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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2013-02-14 10:34:52)

 

 

 

蒋方舟/

 

 

 

版画家章学林60年代从浙江美院毕业。1980年来到美国,认识一个叫做木心的漂亮老头。木心写作,写得好,章学林很佩服。后来,章学林却对木心有了不满:“木心老师你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群众观点。”

木心立即回应:“群众没有观点。

章学林很气愤,他是延安文艺影响的一代,接受文艺是为了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七十年代还做过《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版画,听到这样的观念当然愤怒。二十年后,在木心的遗作《文学回忆录》的首发式上,章学林承认,木心说的是对的。

准确说,《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讲义。

80年代末,一群大陆台湾的艺术家、作家来到纽约,便把他乡做故乡,聚在一起。画家张郎郎对于这批人有个描述,很精到,他说:“没有现代嬉皮那么疯狂。属于古典雅皮。文化张扬,作风浪漫,生活清苦。

艺术家们到了美国,一下子从“未来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的共和国语境,掉入了“边缘人”的地位,不适应之余,对于艺术与智识也有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那时的陈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觉得非常惊艳,介绍给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画作,觉得好极妙极,又复印了一叠寄给何立伟……大隐隐于纽约的木心,就这样被这群华人艺术家们知道且仰慕,他们时常去木心家中串门聊天至晨曦,最后索性央求他开授正式文艺课。

文学课就这样开起来了,像是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自言“若丧家之犬”。木心带着学生,在精神和艺术的世界里做时空的徜徉,行过之处,有情有义。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说自己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类比,那么陈丹青一定是颜回了:聪明过人,身体力行,任劳任怨。每堂课都写下翔实的笔记,五年的课程一共记录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学回忆录》。

陈丹青写道,木心刚刚教他们的时候,惊讶道:“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木心是乌镇人。出生于1927年。

那一年,国共分裂,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内忧外患,注定是个大时代。乌镇很快就沦陷,由汪伪政府来统治。

但大时代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得轰轰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没有受太多的影响。他自己描述,“我们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孔孟、读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看画,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画。

旧时的富裕人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棋圣吴清源的自传中,写他们兄弟几个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师来背诵四书五经,不去上小学堂。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吴清源似乎并未收到任何影响,宅门一关,生活中仍然是只有下棋。

大时代是为少数人准备的——电影里的革命中永远一呼百应,可在现实中,也不过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儿们,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谨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说里写的贵族少年——“万事皆足,只欠烦恼。”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

十几岁之后,他结束了这样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会杭州读艺专,后来又去了上海读美专。

1947年,内战如火如荼。一向只有羡慕别人生活跌宕丰富的富家少爷木心,成了热血青年,发传单,号召人民反抗政权。他俊俏如姑娘,却有一身极硬的反骨。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

木心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就是被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下令开除,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回大陆。

章学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没有革命意识,其实,革命不过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后来写道:“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木心并非没有革过命,只是发现革来革去,成功与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只成仁,那是圆满,是死;若成功而没成仁,那革命者成了当权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从十四岁写到二十二岁,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该‘绝笔’,可我痴心一片,仍是埋头苦写。结集呢?结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

他二十二岁那年,刚好是1949年。那时,张爱玲对苏青预言道:“来日时势变了,人人都要劳动,一切公平合理,我们这种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识到“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却仍是坚持写着。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缴毁。可以想象,木心这样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难如鱼得水,生活在火热的文革时代,会有多么痛苦。他写道:“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他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

他文革被囚禁18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木心在文章里从未控诉或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木心临终前,陷入了谵妄,时常认不出人,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他对陈丹青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见并非文革不恐怖,也并非他已用强大的艺术修养打败,他只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这梦魇。

文革过后,木心先在大陆住了一阵。后又去了纽约,晚年回到故乡乌镇。

木心少年时受了文学的启发,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于是背起行囊,把几十年的人生过得跌宕入戏,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写作题材。一生由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了文学。

 

木心说:“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话听起来悲凉,但或许是对的。木心死在乌镇,乌镇是个小镇子,殡仪馆也是小小的,挂着俗怆的绸布和标语,看起来十分可笑。是陈丹青赶来,花了两天两夜,才布置成体面得体的样子——连死都是如此。

陈丹青果然像颜回。孔子差点被杀,而颜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颜回终于赶上大家,孔子说:“以为你死了呢。”颜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颜回的存在,不仅是完全顺从,也是为了延续老师的鲜润光辉。

任何时候的传道授业都是危险的,传道的“道”越是至诚至善,这种危险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说:“山下坐着密密麻麻的平民。谁顿悟耶稣在讲什么?两千年来,也极少有人明白耶稣说这话出于什么心态。耶稣的知名度来自误解。当不含恶意的误解转为饱含恶意的曲解——十字架就来。

至诚至善的道,总是教人牺牲。《十诫》里讲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讲牺牲。《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讲牺牲。

木心的老师福楼拜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是讲对于生活的牺牲。

木心说:“我养我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人际关系上。”现代人的失败,就在于不肯牺牲:“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

他没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边只有两个年轻人在照顾。避于莫干山写作,提笔如轻叹:“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只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们的文学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疴,一片火热革命后的废墟,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块字,展开一幅完全不同的壮阔组图。直至今日,我们对木心仍是保持着警惕的崇拜,大陆文化界对他几乎噤声,这是源于他的陌生,还是我们的无知?大陆评论家们不熟悉他的腔调,把他的曲高和寡误以为是“木心的尴尬”,认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对现有的文化人产生影响,也不能使没有文化的人对他发生兴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就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反正都是误解。

李白有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木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大雅。能用一派衰败的文明气脉托举出他的雅致,亦是我们的幸运。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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