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60年，北京的城市建设规划经历了怎样的流变？

    1949至今的整整60年，北京分别在1953、1958、1973、1983、1993、2004年六次出台大规模的城市规划方案，平均每10年一次。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至今回首这六次规划，以及规划下的城市建设，我们很难看到巴黎、纽约、东京等城同期清晰的发展脉络，一代代专家学者在努力过后留下“规划赶不上变化快”的感叹，历次规划间的分野反映在城市面貌上，则呈现出一种杂糅状态。

梁陈方案的博弈

    新中国建国后，北京作为首都如何改建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以故宫为圆心老城为基础扩建，还是在月坛至公主坟之间的西郊为域建立新的城市中心，成为争议的焦点。1949年12月，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主要参考了苏联专家意见，在老城之上建设新北京。次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人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身为海归学者，他们呼吁在西郊重建行政中心，既保全旧城历史文化遗产又节约拆迁成本，这种新老城并立的规划思路，也是许多欧洲都市所践行的。但事实上，在苏联派意见与梁陈方案的这场博弈中，后者脆弱不堪。或者说从中央的视角鸟瞰北京的版图及未来时，真正的博弈从未发生过。毛泽东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在征服、颠覆旧北京的过程中彰显新中国的屹立姿态，周恩来则就古迹拆除问题与梁思成座谈时申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到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提出北京的目标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并成为工业基地和科技中心。成为大而全的都市样板。此后1958年和1973年出台的两部城市规划，则在大跃进、文革等特殊背景下，为北京的工业梦想推波助澜。而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诸多学者从一开始，就对北京照搬莫斯科，大兴工业的路线提出反对，认为北京作为首都的职能应该像华盛顿那样，专注于政治文化。但一个个工厂大院仍在京遍地开花，除中心城区外，朝阳、石景山、丰台、通惠河沿岸等工业区成型，北京从消费性城市向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生产性城市蜕变。领导者对政治文化中心的憧憬与诉求，则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地处皇城根儿的新建筑上。看上去，一切都与当年的“梁陈方案”背道而驰。

    如果完全以现在的眼光回眸，新北京的城市规划无疑在前30年走了绝对弯路。尤其在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之后，人们对老北京城中古迹的怀恋与日俱增，北京以老城为圆心不断向外“摊煎饼”，当“煎饼”面积高达16800平方公里时所显现的种种弊端也促使人们拷问过去：如果半个世纪前的梁陈方案付诸实施，今天的北京会不会更好？毫无疑问，假如该方案当年获准，会有更多古建筑得以留存，重工业的闹剧不会上演，京西早已成为新的城市中心，丽泽根本没机会成为“三环内最后的处女地”。但当这种怀疑情绪因对现实的焦虑达到高潮时，梁陈方案的完美和先知，苏联规划方案的冒进和愚蠢，都难免被夸大。梁思成们作为知识分子，提案时首先基于对祖先遗产的保护情结，而非城市规划学意义上的系统预算。一方面物质如此贫乏的年代，在郊外完全重建一个行政中心乃至城市中心绝非易事。另一方面，北京的老城到底应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保全？很难给出量化的答案。当然许多欧洲名城至今仍依法完整保存着它的古城区，经典的中世纪建筑、街道业已成为文化名片，并长久带动着旅游经济。但解放初期的北京，到底有没有必要完整保护？

    日本建筑家隈研吾说：“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一样，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筑时代。”15-18世纪，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文化特征在欧洲形成，那是欧洲的黄金时代，自然也是其城市规划与建筑上的黄金时代。而同期的中国正经历着衰落，反映在建筑成就上则“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清后的经济衰微与战火洗礼令坊间充斥着破败丑陋的实用主义建筑——客观而言，这绝不是我们民族建筑的“青春期”。因此除苏联专家外，国内学术界亦不乏反对梁陈方案的声音，曾与梁思成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共事的陈干，事隔多年后仍坚持：“如果按照梁公的方案，集中精力去开辟新区，把旧城封存作艺术陈列馆，古建筑固然精美，但在垃圾堆和污泥浊水上欣赏，于中国人的脸面上又能有多少光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院派“保护旧城”的坚持与领导者“破坏旧世界”的决心都是一种理想主义。而后者，奠定了新北京前30年的建设基调。

