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笔生花和江郎才尽

 邵问津

在中国文学史上，和秦汉的学者作品相比，魏晋南北朝的写作显然更具文人的特质，虽然还远不及唐宋文学那样波澜壮阔。东汉末年的建安风骨使作家真正进入了私人写作的时代。特别是东晋之后，文人的清谈加速了个体生命自然心性的发掘，在相对背离人文、回归内心真实的个人心灵背景之下，不仅诞生了陶渊明这样继庄周之后中国历史上最真实的生命，更实现了涤尽人文堆积的尘埃，从而孕育出铺陈绝对原于自然的山水诗和山水游记，谢洮和谢灵运是陶令境界的第一代传承者。而南朝江淹的《别赋》和《恨赋》则为纯粹抒写心灵的巅峰之作。

江郎“二赋”的特出自然性征当然不是哪一个朝代的文人可以轻易绕过去的，这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他盒中宝剑一样连夜晚也依然铿锵作响的名字，却不仅仅因为“二赋”的临风顺流。在他写作开始和封笔之时被赋予两个梦境的传闻，才真正让他在两个成语之间存活着全部有效生命的飞扬。也正因为这两个成语，给他的心生命罩上了一层薄薄的、但怎么也撩不开的面纱。

江淹生活在历史车轮急速转动的时代。他身历宋、齐、梁三代，并且在三朝都担任过要职，直至封侯拜相，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的经历。他在一生中所历的两次改朝换代中，不仅没有丢掉智慧的头颅，反而步步高升，这不能不为历代的官僚和文人们同时叹为观止，虽然其间也曾短暂入狱，也曾被贬谪为建安的吴兴令（今福建北部浦城县）。我们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地去考究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他提供了怎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单就主观而言，我只能说这是绝对超越的智慧的使然。但这种智慧的异位使用，使才子江淹的写作生涯就不能不局促得如此短暂！也就是说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现世生活中，真正获得心生命的时日，前后不足十年，而主要集中在谪居吴兴（浦城）做县令的那三年。他留下的作品也少得不像一个行云流水一样的作家本来应该拥有的数量。据他自己《自传序》的记载和后人编辑的《江文通集》，都不过区区十卷，其中部分篇目微有异同。

任何一件伟大的作品都不可能诞生在温室里，就像任何一个摄下时代背影的人物都不可能生长在顺境里一样。江淹的《别赋》、《恨赋》和其他大多数诗文都写于被贬谪为县令的那三年——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较长时间的失意岁月。在这之前，他得把自己大部分智慧应用于怎样在坎坷的现实中走出一条平坦的道路，而这之后逐渐平步青云，直至拜相封侯，忙于公务，也就荒于诗文了。这是江淹写作状况的基本因缘构造，却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过于平淡的事实。而硬生生地塞给这位极大浪费了才华的才子两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成语，使大多数读书人只能让他永远生活在久久无法散开的古代的云雾里，并且让这种神秘氛围弥漫了一千五百多年。

南朝时的吴兴（浦城）城外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山丘，但它的名字却令江淹身后多少代的文人们仰慕不已，这个灿烂的名字响彻历史的长廊，萦绕在所有靠写字构筑精神丰碑的文人们。这座低矮的土山丘叫做梦笔山。现在早被城区无限制扩张所淹没，已经了无痕迹，连曾经的小亭子也已荡然无存。江淹“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466年，又因他的恩师刘景素密谋叛乱，历次上书苦谏，被谪为吴兴令。据传他到任伊始在这座土山丘住了一夜，梦见一美男子自称郭璞授他一支五彩笔，醒来索身，果有一笔安然躺在兜里，从此才思泉涌，下笔如神。他用这支笔写下了《别赋》、《恨赋》这样的千古不朽名篇。这就是“梦笔生花”成语的最初出典。后来因为李白的诗名，好事的文人们也就移花接木地把这个美丽的成语安在这位诗仙的梦中了。

三年之后，当他再次受到重用，离别闽北这个县城的时候，他恋恋不舍地来到了梦笔山，告别这座给了他心生命的小山丘。他还是在这里留下了最后一夜，但这一次的梦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运，而恰恰相反，他梦见郭璞向他收回这支五彩笔了。此后，江淹仕途畅达，入阁封侯，在繁忙的政务之间，再也无暇临风抒怀了。后人们再也没见过他写下什么超越的文字，或者说压根儿就封笔了。因而，也就有了“江郎才尽”的形容。

江淹的时代经历和个人境遇，已经很好地为我们说明了他写作生命的本质特性，因而我们当然没有理由相信“梦笔生花”和“江郎才尽”所赋予他的神话的真实，没有理由相信江淹心生命是“梦笔生花”笼罩之下的产物，而“江郎才尽”传说更不可能真正决定他有限心生命的寿终正寝，不管这两个成语有着怎样美丽的光环和失色的暗浑。况且事实上，江淹并没有获得极至心生命的自身愿望，而最终选择了有形人生的完整道路。就个人而言，我们没有理由去剥夺江淹对自己生命方式的选择，因为我们也根本无法实现苛求历史完美的一厢情愿。虽然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给后世留下了诸多遗憾。

但这种传说还有一则神秘的暗合，却几乎为所有沉迷于美丽神话之中的人们所忽略。那就是关于郭璞授笔所蕴涵着怎样使命式的历史意义。郭璞是东晋的诗人，还是一位神秘的谶言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在武夷山留下文字的文学家，他在武夷山一块巨石上题写了一首预言式的七律谶诗，不仅真实地勾勒出武夷山黄岗山和九曲溪的溪山走势，还预言了身后五百年在九曲溪下游以武夷宫为核心的文化脉络。虽然没有任何可靠的史料记载郭璞曾经到过武夷山，题刻他谶诗的“题谶石”也早已无迹可考，但这首著名的谶诗和背景资料却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因而，他所授予的五彩笔，才有可能使江淹妙笔生花，才有可能让江淹神来之笔为武夷山写下了无可替代的一笔。

江淹担任县令的浦城比邻武夷山，他在郭璞梦境的“授意”之下，成了第一个游历武夷山的文人。他用“碧水丹山”四个字精确地揭示武夷山的山水特质，令此后一千五百年来没有人敢于偏离和产生怎样的突发奇想，虽然江淹之后来过武夷山、甚至生活在武夷山的文人墨客可谓汗牛充栋。因而，可以说江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撩开神话的雾障，揭示了武夷山水真实自然心性的人。他对武夷山的认知可谓前无古人，而更为未来者通过武夷山这个窗口走进自然、获取自然启示所必须的心智，提供了必要的源泉和及时的补给。从这个高度上，我们在感叹江淹这四个字的神来之笔的同时，又很难不把它归结为冥冥之中郭璞授笔所包含着巨大预谋的结果。

但不管怎样，“梦笔生花”和“江郎才尽”这两个成语，在给荣幸的江淹罩上一圈圈神秘的迷雾的同时，也给关于天赋的解释做了最生动形象的注脚，千百年来缠绵了多少文人渴望和叹息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