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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态的叶兆言先生

(2007-09-21 17: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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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

 

 

叶圣陶先生的孙子、叶至至诚先生的儿子、南京著名作家叶兆言说他的父辈朋友高晓声“毕竟太聪明了,料事如神……”,而高晓声先生的至交林斤澜先生却认为高晓声先生并非如叶兆言先生所说的那样聪明,那么“料事如神。”而我觉得叶兆言先生说高晓声先生这些话,像是有意嘲讽高晓声先生,高晓声先生若是地下有知的话,怕是后悔都来不及呢。高晓声先生万没有想到,在世时,独居金陵,去老朋友叶至诚先生的家里讨碗反吃,都会被后生叶兆言说成,“高晓声经常来蹭饭,高谈阔论,我们家保姆总在背后抱怨,嫌他不干净,嫌他把烟灰弹的到处都是。一来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我常常是提着饭盒去馆子里炒菜,去小店里买烟买酒。”(《叶兆言——我所知道的高晓声和汪曾祺》)对高晓声先生到来厌烦的究竟是叶家的保姆,还是后来成为南京著名作家的叶兆言先生?再说了,如果叶家的人都那么厚道,都那么礼待、尊重高晓声先生的话,叶家的保姆,能有抱怨?敢有抱怨吗?打狗还要看主人面呢,何况高晓声先生那个时候是“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灰头土脑的人,怎么突然就成了人物。”不知道这样的口气与眼神,是叶家保姆的,还是叶兆言先生本人的?或者干脆就是叶家保姆与叶兆言先生共同的口气与眼神。如果高晓声先生真如叶兆言先生所说的“料事如神”的话,那个时候的高晓声先生就不会“经常”去叶家“蹭饭”吃,以至于被叶家的保姆都翻白眼;如果高晓声先生“料事如神”的话,会有这样的把柄留待他去世八年之后,给他的侄儿辈、南京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借着叶家保姆的嘴,来嘲讽取笑?

可见叶兆言先生对高晓声先生所作的“毕竟太聪明了,料事如神……”,是一句不可靠的自欺欺人的评说;还有一种可能,叶兆言先生对高晓声先生这种认识,也是事实。问题在于叶兆言先生觉得上苍不应该造出高晓声先生这么一个“毕竟太聪明了,料事如神……”的人物来,要不叶兆言先生为何又有接下来的质疑呢?

“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灰头土脑的人,怎么突然就成了人物。”(《叶兆言——我所知道的高晓声和汪曾祺》)叶家的保姆不解,自然叶兆言先生也不解。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把叶兆言和叶家保姆合并在一起,别说叶兆言先生不乐意,叶兆言先生的读者也不愿意啊。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叶兆言先生为何一定要加上那么一句“红得连保姆也不相信”的话呢?叶兆言先生说这么一句话时的心态,究竟是为了嘲笑高晓声先生,还是啐叶家的保姆呢?

也有可能都不是,但从中可以令人窥视到的是叶兆言先生的优越感太强烈了,一直使自己在一万英尺上空飘着呢。

高晓声先生是谁?不就是江南耕读世家中的一个农民吗?能够查到的有关高晓声先生的个人资料中,是这么介绍高晓声先生的。

“高晓声(1928年7月8日—一1999年7月6日)江苏武进市郑陆董墅人。1934年9月至1949年5月,先后就读于武进郑陆桥小学,江阴澄西中学,武进鉴明中学,上海江湾私立上海法学院经济学系。1949年6月赴无锡惠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1950年5月至1952年6月,在苏南文联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1952年7月至1957年4月,先后在苏南文化局和江苏省文化局任文化科员;1957年5月,进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专事文学创作。”资料中没有提到高晓声先生先辈是如何的名声显赫。

