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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卜伟华 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上)

(2015-11-23 21: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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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上)

卜伟华

(2009年8月1日)

 

我关注文革史的研究有20多年,写过一些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今天把我的一些粗浅看法在这谈一谈,希望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谈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今天准备讲四个问题:一是当前国内文革研究的现状;二是我对文革研究的几个主要观点;三是文革中外交上的极左问题;四关于文革回忆录的问题。

 

当前国内文革研究现状

王年一先生(已故的中共党史专家--编者注)几年以前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才过去了近30年,许多大学生已不知道“牛棚”为何物(以为是养牛的棚子),许多解放军战士已不知道林彪是何人,不是他们得了健忘症,环境使然。我们一些人常常耻笑某国忘记了二战历史而推崇德国,殊不知我们自己也忘却了文革的血泪史,或者对历史上的丑恶不敢正视。我们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了太多太多,应该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恩格斯说过这是最好的学习)。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要努力铲除可以滋生文革的条件。”我觉得他讲的是很对的,这是针对国内现状发出的一个警世之言。

唐朝大诗人杜牧,在总结秦朝速亡的历史的时候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我们也会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历史的悲剧也可能会重新上演。

当前国内研究文革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档案问题,还有一个是出版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有机会到中央档案馆,对中央档案馆的文革资料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查阅。1987年,中央准备编写一套比较正式的文革历史,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批准,我作为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代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两位研究人员一起进驻中央档案馆,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档案资料查阅与抄录工作,抄录和复印了大量的重要资料。光文革时期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就复印了上万页。后来六四事发,中央关于编写文革史的计划就搁浅了,以后再也没提起过这事。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还在北京市委档案室和北京市档案馆蹲守过几个月,查阅了那里存放的大量文革档案。北京市委档案室对中央党史还比较开放,查阅起来没有什么限制,我看了很多材料。后来市委档案室的关于文革的资料全都转移到北京市档案馆,到档案馆以后查阅起来就复杂多了。我在他们北京市档案馆编写的档案目录翻看的时候就发现,在目录上贴了很多小白条,什么意思呢?就是按规定原来可以开放的档案后来又不开放了,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它开放程度越来越低,很多原来开放后来又不开放了。

本来文革档案可以说是进行文革研究的最基础的条件,但是在中国却形成了绝大多数研究者无法接触档案的一种独特现象。现在国内文革研究者基本上靠两个:一个是国防大学编印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资料选编》,就是王年一先生主编的;还有一个是旅美学者宋永毅主编,香港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个光盘里头收录了各种文革的档案资料,大概有3000多万字,共分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批示,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文章;中央首长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指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等七大部分。现在国内文革研究者所有的档案资源主要靠这两样。

根据1987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按照这个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档案都应该开放。但是咱们的档案法后头还有一句:“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於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这样就把大多数档案又封闭起来了。

档案法还规定,未开放的档案也可以利用,但怎么利用要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于是这一条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空话。

最近看到有消息说,浙江省和广东省的档案馆开放了部分文革资料,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说是开放了一些,可能不会太多,但是多少有一些吧。去年十一月有媒体说北京将开放文革档案,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但不久就宣布说此事暂缓执行。这一暂缓就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虽然从来没有明令禁止对文革进行研究,但国内文革研究的环境确实是很严峻的。1986年11月,中宣部发出通知说:“对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史实的专著文章,未经过严格审查,各出版社不得出版;各报纸,刊物和电台不要刊登、广播;对已经出版的这类专著文章,不发评论和消息。”1988年12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借口说出版文革类书籍可能会引起的反效应,对于出版文革类图书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此类图书的出版发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

最近几年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加剧。现在国内基本上封杀了所有文革书刊的出版发行,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写的一本《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写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但作为研究文革的人来说,这本书写的不好。人们最希望看到的东西写的很少,还有很多文过饰非的东西。还有陈丕显的儿子叫陈小津,最近也出版了一本他在文革中经历的书,叫《我的文革岁月》,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很特殊,我还没看。但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说里头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前两年还有一个黑龙江原来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叫范正美,他写的书叫《秋梦追思》。范正美原来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的第一把手,在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中他是叫班长(是第一把手)。后来周恩来向他做工作,后来把这个位置让给了潘福生,后来潘福生做了黑龙江革委会的主任。这本书上标明的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据我所知此类书籍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才能出版,这本书没有经过审查,我判断这本书十有八九是一本非法出版物,冒充出版社的名字。

今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原来江青的秘书,叫阎长贵,和原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组长,叫王广宇。他们两个人合著的一本书叫《问史求信集》。这个是他们俩个把最近几年在党史波澜上发表过的有关文革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出来的一本书。反正偌大的中国这么多年来也就出版了很有限的几本关于文革的书籍。