“经济中心”的隐与现

    新北京前30年大兴工业的路线自然极端。而按当时的理解，发展经济基本等同于发展工业。因此将北京建成工业重镇或经济中心的企图贯穿于那些年的城市规划当中。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才有机会对北京的工业发展集体倒戈。至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对城市定位作出历史性调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严格控制中心城区规模，发展远郊卫星城镇。而事实上，首府本身既决定了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古都文明与历史积淀、高校林立与思潮演进又早令北京文化中心的角色不可撼动，因此83规划算是对这座城市最保守的定位，这一方面反映出历经漫长动荡后，政府空前的审慎姿态，一方面也折射着一个时代的茫然：北京到底该向何处去？

    从环境与生态的角度看，大大小小的工厂如污垢般侵入城市肌理；从城市经济的角度看，它们又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在放弃经济中心、放弃重工业的方向确立后，企业作为强势的经济实体与规划者的拉锯不断升级，随着工业的控规与外迁，政府税收则压力陡增。到了80年代末亚运会带动城市加速建设时，工业流失而导致的财政吃紧更加明显。此时我们又不得不去反思：在经济结构注定单一，第三产业或知识经济极度匮乏，直接从农业社会跨入新时期的北京，如果不以工业起家，又是否能迅速消化掉工业文明的必经进程，以经济动力维系社会发展，以实现与后工业时代的对接？“北京错是错在了左倾思潮的连年影响下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过度迷恋”，一名观察人士认为，“但如果建国后即单纯走政治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际大都市的定位，没有工业的原始积累，一切岂不都是空中楼阁？”

    199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延续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提法的同时，增加了“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的定位。经济中心定位此时虽未正式“复活”，但它显然孕育在新兴经济形态及产业的种种可能性当中。90年代，“分税制”令土地批租成为当地政府的重要财源，住房体制改革则助推了房地产业，加之第三产业的发展，北京在摆脱工业依赖的同时，展现出国际化的抱负。二环、三环、四环……北京中心城区的版图迅速扩张，郊区与乡村被次第吞噬，政府自50年代即构想的分散集团规划模式，以及80年代再次强调的中心控规与卫星镇建设方案，因意识超前而倍显脆弱。“当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水平有限时，人们对中心城区的依赖是巨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云海接受采访时说，“上世纪70年代，只有当纽约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高成本特征尽显时，才会呈现企业的溢出效应，才会有大量白领驱车或搭地铁跑去城外安家，形成Town文化，否则老百姓干吗不直接把房子安在曼哈顿？就此而言，北京早期的一中心多卫星构想虽好，但生不逢时，因此无法抵御一个城市高速发展期的辐射型膨胀。”

    2004年出台的北京市发展规划，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规划。关于经济中心，它已经从83版的闭口不谈、93版的暧昧中彻底超脱，其主题即科学发展，北京的城市发展目标空前坚定：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其中对“国际名城”的阐释为：“充分发挥首都优势，进一步发展以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核心的首都经济，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据统计，目前世界排名前30位的城市涉及22个国家，其中20个是国家的首都。而世界上80%以上首都城市均属复合功能型（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或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中心）。此时的北京若想继续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中国名片功能，经济定位不可回避。

    改革开放后，北京对经济结构反思、调整的时间，正是深圳、上海等地经济腾飞的阶段。后者二十年间的义无反顾，令本世纪初的北京成为落后者。就此而言，奥运经济泡沫比重的争议变得相对次要，它最重要的价值是给了北京一次卸下一切意识形态包袱，昂首推动经济的理由。北京开始奋力追赶，北京不仅要有朝阳CBD、中关村、金融街，还要有总部基地、亦庄开发区、顺义空港城，以及未来的丽泽商务区。在后奥运和后工业时代，这座空前自信的城市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展现它在经济领域的野心和抱负。

