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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荒诞劳教

(2012-10-26 13: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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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各种的劳教事由荒诞

  “那时重庆的劳教就是个整人的工具,不听话就整你,并且听不听话还只是个借口。”

  杨操,便是谢苏明认为比他更冤的“同学”(劳教人员被称作学员,相互间以“同学”相称)之一。

  今年40岁的杨操是在重庆做代理生意的福建人,他的妻子和几个亲戚合伙经营了一个快餐店。由于福建和台湾挨得近,杨操妻子经营的餐厅一直做台湾人的生意,他们没想到,这会招来一场灾难。

  2009年9月9日下午,警察突然找到在家陪8岁儿子看电视的杨操,以其妻涉嫌诈骗为由,将杨操带回派出所询问情况。

  杨操说,由于夫妻二人各自经营事业,他只是偶尔开车给妻子的快餐店买米和油,其他事根本不知情。但当天晚上,杨操还是被警方以“涉嫌诈骗”为由拘留,并送往看守所羁押。

  警方虽多次进行询问并作笔录,但杨操的答案只有“不了解,也从未加入诈骗公司,对妻子餐厅的事不知情”。

  杨操说,多次做完笔录后,警察只让他签字,但不让他看笔录内容。偶尔会告诉他:“警察不会坑人的。”

  在被羁押一个多月后,警方送来劳动教养决定书,杨操因“加入诈骗公司,负责驾驶、转移赃款”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看到劳教决定书后,杨操愤怒地反驳,并对劳教时间提出质疑时,警方淡淡地回应他说:“一年算轻的了。”

  到了西山坪劳教所后,身体有残疾的杨操稀里糊涂地被派到劳教所档案室干活。在整理档案期间,他仔细地查看了同一个劳教大队近500人的劳教资料,其中半数是因“寻衅滋事”被劳教。杨操记录下了一些荒诞的劳教事由。

  重庆巴南区双河镇,一名杨姓中年男子和妻子吵架,正在气头上的丈夫恐吓妻子说“拿刀砍死你”。听到丈夫的恐吓,妻子拨打报警电话。这名并未动手的丈夫因“寻衅滋事”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重庆市大足区的残疾人何华汰曾患小儿麻痹,在重庆沙坪坝区一家礼品回收厂工作。厂内一老人经常试图对一名贵州籍的残疾小姑娘“揩油”,他和同事看不惯,屡次对这名老人提出警告。在一次言语恐吓中,老人报了警,警方先是认为两名年轻人“见义勇为”,但需各交300元才放人。考虑到自身残疾挣钱不易,两名年轻人拒绝交钱,后均被以“寻衅滋事”劳教一年。

  相对于这些普通人而言,曹涧算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在被劳教前,他是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新湾村的党委书记。

  2007年,作为在读研究生且自创3个公司的曹涧任职家乡的村党委书记,他在工作中推行廉政建设,触及了新田湾村一些人的利益而树敌。2009年,重庆的“打黑除恶”如火如荼开展时,曹涧遭人构陷,被举报“涉黑”,后被重庆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刑拘。

  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巴南区公安分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曹涧进行调查,但一直没找到他的“涉黑”证据。事后,专案组调查人员也亲口对曹涧妻子表示,此案是“黑打”。在“涉黑”无法查下去时,警方随即又以曹涧“邀约他人恐吓他人”为由,按“寻衅滋事”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

  亲身体验劳教之后,谢苏明深有感触地说,那时重庆的劳教就是个整人的工具,不听话就整你,并且听不听话还只是个借口。

  抓人指标与劳教创收

  多位采访对象都提到“警方有抓人指标”。除此之外,被劳教者在里面的工厂创造的价值,也是一个惊人数字。

  为什么标榜“执法为公、立警为民”的重庆警方会这样大肆抓人送去劳教?多位采访对象都提到,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警方有抓人指标。

  重庆“一坨屎”案当事人“方竹笋”因为此前担任过涪陵区公安局义务警务监督员,他从内部渠道得到了一些信息。他听说,重庆基层派出所行政拘留一个人能够得到0.5分,劳教一人有1.5分,如果是判刑将得到2分。年终派出所将按积分进行排名,排名靠后的要送学习班。

