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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纾困的边界在哪里?

(2018-11-22 10:50:02)
标签:

国资纾困

纾困行动

风险管理

道德风险

分类: 管理学

警惕过度负债风险、医治盲目扩张顽症、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推进高质量运行与发展

国资纾困的边界在哪里?

今年以来,伴随着A股市场低迷,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不断暴露,作为应对以深圳国资为先导,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国资纾困”行动,并成为近期焦点。

“国资纾困”行动也取得预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股价稳定。但一些奇怪的现象也随之而来,有人“自曝家丑”以博取股价上涨,还有公司刚接受亿元纾困资金,大股东便清仓减持,这些给“纾困行动”增加了别样的色彩。

这场“纾困行动”显然是有必要的,这也是记者采访时所得到的多数回答。虽然部分问题企业是由于大股东缺乏风险意识,盲目扩张、自食恶果,但是如果不救,更大的问题甚至引起连锁反应也是可以预见的。

当冬天来临,有人身强力壮棉衣多,也总有人是体弱多病衣衫薄。面对将要冻死的人,不是讨论该不该救的时候,而是先救了再说。毕竟在这个逢“8”之年,内外环境有目共睹。

但救援不是提倡“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不仅是对“乖孩子”的不公平,也会诱导不良发展之风,反正“撑死胆大的,饿死有人兜底”。
救援的边界在哪里?“救急不救穷”成为一种共识,同时“契约精神”、“互相尊重”也是必不可少。

令人欣慰的是,在吹起“纾困”号角的深圳,相关国资平台也是有备而来。“纾困”行动资金被称为“共济资金”,本身就有着“救急不救穷”的共克时艰意味,一开始就是有选择性的;同时,国资平台的救援也并非免费的午餐,“坏孩子”是要为之付出代价的,而且这种代价的成本恰恰是市场行为,也并非坐地起价、趁人之危。

而这种市场行为所体现的“契约精神”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深圳,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多年来形成的国企民企良性发展格局不无关系,二者各安其位又相互引领。深圳国资作为“富家子弟”,保持其出手但不越位的做法,是另一重相互尊重的边界。

深圳是国内经济发展极具活力的地方,在其40年高速发展中民企功不可没,甚至在不少科技前沿行业取得领先全国的优势。在大势趋缓之下,也要看到那些因种种原因受困的“孩子”并非多数,国资平台援手的及时到来,不啻为飘然而至的大侠,轻轻一扶也许就换来一个新生,当然大侠之风往往挥一挥衣袖不留下一片云彩。

2018年11月22日
证券时报


纾困企业过程中,要严防道德风险

日前,北京一家上市公司股东发布减持公告,不仅导致股价连续大跌,还引起了市场对纾困民企过程中可能存在道德风险的讨论。大股东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是市场行为,只要合理合法,便无可厚非,然而,这家上市公司一边寻求资金纾困,在股价七连阳反弹累计涨幅超过40%情况下,大股东一边准备进行清仓式减持,这难免引起争议。

纾困资金尽管来自银行或其他国企,也不论是采取股权还是债权的方式,但都动用了政府力量甚至掺杂了一些政府信用,所以受助企业使用的是“公共资源”。缓解大股东资金压力,稳定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纾困的出发点,股东减持是市场行为,也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乎两者之间并没有“瓜葛”,然而两者发生时间相近,一前一后,存在享受公共资源但没有承担必要责任的嫌疑。尽管这家接受纾困资金的公司股东最后在舆论压力下承诺6个月内不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实施减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但与纾困相关的问题和风险还是应该引起注意。

首先,纾困民企要公开透明。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成立的纾困资金规模是有限的和有成本的,所以寻找纾困对象、驰援资金运作管理等都需要公开透明,避免出现“寻租”和“利益输送”情况。如果纾困不得当,出现风险,甚至背上负担,最后损害的是公共利益,破坏的是资本市场生态。

其次,纾困要以大股东自救为前提。在确定纾困对象之前,地方政府或关联国企要详细考察纾困对象。看看它们有没有尽最大努力自救,甚至大股东个人生活也应纳入考察范围,例如,是否有与企业共命运的意志,其生活是否体现出应有的节俭。特别是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之外是否还有体外实体,应该成为考察重点。

再次,纾困期间股东需承担相应的甚至是额外的责任义务。除了受益最多的大股东需要承担相关责任义务之外,其他因纾困引起股价上涨或者经营改善而受益的股东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义务,如股份减持尽量不在纾困后的较近时间内进行。这些内容,可以在纾困方案制定过程中,由纾困方与各方股东进行商议约定。如果事先没有约定,事后也应该进行及时补充。

最后,投资者要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以基本面预期为导向进行投资,不要盲目炒作。对于涨幅较大的个股,虽然纾困缓解了大股东现金流困难,对公司发展有一定支持,但是公司长期价值很难短期显现,股价过度上涨即是风险。另外,监管层要加强监管,上市公司要及时公布公司生产经营重大事件,合理引导投资预期。

2018年11月22日
证券时报


救急不救穷

对于“纾困”资金的使用,市场也存在争议。三川资本执行董事方烈称,“市场是有风险的,不能公司乱搞后,就有人来救,不然大家都去乱搞了。”

“深圳的民营经济总量很大,而且非常活跃,在大环境影响下部分公司出问题是很正常的,市场也有一定的自我出清功能。”不过,方烈认为,“一家规范的公司,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和公司经营是没有关系的。但关键要看大股东股权质押之后去干了什么。”

部分问题公司多和高杠杆运作、虚假利润、不务正业盲目扩张有关,“很多公司的主业发展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贷款,大多是去搞了其它事情。如果自身现金流、造血功能是正常的,那大股东出问题和公司是没有关系的。”

但对于这波由政府主导的“纾困”行为,多数人士认为是有必要的。
刘军称,“当国际、国内经济整体下行时,民营经济会首当其冲,这个时候政府可以适当释放善意。”

刘国宏表示,“不得不承认民营经济最近处在一个危机时刻。前期资本市场的阴跌,如果持续这样下去,肯定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国资在此时纾困是有必要的。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美联储也曾推出了一系列救市举措,帮助企业恢复信心。”

刘国宏对深圳借助国资平台进行纾困的行为给予了肯定,
“比政府直接赤膊上阵好,方便筛选出救助标的。深圳的共济计划资金的具体使用还没有公开,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不是把所有企业的风险全承担,而是有选择性的,即使对已经实施救助的企业也只是承担部分风险,也就是说政府出钱纾困企业是要付出成本的。”

根据此前媒体消息,在深圳“纾困”计划实施之时,部分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高新投、中小担等签署了协议,待股票价格回升后,扣除利息等全部成本,实际控制人还要分30%左右的盈利给高新投、中小担。

刘国宏还表示,“纾困”资金要坚持“救急不救穷”的原则,“有一些公司经营不善、前期高风险经营,就要承担一定的后果。”


节选自
作者:王基名 李曼宁
2018年11月22日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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