屡次被错过的南城

    一次亚运，一次奥运，近20年的高速发展期，不间断的城市扩张令北京版图呈现出两种显著种症候：1.城市中心向北向东倾斜，西、南式微，地区发展不均衡日益凸显；2.城中村过多，整改难度大，拆迁后不原地修建住宅而兴建商务、公益项目的难度更大。地处南城北端要地，“原生态”的丽泽板块正是在此双重作用下，才神奇的留存至今。

    一种观点认为，亚运会选址是北京北重南轻、区域发展失衡的起点。此前北京三环外四面均以郊野为主，在选择亚运主场时东西南北方向都有体育中心的规划预留地，但南郊小型工业与民居混杂，条件相对最差；东郊已有工体，如再扩建亚运基地未免令规划比重过度向东倾斜，交通及其他配套设施亦不堪重负；西郊部队、医院等军事单位较为集中，当时认为大兴文体有安全隐患。最终选址京北，为亚运而展开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建设改造令北京的城市重心迅速北移，丰台、宣武、崇文等南城区域则被飞速现代化的进程抛离了。

然而，如果说亚运选址一举奠定了北重南轻的城市格局，亦有失准确，事实上很多伏笔早已埋下，比如朝阳的前期发展，机场、使馆区的所在位置，中轴线的心理暗示，上风上水的传统观念。清华大学教授孙传耀谈到，除此之外，“众多高校、研究机构的聚集也意味着一旦社会高速发展，文化产业、科技产业将释放强大能量，给予北城一个惊人的加速度。”就此而言，亚运选址本质上是一次新城市中心的抉择。

从50年代梁陈方案被否决到80年代末亚运经济拉动中心北移，京西南始终与大发展的契机擦肩而过。如果说这些城市中心选择还或多或少带有偶然因素，那么到了1992年确定北京CBD总体规划时，选址东部或北部已成必然。尽管当时已经出现对南北、东西发展失衡的担忧之声，也有提议将CBD置于大红门一带，给南城一个“奋起直追的机会”。但在经济未到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城市优势地区的凝聚力，远比均衡发展的大视野更加强势。接下来则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CBD选在国贸周边，金融街傍住长安街，中关村在北大、清华、人大的团围下，甚至通州、望京、清河等东北部边远区域都因受到“辐射”，而翻天覆地。

“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固然是好事也是必然，但‘贫富差距’过大显然有悖规划者的初衷，更不利于北京的远景发展。”贾云海认为，“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奥运选址也许是近10-20年里南城取得颠覆性突破的最佳机会。”在奥运工程规划方案缩小到三选一时，其中两个方案都基于平衡区域发展的考虑，而将主会场定在南城。时任南四环某楼盘销售总监的付婷女士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阵子我们听到很多奥运主场可能落户南城的传言，同事和业主们都兴奋不已，可惜最终还是没能如愿。”就此，贾云海的解释是：“彼时南北基础设施的差距已经过大，奥运又是千载难逢的盛事，规划者宁愿求稳，把它设在了中轴线与北四环，而非与南四环的交点处。”其实在亚奥两会以前的700多年里，北京的中轴线始终都是皇宫向南伸展的。“也许是为了让南部轴线的传承不至过分缺失，消失近半个世纪的永定门得以重建，奥运开幕式时，我们也看到了烟火的足迹由南向北，经永定门踏过。”一位观察人士说，“但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隐喻，南城肯定会变强，这既基于未来的政策倾斜和自身努力，也基于北部、东部潜力渐少的现实。”

    然而，作为中轴线以北的压轴之作，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公园在2008年夏天大放异彩背后所隐藏的代价是，北京短期内失去了平衡发展的革命性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