国内出版不了怎么办?就都跑到香港去出版。近几年香港出版了不少关于文革的书籍,这是最近几年香港出版的文革书籍,这还是一小部分,我没有全列上。

除了正式出版物以外还有一些自费出版物,像..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曹承义写了一本《悲欣交集话文革》;还有在湖南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李正祥写了一本《47军湖南支左纪实》;还有天津的王林、王端杨父子他们两个人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日子自印成书,赠送亲友。这些自印出版物印数很少,一般人很难找到。

还有一种就是最近几年一些党史、史志部门内部出版了一些有关文革历史的专著或资料集。比如说,齐齐哈尔市委党史研究室写了一本齐齐哈尔市的文革十年;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了海南文化大革命运动资料选编(上下两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内部出版了《风雨十年-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各区县大事记略》;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写了《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编》。这些内部出版物印数也不多,收集起来比较困难。还有就是大量的网上关于文革的回忆录,资料集等等。互联网是个信息的海洋,有关文革的资料也是浩如烟海,关键是看你会不会找了。当然还有一个分析,整理,鉴别的过程。

国内官方的文革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停滞不前的,可以用“万马齐喑,墨守成规,毫无生气,无所作为”这几个词来形容。这是我给它总结的最近几年的情况。比如说我所在的单位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文革这一段历史写了一二十年了,到了现在还没结果。条条框框非常多,文革历史是越写越简单,文过饰非,为尊者讳的现象严重存在。敏感的问题不敢碰,涉及形象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文革的反思和总结还基本上停留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是在二十七八年以前的那个水平上。

一些人还以决议已经对文革做了结论为由,阻碍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其实决议只是从政治上对文革历史做了原则性的结论,它可以成为目前进行政治宣传等方面的指导思想,而绝不应该成为研究文革历史的障碍。毫无疑问,决议不能取代历史研究,相反决议本身是对文革历史进行研究的一种成果。而且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发展,决议中的一些结论和表述也可能会有新的说法。还有人拿邓小平曾说过的“决议宜粗不宜细”来说事,认为这些文革历史研究也该宜粗不宜细。我认为这当然是错误的。一方面决议对历史问题的总结,受题材和字数的限制当然不能太细。另一方面也受当时对文革历史研究不够深入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的总结历史。

一些人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污点,搞文革研究就是要给党抹黑。此说虽然极为幼稚可笑,但确实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存在。其实有污点并不可怕,犯过严重错误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历史,甚至掩盖或歪曲历史。

另一方面与官方文革研究相对的民间文革研究,我觉得要比官方文革研究生动的多,也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方兴未艾,渐入佳境,良莠俱现,五彩斑斓。一些有质量的文革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在民间文革研究当中比较突出的像以前国防大学的王年一教授,他前年去世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还有像重庆的何蜀,湖南的陈义南,湖北的徐海亮,北京的殷红彪、徐友渔、唐少杰;关于军队文革研究的于鲁信等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来。当然民间的文革研究基本上是自发的,无序的,既有反思批判文革的文章,也有颂扬维护文革的文章。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总的来说是比较有生气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希望。

 

对文革研究的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界定。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特殊时期,国内一般称它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其实这三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可以称为广义上的文化大革命,而狭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是特指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也有认为中国文革是三年这种观点。2003年11月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我问一个从美国来的文革研究专家Roderick MacFarquhar,我说据你们的研究,你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搞了多长时间?他这个人还挺幽默,他说我们原来认为是三年,不过为了与你们国内的口径一致,而且也为了我们的书能在中国更好的销售,我们把它改成了10年。但是这实际上他们最近又出了一本书,两个人写的叫《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他最后还是用了10年文革的说法。

在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当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比如说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都在宣称进行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后7年基本延续了前3年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但毫无疑问,前3年和后7年也有重大的区别。例如前3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爆发式的,最为混乱无序。而后7年的运动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前3年全国的党政领导体系都基本上经历了从被砸烂,瘫痪到重建的过程。而后7年党政领导体系始终都比较健全;前3年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是群众运动,后7年则基本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模式;前3年和后7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运动,只有在前3年才充分的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而后七年虽然还在喊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但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和形式。比如在中学,九大以后一直,1978年,在所有的中学里还存在着红卫兵组织,但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和前3年时候的红卫兵,实际上已经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将广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和狭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结果就会淡化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实际上不利于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深入。

第二,就是当前国内文革研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为尊者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些人虽然也抽象的承认毛泽东应对文化大革命负主要责任,但在论述中常常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常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坏事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有意无意的掩饰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周恩来,陶铸,叶剑英谭震林等,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多次有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也努力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的,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他们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也整过许多好人,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灾难,他们也应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同样对这一时期的江青,林彪,陈伯达等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丑化,力求反映他们的本来面目。例如,江青这个人遇事易冲动,说起话来常常口无遮拦,信口开河。但细究起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她个人的行为,毛泽东确实对江青有许多批评挖苦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这个可以从1966年7月8号和1967年8月4号毛泽东给江青的两封信中得到证明。

