上。他很蹩脚地拿着自行车,整个车身都斜压在他身上。他拿着车,橡胶踏板扎出来顶在他的胸上。他转动起车轮子。

给她妹妹打完电话后,安挂上电话了。就在她找另一个电话号码时,电话响了起来。刚响过第一声,安就接起了话筒。

“喂。” 她听见背景里嗡嗡的轰鸣声。“喂!”她又问了一遍,“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是谁呀?你想要什么?”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你这个邪恶的混蛋!”她对着听筒大喊,“你太过分了,你这个混蛋狗娘养的!”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头依偎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抽泣。他拿起听筒,只能听见断线后的忙音。

之后很久,就在午夜之前,就在他们处理完了很多事情之后,电话又响起来。

“你接,”安说,“霍华德,就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厨桌旁,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喂,”他说,“是哪位?喂!喂!”电话断了。“他挂了,”霍华德说,“甭管他是谁,他挂了。”

“就是他,”她说,“那个混蛋。我真想杀了他。我想崩了他,看着他死。”

“安!我的上帝!”他说。

“你能听见什么吗?”她问,“背景里?噪音,什么机器的轰鸣声?”

“没有啊,真的。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他说,“再说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听。我倒是觉得有电台音乐的声音。对,有个电台广播。我就能听出那个来。到底在广播什么,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她摇着头说,“要是我能,要是我能抓住他就好了!”

突然,她明白了过来。她知道他是谁了。斯科蒂,蛋糕,电话号码。她把椅子从桌子边上一把推开,站起身,说,“开车带我去那个购物中心,霍华德。”

“你说什么?”

“购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定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咱们家的电话号码,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咱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混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晴空,星斗满天。天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在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黑着灯,但当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还有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敲了敲门,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根本就没有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身,停下来,下了车。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够不着,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殊预定”。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可能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门,等待了一会儿,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的声音,什么特别的声音,一个抽屉正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儿,你们想要什么?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不过,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向后退。

“这儿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可能是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正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呢,快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它是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里面舔着牙齿。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将将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的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消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把打牌用的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还有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歉意。”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在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是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个男人说,“我能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了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肉桂面包圈,糖衣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每个人都从浅盘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

“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让面包师很高兴。

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他们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要说的话。当他讲起孤独,讲起他在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的怀疑和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烤炉无休止地填满,又无休止地清空。他讲起那些他为了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手指深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成百个,不,现在要有成千个了。还有那些生日,光想想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干的活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的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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