同样在可以查询的资料中查找叶兆言先生,结果如斯,“叶兆言,男,江苏苏州人。1957年生。家学渊源,祖父是著名作家及教育家叶圣陶。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死水》、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叶兆言文集》等。其作《追月楼》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乖乖隆个冬,“家学渊源,祖父是著名作家及教育家叶圣陶。”也许因为叶兆言先生的父亲叶至诚先生的名声,达不到“著名作家及教育家叶圣陶”的级别,在叶兆言先生的个人资料介绍中,干脆连父亲都忽略不计了。这个时代,标签确实很重要,但是再怎么重要,也不至于只要爷爷不要父亲吧?但愿这种介绍不是出自于叶兆言先生的手笔,即便出自于叶兆言先生的手笔,也仅仅是一次不小心的失误。叶兆言先生自然是不会忘记自己的“爹”是谁的。

叶兆言先生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名动中国文坛,并必将进入中国文学史的高晓声先生可以质疑。高晓声先生的老乡,曾经也发出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赞叹。叶兆言先生完全可以从内心向高晓声先生的文学成就挑战,可那没有必要那么不屑的说高晓声先生“一个灰头土脑的人,怎么突然就成了人物。”无论叶兆言先生如何说高晓声先生“并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农民……他并不真心喜欢别人称他为农民作家。”而在我与高晓声先生生命最后十年的交往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在任何时候高晓声先生否定自己的农民情结,一生没有未改的乡音多少也是说明高晓声先生没有掩饰自己是“江苏武进市郑陆董墅人”的标签,更没有从高晓声先生的嘴里听到过对农民鄙视的话,也没有在高晓声先生的文章里看到嘲讽农民的文字。当然,不能排斥高晓声先生在一些场合或话题中对农民的批评,即便是我从来没有听见。我所见到的高晓声先生是淳朴的善良的,偶尔有少许的狷狂、放浪不羁、率性随意,绝对不做作。是一位值得人尊重的长者,绝非仅仅是一位作家。而是健全人格的人!

我不知道叶兆言先生为何偏要那么肯定高晓声先生对“农民”的鄙视?我弄不明白叶兆言先生为何非要给高晓声先生贴上“农民作家”的标签?中国农民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享受过国民待遇,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有良心的学者们认真的提出这个问题,要给中国农民以国民待遇,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这件体现着起码公平原则的事情。而时至今日的叶兆言先生却还那么吝啬那么一点点人文精神,有意无意之中,还忘不了脚踩中国农民一下,偏要把高晓声先生划入“农民作家”行列之中。我不想去甄别叶兆言先生置身于那个行列。从叶兆言先生身上多少能让人嗅出腐朽的味道来,其本质多少令人生疑,难道这就是叶至诚先生的儿子叶兆言?难道这就是叶圣陶先生先生的孙子叶兆言?幼稚的盲目的毫无修养的优越感。

叶兆言先生的言语之间,给人的感觉,是叶兆言先生中山狼式的得志。谁人不知道你叶兆言先生“家学渊源,是著名作家及教育家叶圣陶”的孙子?谁不知道你生下来就姓叶?谁不知道叶兆言先生有高贵纯正的叶家血统?那又怎么样?就说明你有权利去嘲笑“农民”吗?

也就是这位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将近十个年头、依然要遭到叶兆言先生揶揄、嘲讽、讥笑的高晓声先生,当年在“探索者”被定性为右派组织时,“最为倒霉的就是高晓声。当年审查,一定找个首犯,分个主次,开始‘探求者’都自己扛着,结果还是把高晓声推出来。旁的人保住公职,给一只饭碗,高晓声被开除,送回老家农村。这实在有些不公平。”“ 地点都在叶至诚家,叶的地位又最高。虽然高晓声写了“启事”,但是陆文夫起草的“章程”。今天看起来,高晓声“情节”较轻,可是,被当做罪魁祸首,高晓声竟不吭气、不反驳,他冷静考虑着自己将走的路。”( 陈椿年《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

“探索者”一共有五个人组成,叶至诚、叶至善、陆文夫、方之、高晓声。

我真弄不明白,叶兆言先生出于何种心态,在高晓声先生身上,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嘲讽之能事。“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和叶至诚合作的锡剧《走上新路》,就获华东戏曲会演一等奖。”想当年,高晓声先生可是与叶兆言先生的父亲叶至诚先生一起携手“探索”,并且为此承担了二十一年的农村改造生活,致使高晓声先生一辈子有了太多的痛苦经历和人生遗憾。中国自古便有“富不过三代”之说,难道叶家的血统里的那点善良和厚道,也过不了三代?这个问题,叶兆言先生的爷爷,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所留下的文字中,是否做了解释?