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如此我们就可以从江青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议论中,从她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络。比如说林彪,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的对象,他确实在很多情况下是“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画圈我画圈“。但他在有些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的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

第三,就是现在的文革研究对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反映的不够。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它把许多“左”的错误发展到极致,造成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各级组织受到严重冲击,在一段时间里都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各种群众组织起来参加夺权,在夺权后建立政权时又因为观点冲突和利益分歧产生分裂,进而大打出手,武斗不止。在全国各地的武斗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公检法被砸烂,法制荡然无存,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非法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然将无辜群众判处死刑,草菅人命。文革中多次出现将“五类份子”赶尽杀绝的恶性案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66年在北京大兴,那次死325人;1967年在湖南道县那次死了4519个人;1968年在广西自治区,那次死了有几万人。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人权,生命权,思想言论的权利,个人尊严和个人财产权被践踏无遗,社会动荡人民遭难,人性扭曲,出现了许多罕见的丑恶现象。比如在广西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杀害人民群众的事件,还有出现了很多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现象,堪称文化大革命中最为丑恶的典型事例。

在这一时期,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全社会混战一团,斗当权派,斗学术权威,斗黑五类,斗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抄家,打人,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遍于国中。据我估计,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当以百万计。一个“云南赵建民特务案”(假案),审查了138万多人,其中立案审查17万多人。这一个案件打死逼死了17269个人,打伤致残有61000多人。在内蒙古,一个“内人党”错案,就有34万干部和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16222个人被迫害致死。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最黑暗、最丑恶的部分不应该被掩盖起来,应该被记录下来作为深刻的教训留给后人。

第四,就是国内过去关于文革的研究多重于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许多论者长于宏观评论,但对于文革中许多具体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组织却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当然由于时间久远和史料丧失,这种研究和分析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如果没有对当时事件人物和组织的具体分析,那么一切宏观评论都会成为沙滩上的建筑,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例如我们讲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很多抢枪夺枪的事件,但如果不把这一时期全国各个地区到底出现了多少起夺枪事件,总共夺了多少枪(这些数字和情况)讲清楚,那么人们是不会对夺枪事件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的。你光讲出现了许多起夺枪事件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文革中全国夺枪的规模到底有多大?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会见谈话时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都在打。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这是毛泽东的估计,他说大概发了100万支枪。但实际情况还远远超出毛泽东的估计。据不完全统计,到1969年9月,被抢的武器和收回的武器的情况是: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收回火炮14828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2734381枚 (以上统计中,有的收缴数大于被抢数,是因为抢夺数中没有统计军工厂生产的新产品和群众组织自制的武器弹药)。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事件、组织汇集而成的历史,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具体人物事件组织,这样的历史就会成为空洞无物的说教。

第五,就是应当正视文革历史,反对在文革历史上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虚无主义的表现是无视文革历史的存在,对惨痛历史教训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态度,压制人们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和反思,封锁人们了解文革的历史渠道,包括在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设置种种障碍。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解密的文革档案迟迟不能开放提供利用。历史决议否定了文革,但不能一否了之。反思和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任务还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需要全民族认真对待。

 

文革中外交上的极左问题

在文革中,外交问题上许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关、戚”(指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是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编者注)当成文革中外交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则成了纠正极左思潮的人物。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基本都是这样描述的,就是说党的外交路线遭到林彪、江青、康生的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后来又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所纠正,这种观点流行很广,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早在文革前党内就开始了对准王稼祥,将他提出的在外交问题上比较正确的观点批判为“三合一少”,从此我们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逐渐朝着更左的方向划去。

长期以来,党在外交方面的方针路线及重大决策即由毛泽东亲自把握。到文革发动之际,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所代替,党中央集体在对外关系方面做出的重要决策也可以被毛泽东的一句话所否定。1966年上半年在是否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和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公报问题上,这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央常委有一个决定,毛泽东一句话就将它轻易否定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左倾思潮空前泛滥,中国对外关系全面紧张。到1967年夏,中国除了与美国苏联继续保持相互敌视的态度外,与印度尼西亚,缅甸,尼泊尔,蒙古,英国,捷克,肯尼亚等国家都出现了外交纠纷。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还盲目乐观,认为形势很好,这和他对待国内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国内大动乱,到处都在打内战,毛泽东还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有人说毛泽东曾经批评过在对外宣传上“世界革命的中心是北京”这种说法。这不是说毛泽东还有一些正确的东西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并不反对说“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他只是说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他并不认为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错误,问题是这句话让外国人来说更好。