  “方竹笋”还爆料说,在重庆“打黑”期间,不少区、县公安局由于缺“人头”,只得向完成任务的派出所购买“人头”,完成指标任务。“方竹笋”从警方内部还了解到一件非常荒唐的事:重庆某公安局为完成任务指标,在火车站花钱租赁一个安检通道,对带水果刀的人员予以劳教。

  对于“凑人头”的说法,被指“涉黑”的曹涧也有了解。曹涧说,他的笔录材料上,有一个叫林某的案件承办人,他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是这个人的名字却一直出现在案件承办人一栏。

  杨操在劳教所期间,也了解到一些荒唐的“凑人头”现象。

  重庆九龙坡区走马镇,一个年过花甲的丧偶老大爷,与另一名老汉同时看上了附近一位50余岁的老大娘。两位老大爷成了情敌,发生争吵,后由当地派出所调解处理。

  事发后一个月,两位老大爷接到派出所电话,让他们去一下。到了派出所后,两位老人被以“寻衅滋事”劳教一年。杨操说,处理这件事时,民警对两位老人表示,劳教是为了“凑人头”。

  对于“凑人头”的说法,重庆一基层派出所所长表示,其实和各行各业一样,派出所是有打击犯罪的任务指标的。“但劳教这样的事,肯定还是要按程序来的。”

  在为基层派出所实现“人头”任务后,劳教人员就将从劳教中转站走向劳教所。这其中有一点可能会令人惊讶:承担着劳教人员劳动、教育和培养任务的劳教所,是劳教环节产生利益最大的地方,劳教人员在这个场所创造的财富让人咋舌。

  以杨操所在的西山坪劳教所为例,2009-2010年,这里一共有9个大队,每个大队大约有500人。

  杨操说,劳教人员进入劳教大队后,都要到劳教所的工厂工作。每天早上7点起床吃过早饭,就到工厂上班。中午12点吃饭后休息到下午1点,又开始到工厂上班,忙的时候晚上还要加班,每周休息1天。

  由于完不成任务会被“加刑”,劳教工厂的每个学员每天都会尽力完成任务,在正常时间里无法完成任务的学员,哪怕熬夜加班也要完成任务。同时,每个学员完成的产品需经过检验后才算最终任务,所以劳教工厂内的产品质量相对也有保障。

  在档案室工作的杨操说,劳教人员每天创造的价值惊人。据他介绍,每个学员平均每月创造的价值约为5000元,但劳教所每月支付给学员的工资仅为8元钱。以杨超所在的大队为例,该大队有近500名劳教人员,每月创造的利润就是250万元,一年下来在3000万元左右。

  此前,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有劳教人员5-6万人。这样算来,劳教所每年创下的收入令人咋舌。

  劳教恐惧症

  “你们没有经历过(失去自从上网发帖到日常生活纠纷,让当事人失去人身自由的原因很多很多
生活在被劳教的恐惧中由),我现在特别怕再次进(劳教所)去。”

  而今,谢苏明、曹涧、杨操,听到别人说重庆安全感很好时,他们不会去争辩,只会在事后淡淡地说:“沉醉其中还没醒来是最可悲的。”那场他们人生中第一次被劳教的日子,已经给他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劳教恐惧症。

  杨操的恐惧心理最为强烈。他在和记者交谈时,电话要放到2米开外的茶几上。放好电话后,他会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没有经历过(失去自由),我现在特别怕再次进(劳教所)去。”

  说到“劳教恐惧症”,谢苏明说,他在从劳教所出来后,放弃了已经使用多年的手机号码,并远离重庆赴广州工作。那时他已经看出,安全感指数看似很高的重庆,人人随时都有可能被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劳教。现在,他虽然在网上高调实名发帖为自己申诉,但他几乎不愿用自己现在的手机与其他人联系,即便是朋友,他也会尽量使用别人的手机。

  回忆过去,杨操说,他也曾为重庆“打黑除恶”拍手称快,那时官方营造的安全感犹如一幅美妙的画卷摆在他的眼前。但当自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劳教所后,他才意识到,一旦捅破那幅美妙的画卷,就会发现它的背后充满了肮脏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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