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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纠缠”

(2017-03-14 09:52:24)
分类: 经济

源远流长的中国货币史,是一种超级复杂系统,包含着众多子系统和因子。其中,白银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一种与物理世界的“量子纠缠”类似的“白银纠缠”。这里所说的“白银纠缠”包含两个含义: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历史根本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

 

(1)“白银纠缠”发端于何时?

 

中国自战国到两汉,大体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究竟白银货币在何时开始成为其中的重要子系统,或者主要的因子,并没定论。据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彭信威先生这样的结论,显然基于白银在货币体系的比重或者权重。

 

宋代相比较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发生了人口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手工业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致被中外史学家认为从古代历史向近代历史转型的分水岭。所以,相比较唐代,宋代的货币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所以,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都难以满足,导致了宋代货币经济体系的高度繁杂性,及各类金属货币和各种纸币同时和交叉并存。其中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贵金属的金与银;纸币至少有全国性影响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还有诸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纸币。国内不同区域的货币需要交换。

 

还要注意到,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国、西夏和金国,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钱币。然而,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渡稀缺,在纸币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纸币试验构成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了宋代因为通货膨胀引发了白银的崛起的结论。

 

在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知道。但是,白银不仅已经进入普通民众生活,而且政府岁入中钱数减少,银数增加,“用银而废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当时的史书已经有了清楚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国本土和国际贸易的流入,很可能后者大于前者。这样,伴随宋代白银经济的崛起,“白银纠缠”得以发端。

 

这里值得提及南宋的权臣贾似道(1213-1275)。面对战争频繁,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却无力筹集粮饷,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解决军粮匮乏,挽救军事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是,因为官僚和地主集团的反对和腐败的吏治,致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弊病丛生,百姓深受其害,以失败告终。自宋代以来,主流史学界将贾似道列入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徐瑾在《白银帝国》中评价贾似道时,写了这样一段话:“贾似道的悲剧似乎在于在一个没有彻底商业的社会推行一种不对等的商业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称当时的农耕文明的失败试验品;即使南宋已经属于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在旧有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其实也并没有给他其他的更多机会,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经济选择。”说到底,贾似道只看到了浅层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并试图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而不知道深层原因来自金融危机及其背后的白银力量,成为了“白银纠缠”的牺牲者。

 

(2)“白银纠缠”和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

 

蒙古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帝国,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支持是不能想象的。在其辽阔的疆域中,不乏贵金属,特别是银矿资源和白银货币传统。被蒙古征服的花剌子模(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地区就是代表。蒙古帝国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银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替代了铜和铜钱代表的贱金属货币,实现了东亚“贱金属货币”与亚欧大陆中西段的“贵金属货币”的融合,且在融合过程中,通过可以兑现的白银纸币,完成了从以铜钱作为计价经济向以白银作为计价经济的转型。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帝国的货币制度,通货统一于纸币是“表”,计价统一于白银是“里”。从此,焕发了世界性的白银货币需求。世界经济历史与全球货币历史中的这个转变,长期被低估。

 

作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的“元朝”,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货币经济,元代的货币经济应该是蒙古帝国货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元代,唯有纸币是合法通货,金银铜钱禁止使用。但是,元代的纸币是以白银作为储备货币的,即所谓的“银钱相权”,准许民间纸币和白银互兑。徐瑾写道:“元朝算是古代发钞的集大成者,每每被货币史学者认为占据货币史一席之地,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空前绝后的货币政策”。元代不仅开创了纯纸币流通制度,同时设定了无限法偿的先例,几乎是后世各国法币的前驱”。这样的货币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白银储备。元代,曾经有过白银资源的黄金岁月。那时,“不仅多数钞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只是到了元代的成宗时期(1295-1307),白银准备金枯竭,纸币方不可能再兑换为白银。此时,元代已经进入中后期,民众为了保护自身财富,很可能最大限度地将纸币兑换为白银,导致曾经作为储备货币的白银流失,大部分沉淀到民间。元朝覆灭的过程很快很短,统治集团对主权瓦解没有各种准备,撤离中原和返回大漠于仓促之间,基本来不及搜寻民间白银。

 