在文革初期,《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就报道了大量的外国朋友称颂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称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这种报道。不仅如此,毛泽东本人在内部谈话中,也明确的讲过“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样的话。1967年7月7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某会议的全体人员并讲了话,这篇讲话集中的反映了他当时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他对对外关系的一些主张。毛泽东说:“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像是我们孤立,实际上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的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修共同策划的,这不表示我们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武器(除一些特殊地区)也可以。就是要公开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

毛泽东同意批判“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他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武装斗争。为了达到支持世界革命的目的,哪怕毁坏与邻国之间的正常国家关系也在所不惜。196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一敏,就中国共产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代表团成员组成问题,给周恩来并毛泽东的报告上提出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建议名单,其中包括江青。5月26日毛泽东批示,江青以不参加为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知道,在1967年5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缅甸共产党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了会谈。中共中央确定了要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搞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7月7日的讲话中说,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们同我们的断交,我们就可以更公开的支持缅甸共产党。

文革初期,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他在对外关系上的主张都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关于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及公开支持外国共产党搞武装斗争,输出革命等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盛极一时的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出现对毛泽东的错误的纠正。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文革全局性的错误之下还存在着一条正确的外交路线的说法,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文革中外交上的极左问题集中反映在所谓“三砸一烧上”,具体指的是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烧英国代办处。以上四次严重涉外事件,在表现形式上非常相似,都是在与某一国发生纠纷的时候,不尊重国际惯例,不讲政策,以群众游行示威或召开大会的形式,对该国驻华机构采取暴力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和新闻媒体对群众的盲目行动不仅不加制止和引导,反而推波助澜,使得事件产生严重后果。这些事件都严重的破坏了两国关系,我驻外机构都遭到了严厉的报复,使得我国在世界上的声誉遭到严重损害。据后来一些北京造反派头头的揭发材料说,声讨缅甸政府的大会是戚本禹策划的。有个材料说,戚本禹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开会说:“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有必要开大会抗议缅甸政府,政府发表的声明有局限性,总理做事稳住审慎,未免有点保守,会后要搞两路游行,一路到缅甸大使馆,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领导看看群众的革命精神。”根据这些材料和王力后来的“八七讲话”,很多人就将1967年在外交上的极左行动归罪于所谓的:“王、关、戚”。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王、关、戚”不过是替罪羊而已,对于是谁的替罪羊?却不是很清楚。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王、关、戚”是林彪、江青、康生搞极左路线的替罪羊。实际上林彪是紧跟毛泽东的,但他在外交问题上并没有讲多少自己的话。江青、康生确实是在外交问题上发表了不少信口开河的话,但若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江、康二人,可能也还是不够的。

据原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1967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戚本禹等人的谈话中说: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毛泽东说:现在在我们国家里,群众今天提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举例说,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还说,群众喊打倒奈温的口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对于我们解开1967年外交上的极左之谜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我认为王力的这个回忆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有三条有关材料可以与之相互印证。

材料之一就是王力的“八七讲话”。1967年8月7日晚,王力与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谈话时,联络站的代表就提出:“中央的许多精神下不到我们这里,如主席7月1日对缅甸问题的指示我们不知道。”这份记录中提到主席7月1日对缅甸问题的指示,应该就是王力所回忆的毛泽东与张春桥等人的谈话。

材料之二,即毛泽东1967年7月7日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形势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对国大党搞武装斗争。印尼共产党清算了修正主义。缅甸游击队也有了很大发展,比泰国武装斗争还有基础,已搞了几十年。过去党不团结,有红旗党白旗党,现在统一起来了,反对奈温是一致的。武装活动区已占缅甸地区的60%,缅甸比南越的地形条件还好,回旋区大,泰国的地理条件也很好。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们同我们断交,我们就可以更公开的支持缅甸共产党。”  这篇讲话距毛泽东7月1日谈话相隔不到一周,所讲关于缅甸的内容一脉相承,应当是一个有利的佐证

材料之三,大约在8月10号左右,外交部的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峰、戚本禹的讲话。王力、关峰在这个讲话中对外交部多加指责。关峰说,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到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的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关于缅甸问题,如果是在7月1日以前,那没什么好说的。7月1日后,主席对缅甸问题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讲了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在姚登山传达的关峰的讲话中明确的披露了毛泽东7月1日的谈话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个间接的材料,1967年7月初,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不少人不满中国的革命宣传,到中国图片展览馆捣乱。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向尼泊尔外交部提出口头抗议后,尼泊尔方面声明,它珍视两国友谊,不允许损害两国关系的事情在尼泊尔土地上发生,为图片展览馆事件向中国表示道歉,中国大使馆认为可以不再提书名抗议了。但康生却主张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于7月21日就尼泊尔国内反动势力侮辱中国人民与蓄意破坏中尼友好的严重反华行为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这个事情也在七月初,距毛的讲话只有几天。不难看出,康生是在现买现卖,他的主张不过是毛泽东在缅甸问题上的主张的翻版而已。关于外交上就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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