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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的爆发

(2009-11-09 10: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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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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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学术探索类

刘惠君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中英之间的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但某种程度上这却是由于中英之间的贸易市场及相互之间地位的不对等而造成的。英国是一个商业和法治国家,他们崇尚自由贸易,其国内市场广泛开放,商人能够自由往来,国内人民自由需求并且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法律的各项保护;而在中国商业贸易则被严格限定在广州这个狭小的区域之内,商人受到极大轻蔑,在许多情形下无权无势。雍正五年上谕中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1]由于长期处在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中,民众无缘了解外部世界,对国外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更是毫不知情。因而自英国人开始比较经常性地与中国进行贸易以后,英国的许多产品,包括他们以为是王牌货物的毛织品和棉纺织品,都不能在中国打开销路,英国的对华贸易始终进口多于出口,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他们不得不向中国大量的运送白银来平衡这种逆差,长此以往,便形成了巨大失衡。

 在英政府及民间商人积极寻求经济手段打开中国国门时,他们希求能有中国这样一个广阔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浪漫地议论道,“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寸,我们的工厂就要忙上数十年!”[2] 中国国土如此广袤,人口如此众多,然而中国经济的特殊形态则使得英国商人的美梦难以成真。中英两国的经济形态有着巨大差异,一位名叫米契尔的英国官员描述道:“在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起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布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因此“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我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3] 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国家,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已经在中国延承了几千年,其对工业品的抵制自然十分有力。再加清政府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将所有贸易仅局促于狭窄的广州一地,这都使得英国商人很难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来打开中国市场。

 相对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对于西方工业品需求的疲弱,中国的茶叶却已进入英国,并且日益成了英国生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消耗品。为了使茶叶的需求不致中断,英国便必须保持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随同马戛尔尼一起出使中国的斯当东指出,一旦与中国停止贸易,而茶叶则日益成了英国人的生活所需,他们却不能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买到它。因此在他们“能够设法在其他地方用同等价钱购进同等数量的茶叶之前,中国方面的来源无论如何必须加以维持”。[4]自从英国开始了海外殖民,他们便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广泛贸易,正如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卫·麦克弗森所言,“我们的生活已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贸易与财政体系了”。[5] 许多国家的产品如非洲的咖啡、西印度的糖都源源不断地进入英国,中国茶叶也一样。由于日益受到了英国普遍的欢迎与认可,从16世纪起,英国茶叶的销售量已增加了四百倍,英国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饮茶逐渐成了英国一种普遍而时髦的风尚,茶叶也从一种奢侈品逐渐变成了英国社会的普遍需求,因而其对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18世纪初,英国的茶叶进口量已超过10万磅,到19世纪初,已达到了300万磅,茶叶税收占英国政府总税收的10%。[6] 而当英国希求用自己的产品来换取购买这些茶叶的价钱时,由于这些商品很难在中国找到市场,他们便只得承受大量的贸易逆差,严重的出超使英商几乎难以为继,然而他们又不能放弃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终于他们发现了鸦片这种特殊的商品,这将对解决和扭转他们的贸易困境起到决定性作用。

 鸦片原是一种药品,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道:“罂粟津液收入瓷器,用纸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其方流传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为房中药,性暖而涩,未为大害。”[7] 作为一种草本植物罂粟汁液中的提炼物,鸦片本身不过是一种含吗啡、可卡因、罂粟碱的生物碱,作为药物使用有敛肺、涩肠、止咳、止痛和催眠的作用。但它也可以作为毒品使用,这里的关键则是用量和用法问题,一旦用量过度,它就成为毒品。作为毒品的鸦片初可使人感到周身舒适,气朗神清,飘飘如入极乐之境;继则上瘾,茶饭不思,肩耸项缩,颜色枯羸,虽生犹死。而作为用法,若和汤煎服则气味臊臭,味道苦涩,可和药用;一旦置火吸食则味道香甜,可以抽吸,便化为了毒品。明朝末年荷兰人占领台湾后,为了防止疟疾曾将烟草、鸦片混合吸食,但这种吸食方法自厦门传入内地后,却渐成了中国之一大害,许多中国人吸食成风,而且不混烟草,只抽鸦片。

 输入中国的鸦片起初数量极少而昂贵,一般人难以染指。16世纪始,葡萄牙人以印度为基地向中国输入鸦片,但每年最多不过200箱(每箱重100或120斤)。乾隆38年(1773)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专卖权,鸦片输入量迅速增加。1790年,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飞涨到了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产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三分之一销往中国。[8] 随着鸦片走私越来越严重,1800—1804年,平均每年输入中国鸦片3500箱,1820—1824年增至7800箱;到1838—1839年度,竟达到了35500箱。[9] 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普及,吸食人数如此之多,以致道光时各地烟馆林立,“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10],就连道光本人也一度成瘾。他在《养正书屋全集·赐香雪梨恭记》中自述即位前吸烟之事道:“新韶多暇,独坐小斋,复值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蚀微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可见当日吸食之普遍。嘉道时人程恩泽《粤东杂感诗》注中感叹“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在吸烟的人数中,衙门最多,“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11] 军中吸烟之风亦非常流行,“各省兵丁吸食鸦片者甚多”,士兵“筋骨疲软,营务废弛”,“操防巡哨有名无实”。到了同治年间,中国吸烟人口已达4000万,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本土出产的鸦片产量已超过进口的鸦片产量,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却占到了世界鸦片总量的85%。[12] 以致西方人欢呼道:“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13]

