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腊月二十四，小年。这一天，我再次回到故乡——安徽省太湖县新仓镇塔山村松庄组。

将近七百公里的路程不是问题，一个人开车七小时并不觉得疲累，路遇堵车也能忍住不去跟风走应急车道，满怀道德优越感慢慢往前挪。大概只有走在归乡路上，才能如此心情舒畅。

小年傍晚在祠堂举行的仪式，只有男丁可以参加。我提前回家，就是为了要赶上去祠堂烧香。与别处不同，所谓送灶神在我老家，只是仪式完了之后在灶台边烧点纸而已。仪式主要的内容，是接祖先——迎接故去的亲人回家过年。此后的十来天，一直到正月初四清早送祖先，家家早上都要去祠堂送祖先饭，傍晚还要去送香。

在我小时候，过年期间所有这些活动，家家户户都会参与；后来，除了除夕早上还年、除夕晚送席酒、大年初一早上“出天方”这三样核心活动依然家家必到，其他都渐渐马虎了；反倒是这些年，我们这批当年的孩子都当了爹做了娘，各种过年活动好像又呈现一种复兴之兆。

这也许是这一代乡村转型中的人，对美好童年时光的一种怀念方式吧。说书人是再也看不到了，黄梅戏年轻人也不听了，但正月初七到正月十五下午的锣鼓声时不时还会响起，舞龙舞狮子在加入商业元素之后也越来越多。

二

劳动力输出地的乡村大抵都一样，只有过年的时候，出去的年轻人才会重聚，有些已经很陌生了，见到面堆一脸笑，却半天想不起名字来。

除了仪式性的过年活动，童年伙伴聚在一起，最多的地方只有两样：一是牌桌上，常常打得昏天黑地，各种通宵作战，像我这种不打牌的人，自然插不上话；二是酒桌上，腊月办酒的最多，结婚的喜酒、乔迁的进屋酒都要年底办，连考大学的升学酒也改到这时才办。不因为别的，全因这时才有人帮忙——某个人家办酒，祖上一脉相传的整个大家族，都要去帮忙。

去人家帮忙这种事，以前父亲在的时候，我一般只负责帮忙吃，从来不负责帮忙干活；可是因为一场车祸，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快5年了。因为父亲的突然离去，我们家过年的气氛，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纯粹的快乐，总有一种淡淡的悲伤，即便大家都不想表现出来。

越是过年的时候，我越是思念我的父亲，思念之前穷得叮当响的时候，父亲给我们每人包几块钱的压岁钱，外加一包压岁的香烟。

三

我去祠堂里看了父亲的牌位，已经显得很旧了，旁边又添了崭新的，那是最近这两年才去世的。前年，老家那位因为拿日历纸写演讲稿而出名的新市长，强制推行了火化。虽然丘陵地区遍地的荒山仍旧允许土葬，但是宣传车又在四处转悠，声称要严惩带明火上山烧香。那种露骨的恐吓用词，大概只在农村地区才有吧？老辈人正为此发愁，“死无全尸”不说，进了阴间还得不到子孙烧的纸钱。

在村里，我叫爷爷的人已经极少了，叫奶奶的也不多，就连叫伯伯的人，也已经越来越少。以前伯伯多，喊人时都要在伯字前加上名字，现在似乎快用不着了。因为有了75元一个月的养老金，村里的老人们，不用再为生活中急需的小钱发愁，真是善事一件；但是，真正过得舒心的老人，依旧很少。也不是晚辈不孝顺，只是少了最重要的陪伴，孝顺本就无从谈起。

我姑妈快七十了，踉踉跄跄又走路送来一只鸡。回去时，我要开车送她，她说坐不了，一上车就晕，看她远去的背景，真像我爷爷。虽然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坐过车也坐不得车，但村里的车子却越来越多。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外地车都开了回来，村里年轻人考驾照的越来越多，村道上大堵车在过年时已经很常见。打工挣的钱，前些年都是盖房子买摩托，现在最时兴的就是买车。

四

乡村平时是空荡的，只有过年时才会如此热闹。市集上乱七八糟停的都是车子，买主的轿车和卖主的货车塞得满满当当，摩托车和自行车都被挤到了角落里。前两年过年时县城总是大堵车，现在县城反而没那么堵了。因为以前要去县城才能买到的东西，现在镇子上就能买到了。我在想，要是常年都有这景象，何愁老家经济搞不起来呢？没人，就没有人气；没有人气，就没有经济。