唯有理解包括元代货币经济在内的蒙古帝国货币体系,才可能解开明朝白银货币化初始来源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奠定与实施的宝钞和禁用金银这一货币制度,其“历史寿命”很短,少则半个世纪,多则70年左右。《明史》记载:明英宗的正统初年(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标志着明朝开国确立的货币制度的终结。几乎同时,1430年的周忱代表的“赋役折银”改革,确实开启了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历史进程。1530年,张居正创立“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赋役合并、田赋一律征银、算赋役数额以县为单位和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不过是此前一系列国家财政白银化的延伸与制度化。毫无疑义,在这一百年之中的白银需求发生了巨大增长。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明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如果说白银来自本土“银矿”开发,非常有限;如果说来自国际贸易,因为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国策。这个国策得以改变已经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

 

按照历史逻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明朝正统年间的“银”,主要来自民间,而民间的白银,则与蒙古帝国及元代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发生明初从朱元璋到朱棣实行的多次迁徙富户的举措。简言之,很可能是蒙古帝国所留的白银存量,支撑了中国从明英宗正统初年(1436年)至1540年代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造成“弛用银之禁”和“朝野率皆用银”的互动,这个时段几近一个世纪。

 

(3)“白银纠缠”和16-17世纪的全球经济体系。

 

明朝(1368-1644)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略长于清朝。在明代的经济史,特别是明代货币史中, 1540年代是重要的拐点。中国从此开启了奉行长达500年左右的的实银通货,或者“称量货币”,即“自由银”货币制度。而这种自由银货币制度,强烈地刺激出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对白银需求最大和吸纳全球白银资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南美洲成为向中国输入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也因此成就了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实,相比较清代,明朝并没有那么糟糕。满清统治时期,有意毁灭大量明史资料,对明史颇有歪曲。20世界中后期以来,从吴晗、姚雪垠、金庸,再到黄仁宇,“扬清抑明”思潮潜移默化。前几年的《明朝那些事》,用通俗手法误导了民众对明朝的认识。

 

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白银需求和“白银纠缠”,不可避免地与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和搅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确立了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和白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基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货币体系的白银化。从此,以白银为媒介和国际贸易网络中心,中国通过海上贸易参与创建了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围绕白银运转,而白银围绕中国运转,形成了以白银作为主要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体系。所以,中国开始向”白银帝国”的演变,开始于1540年代。从此,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城市人口激增,农业商品化,工商业繁荣。徐瑾写了如下的文字:白银不仅刺激了中国经济,催生了社会的诸多变革。正是因为白银流入对于晚明意义重大,在那时形成了一个因商业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白银帝国》中特别提到了,“《金瓶梅》成书期间,刚好对应晚明经济白银化的历程,某种意义而言,正是白银,成全了西门庆们。仔细阅读对比,就可以注意到这是与以往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如果阅读明朝胡我琨撰写的三十二卷之多的《钱通》,其中的卷一,卷二,提供了众多明朝寻常百姓与白银货币的故事。明代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的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的转型。

 

在西方史学界,不乏以1570年代初作为世界大历史(1571-1689)、近现代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起点。中国明史专家万明则主张从1540年代作为起点,即中国内部产生巨大白银需求,而世界恰恰具备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源和生产条件。从此,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发挥核心作用。

但是,中国因此也进入了对白银的漫长“路径依赖”。崔瑞德和牟复礼(Denis C. Twitchett, Frederick W. Mote)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中,描述了明朝与新兴世界经济的关系,观察到明代存在着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对世界经济依赖的两个方面:“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因为明代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明朝货币经济对世界性白银需求和供给的高度依赖,一旦内部和外部的的迭加性危机,基于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社会的分裂,必然丧失应对能力和手段。牟复礼特别提到:“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所以,明朝覆灭于1644年“甲申国变”,原因很多,但是,崇祯末年发生的海外白银供给的骤然短缺,直接引发了白银价格和通货紧缩,间接导致铜钱贬和通货膨胀,国家基础解体。“白银繁荣了大明帝国之际,无意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同是1644年,在英国也爆发内战,结果是代表新生资产阶级的一方获得胜利,英国完成了向近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

 

明朝作为“白银帝国”的历史过程持续到明朝覆灭的1640年代,发生了短暂的中断,之后的清王朝很快恢复了中国的“白银帝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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