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之前，我们那趟土房一直住着8户人家。八户人家中三户都有个老太太：我外祖母、李家姥姥和孙家奶奶。我姥姥年纪最大，她几乎不出门，顶多是在小院子里晒晒太阳。李家姥姥年纪最小，是地主婆。她也不出门，整天在家里糊纸盒。她女儿在医药公司上班，老太太糊纸盒可以被医药商店收了去装草药。文革结束后开始了商品经济，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李家在困难时期日子过得也比其他人家好：他们懂得挣钱，利用各种机会挣钱。这大概就是家族传统，这个传统保证了即便是黑五类，也比红五类过得富裕。

孙家奶奶是三个老人中最年轻的，高大白胖。她经常坐在她家门口骂人，骂她的儿媳妇。她儿媳妇瘦小，皮肤也黑。她偶尔还骂几句，但稍远一点根本听不清她骂什么。后来媳妇得了什么病去世了，孙奶奶的儿子又娶了一个媳妇。孙叔是什么局的局长，娶个媳妇并不难。但他有四男两女六个孩子，娶个媳妇容易，娶个黄花大姑娘就不太容易了。于是他娶了一个寡妇，寡妇不生育，刚好替他照顾孩子和老妈。

孙奶奶对新媳妇还是骂，新媳妇不还嘴。街坊邻里都夸新媳妇讲孝道，批评孙奶奶不知道幸福。六个孩子中老大老二前脚跟后脚都当兵去了，剩下的四个跟后妈关系好。孙奶奶还是骂，后媳妇还是不还嘴。但孙奶奶吃饭成了问题，她的孙子每顿饭都往饭里掺煤灰渣子。孙奶奶当然把后媳妇骂得体无完肤，但后媳妇理都不理。

孙奶奶每次大便都到房后，撅着屁股往房墙上窜稀，窜得半人高一带的房墙上到处都是。我们就躲在远处喊叫起哄，他孙子也跟着我们一起喊。孙奶奶就会恶狠狠地骂人，她骂人不会重样的，不专门开课，谁都学不来。

三个老人中孙奶奶最先去世，然后是李姥姥，再然后是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去世那年我8（9？）岁，我从此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给我讲故事的人，失去了每天晚上让我躺在胳膊上睡觉的人，失去了我爹打我的时候奋不顾身保护我的人。我是在妈妈扑倒在姥姥的坟包上哭泣的时候意识到这些的，我对那些围拢在姥姥坟墓四周的大人们充满了怨恨。

李姥姥死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来送葬，只有他们的几个亲戚。他们是黑五类，李叔李婶的同事们也没有来。我虽然是红五类，但我始终很喜欢和李叔李婶家的人，尤其喜欢李姥姥。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并不喜欢我们，李叔有时候看到我会瞪眼睛。李叔还提议把对面屋中间砌一道墙把两家分开，我妈妈同意了。砌墙的时候李叔把中间线往我家这边挪了半块土坯的距离，我妈妈什么都没说。砌院墙的时候李叔照此办理，我妈妈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有一个我的中学好友共同尊敬的妈妈，我一直说如果我身上还有人们认同的好品质，都遗传自我的妈妈。

孙奶奶死在她家的小仓房里。

终于有一次后儿媳妇跟孙奶奶打了一架，这一次孙奶奶被后儿媳妇把大腿打断了。其实不是用凶器打的，是被后儿媳妇推到了，她摔倒在门槛上，大腿断了。她摔倒之后没人想到她的腿会断，我猜孙婶也没有想到，否则她不会骑在孙奶奶的胸上，双臂轮得风车一样扇孙奶奶的耳光。她扇啊扇，直到孙奶奶一点动静都没有了还在扇。

孙家小五子突然喊：妈！我奶死了！

孙婶这时候才停下来，她瘫倒在孙奶奶身边呼哧呼哧喘气。

孙奶奶缓过来之后才会发现，她已经被抬到仓房一张临时搭建的木板床上了。

不知道孙叔和孙婶是如何谈判的，反正孙奶奶一直就住在仓房里，再没有回正房。

那一年的秋天，我和姥姥离家出走到三十里外的边昭。在边昭，住着我的一个表哥。姥姥和我爹吵了架，姥姥要离家出走，我爹和我妈都没有劝阻。

记忆中是在夜晚，我和姥姥去火车站，火车站距离我的家大约三公里。姥姥拄着一棍削光了树杈的棍子，背着一个小布包袱，我牵着她的一只手。

到了车站，她打开布包袱，拿出一个小步卷，一层一层一层打开，她找出三角钱。我拿着钱去买票，一张成人票三角钱，我不用买票。买完票，我拉着姥姥坐在车站的长椅上。我靠在她的怀里，她一下一下摸着我的头顶：摸摸毛，吓不着；摸摸毛，吓不着……我睡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姥姥回到了通榆的家。我爹和我妈都在家，姥姥一声不响地爬上了属于她的那铺小炕，她躺下，盖上被子，背对着所有人，一声不响。

第二天，孙五子来找我玩，我们出去。

孙五子突然说：大屁股死了。

大屁股就是孙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