在我《所知道的高晓声和汪曾祺》中,叶兆言先生继续写道,“高晓声成名后,闹过很多笑话。譬如用小车去买煤球,结果撞了一个老太。他赔了几十元钱,为此很有些怨言,我笑他自找,煤和霉同音。在80年代初,很大的官才有小车坐,如此奢侈,报应也在情理之中。”

“最极端并且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高晓声神秘兮兮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最厉害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骨子里是个狂生,天下第一的名分,未必肯让别人分享。”

“高晓声显然是沾了文学热的光……”

同为“探索者”成员方之先生的儿子,同为诗人、作家的韩东先生,2007年8月24日在接受李徽昭先生一次访谈中,如许评说高晓声先生的:“有人想否认自己出身于农民,对某种身份、气息想掩盖。有的人则故意张扬。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他在自己的位置上觉得很舒服。有的人觉得很自卑,那就不谈了,这样的人挺多。而有的人过于强调。高晓声不强调,也不试图摆脱,也不掩饰,他很自然,真的是非常得体。”

“高晓声不时髦。但高晓声的东西肯定能留下来。怎么留下来?这也许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吧。想起来真悲哀。我有一个想法,一个作家怎么留下来?怎么能不朽?不是说他的书一百年以后还有人看。一百以后还有人看的也只有《红楼梦》,寥寥无几。而是,你必须活在后辈作家那里。如果有一个后来的作家读到高晓声,觉得特别好,从中汲取了营养,而这个作家又很有出息。他会说到高晓声,承认这个师承关系,并且在他的东西里面有高晓声的影子。我觉得这是可能的,绝对是可能的。”

“他不会混,用小轿车买煤球,还被人家写进了书里。”

且不说韩东先生对高晓声先生的评说就客观公正,至少可以读出韩东先生的善良,这一点恰恰是言兆言先生所不具备的。

其实无论高晓声先生的创作作品,还是为人,也都是可圈可点的。批评的方式,可以温文尔雅,也可以急风暴雨,正常的批评,无可指责。高晓声先生一生所处的时代,落差巨大,势必造成诸多可以窥见的和不可捉摸的畸形;高晓声先生的文学成就之中,究竟包含多少艺术成分,多少功利成分?人生的大起大落,把高晓声先生锤打成怎样一个人?……出自于本质上的善良的批评,即便言辞刻薄,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叶兆言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高晓声呢?

在《叶兆言——我所知道的高晓声和汪曾祺》中,不难看出叶兆言先生所有的表演,居然无处不暴露出长舌妇技艺、地摊小报记者的得意、窥隐者的不耻。用“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的方式,使日渐沉寂于文坛的自己,博个出位。当一个作家堕落到这样的田地,无疑于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娼妓在年老色衰之时,向路人叨叨絮絮着当年门庭若市。目前的叶兆言先生多少有这样的味道。当娼妓卖不了色相时,就开始兜售别人的隐私。叶圣陶先生若是地下有知的,必定掩面而泣,愧为一代“著名教育家”啊。从这点来看,高晓声先生也就没有必要“忍受不了儿子的示弱”。一不小心也弄个类似于叶兆言先生的儿子来,原以为“竖子可教”,没想到最终“大煞风景”。

对于叶兆言先生如许作为,高晓声先生生前确实是料定了的,高先生说,“背后议论人,是非曲直,无从证实,这叫私立公堂、缺席审判,当然不正派。但许多人有这种德性,有这种嗜好。”(高晓声/《寻觅清白·朋友种种》)

骑了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有可能是唐僧。

长了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也可能是鸟人。

叶兆言先生时常裹着一件破棉袄,无非想装出些魏晋风骨来了。若是如此便有了魏晋风骨,那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民,要比叶兆言先生纯粹的多,那里的农民穿破棉袄,至少不是装出来的。

 

(2007年9月21日于江苏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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