年前这几天，除了集市上的热闹，另一个最热闹的地方，是银行。排的队伍老长，都是来取钱的，仅有的一两个营业网点，个个闹钱荒，连县城的银行网点也一样；老家人还不适应什么支付宝与微信红包，跟人结算都是拿的毛爷爷，而赶在腊月三十日之前结账是老传统——有钱要给钱，没钱也要给话。

买东西赊账，盖房子赊账、请工人赊账，在城市里已经很难见到，但在熟人社会的老家，信用经济依旧十分发达，一时没钱照样能够做成事情。当然，有一种钱还是很难借，我父亲称之为“死钱”。“死钱”分很多种，最主要的是债主知道借钱人一时肯定还不起。想当年，每当我们三兄弟要开学，就是父亲的难日。读书钱就是“死钱”，一年两年是还不起的，人家自然不愿意借，能高息借到钱就得感恩戴德。

相比父亲供我们读书那会儿，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土里找钱，现在周边打零工的机会多了很多。做小工每天能得一百多块，而且不再像父亲当年做窑厂、挖屋基时那样常常白干。相比之下，种田种地成了最不划算的事情。村里大多人家的田地都租给人承包了，得到的田租虽然聊胜于无，但至少让田地免于荒芜，如果将来放开土地流转，将是最大的一笔财产。

五

在一个进屋酒的饭桌上，我碰到了我的初中同学。我们村那一年考初中的有十来个，最后就我跟他上了初中，最后上高中上大学的则只有我一个。他告诉我，初中同学建了个QQ群，我一看名单，能记得的已经很少；翻开他们的QQ相册，当年幼稚的农村孩子，早已成了一个个憔悴的男人女人。我的初中同学大多都成了民工，有几个在做生意，当年班上的学霸考的都是师范，如今都是附近学校的老师。听说一个同学得了尿毒症，班上同学正在给他募捐。

其实，我就读的小学和初中都已经不存在了：社岭村合并进了塔山村，社岭小学很多年前就被撤，校址现在成了臭不可闻的养鸡场；转桥乡虽然早就不存在，转桥初中却前几年才被撤，校址现在成了塔山小学，我是转桥中学新学校的第一届学生，我的小妹是最后一届。老师们虽然没失业，都去了合并后的学校，但事实上已经无课可上。合并后的新仓初中里，据说三四个孩子就能“分”到一个老师，有的干脆一节课都没有，平时去学校只是点个到。

长期的计划生育国策，和不再信奉多子多福的年青一代，悄然改变着乡村的面貌，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少，有条件的都带去了县城读书，还有的进了大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

六

虽然没了母校，但是相比那些整个失去故乡的人，我还是幸运的。小时候一排排的土砖黑瓦房虽然只剩下极少的几个老人在住，但新建的楼房也没有分散得太开，即便是从谷歌地图上看下去，也还能清楚看到故乡的原貌，没有太多工业的痕迹，没有太多污染的侵蚀，更看不见“被上楼运动”的强制性大拆大建。

每到过年，我从未有去哪里过年的烦恼，回到故乡是唯一的选择（感谢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不仅因为“在这里，我的眼晴、心灵与双足都有理想的漫步之处”，更因为，这里有我全部的过年记忆，有我至亲的亲人，和我父亲当年亲手建起来的房子。

我家的房子是2007年建的，那一年我遭遇了人生的重大变故，妻子生了一场重病。还记得那年春运，我们在厚厚的大雪中赶回，父亲焦急得一晚没睡的样子。2010年，我第一次开车回家过年，父亲在村道的拐角处迎接我，还按家乡的规矩放了长长的鞭炮。那时候村里的水泥路还没修好，父亲担心小道两侧的杂刺会刮坏我的车，专门拿刀去砍了路。

此后的这些年，过年回家我再也看不到父亲了。腊月三十早上吃完年饭，一家人会去房子对面的大山上看他，给他磕头。我妈说，父亲托梦说他的手机坏了，我在附近卖香纸的小店却没能买到纸做的手机；我查了微信里保存的父亲的手机号码，已经换了一个年轻的图像。

七

妈妈老说，“等我走了，你们哪个过年还会回来？”每次我都无言以答。

故乡犹在，可是父亲不在了；如果以后妈妈也不在了，故乡我还回得去吗？每次回家过年，都是妈妈在厨房里操劳；等到她也不在了，冷清的房子还能有过年的感觉吗？我不愿想，也不敢想，泪水已模糊双眼……

还有故乡可回，就是过年最幸福的事。

舒圣祥

20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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