 英国商人早在17世纪就开始夹带着鸦片来中国销售,以平衡他们的贸易逆差,在两次遣使活动归于失败之后,英国的贸易入超更为明显,英国商人也就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卷入了鸦片走私活动,自19世纪初开始,从珠江口到东南沿海,直至北及直隶和奉天海岸。一般的说,英国贸易是在一种三角贸易的基础上进行的,英国产品运往印度,而以很少一部分运来中国,然后以鸦片、棉花和其他一些印度产品运来中国,中国部分用茶和其他运往英国的产品支付这些进口货,差额则以硬币付还印度。在两次鸦片战争前后,鸦片走私已发展成中、英、印三角贸易和英、印政府财政收入的生命线。根据英国官方的统计,在1837—1839年间,英国销往中国合法商品的总值平均每年不过91万多镑,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平均每年却高达427万多镑,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平均每年达330多万镑。到了1859—1862年,英国输华合法商品的总值,平均每年不过440多万镑,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平均每年却高达980多万镑,英国的逆差达540多万镑。两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华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基本上都是依靠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去平衡的。[14] 1836年流入广州的鸦片输入总额1800万元,使鸦片成了19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15] 鸦片走私成了中、英、印三角贸易的生命线。 

 在此同时,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还给英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关税收入,从19世纪初到1846年,英国从茶叶上所征得的进口关税共达16700多万镑,随着茶叶进口的增长,这种关税收入也日益膨胀。在1846年的一年内,就达500多万镑。另一方面,印度殖民政府也从鸦片专卖和鸦片过境税上取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这项收入在1835—1839年间,平均每年为128万多镑,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地位超过5%,到1855—1859年更上升到448万多镑,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地位超过14%。可见鸦片走私又是英、印政府财政收入的生命线。因此,英国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向中国输出鸦片的。[16] 然而当时的中国对于这种情形却并不了然,尽管中国同英国贸易已达两百多年,但中国却闭眼不看世界,也因而对世界的情形并无所知。

 事实上,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已经形成,只是清政府没有觉察到而已。从15世纪起,世界对茶、丝、棉、蔗糖等的需求都已大大刺激着中国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制品的发展,输出急剧增长。在18世纪30年代,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棉织品,到鸦片战争前夕,已达到平均每年34600匹的水平。[17] 1834年英国撤销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允许英国人在东方自由经商,由英国政府设立驻华商务监督来统摄一切,这样原与英国私人公司的对华关系便成了英国政府的对华关系。此时中、英、印三者之间贸易关系已经奠定,随着19世纪初英国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中国财富开始大量流向英国和印度,清政府以过去对待夷人的方式对待西方,对西方商人采取“羁縻怀柔”的政策,此时才发现了其根本错误,可是却找不到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

 鸦片的输入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吸食人口日益众多,严重荼毒国人身心。由此不独影响人们健康,也拖垮了国家经济。英国通过鸦片贸易,不但扭转了英中贸易的逆差,甚至扭转了两百多年东西方贸易的逆差,到19世纪初,它还扭转了三个世纪以来东西贸易中白银流入中国的状况。1821到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1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白银外流还造成清政府一项严重经济问题即银贵钱贱。清代时银两与制钱是并行流通的,其比价为银每一两合制钱一千文。但由于白银外流,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一两白银已合制钱达一千六七百文,而清代完粮纳税须用白银,就等于人们实际要多交60%的赋税,由此大大加重了民众负担,将许多人推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鸦片输入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它“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18] 终于引起了清政府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运动。然而中国没有想到,禁烟运动却给英国找到了借口,它竟悍然发动了战争。




[1] 《清世宗实录》卷五七。

[2]《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3] 张研、牛贯杰著:《清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4] [英]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5] 转引自Sweetness and Power. P115.

[6] 周宁:《鸦片帝国》,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7]《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8页。

[8] 周宁:《鸦片帝国》,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9] 李伯祥等:《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0]《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8页。

[11]《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五。《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0页。

[12] 周宁:《鸦片帝国》,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14]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

[15]《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16]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7] 珀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Dwight  H. Perkins,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75, p. 321, note 4.

[18]《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8页。

 

摘自本人《中国近代早期的工商业发展与社会法律观念的变革》一书第二章,敬请尊贵的读者关注留意,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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