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探索终极的思考者来说，所有既定的规范化概念和思想都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听完刚才陈丹青先生的演讲，我想说的是，中国有陈丹青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幸运的。然而，对我来说，紧随丹青先生发言却有一些尴尬，因为，在他的一连串疑问里，今天的论坛主题仿佛被解构掉了。那么，我的发言该怎么进行呢？想来想去，既然有听众觉得今天大家探讨的命题过于沉重，我们就不妨从一个轻松的话题开始。

说轻松，其实也不那么轻松。四个小时以前，在会客厅和徐小平先生有过一个简短的交流，直到后来听到他的演讲，我开始怀疑他在会客厅里笑容可掬的神情像是一个“圈套”。大家应该记得，小平先生在演讲里谈到有一个山西师大的年轻的博士，32岁，是所在单位最年轻的副教授，打电话给他咨询人生困惑。我听得是汗不敢出，首先我也来自师范大学，其次，我刚满三十二岁不到一个月，更可怕的是，我和那位山西师大的同行一样，博士毕业，居然没有留过学。读到了博士都没留过学，小平先生因此得出了一个很利索的结论，三个字：“他完了。”

    但是让我稍稍感到欣慰的是，小平先生在后面的话里面讲到，那位博士是学物理的，学物理没留过学是不可以原谅的，幸亏本人学习的是中文，还没有被划入“不可原谅”的范围。看了看今天发言者的名单，我好像是唯一一个从事文学方面工作的人，我之所以被邀请到这儿来参加演讲，可能和我的这份职业相关。不管是过去和现在，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存在形态，在人们眼里终归有着不可替代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在这里，我愿用我的专业所学来分享在陈丹青先生眼中极其宏大而又难以索解的命题。

今天的论题跟感染力相关，要探讨中国的形象是否具有感染力，具有什么样的感染力，少不了对历史的回顾。这里我联想到了两个例子，是跟过去国际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定位相关的。第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初，中国第一家涉外饭店长城喜来登酒店在北京东郊开张的时候，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用异样的口气称这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典范，他在报道里描写道：一位来访的朋友一边在大堂品尝牛油蛋糕，一边跟别人说：在这里，除了窗台上的灰尘，一切都是外国货。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87年，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完中国后回国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说：当时，中国的饭店服务员最讨厌的工作是打扫外国人的房间，导游最拒绝的事情是和外国人握手，因为，他们怕传染艾滋病。这还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二十二年前，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居然还这样遥远。今天想起来有些觉得恍若隔世。

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国晚起步了200年。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国落后了半个世纪，值得庆幸的是，信息技术引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这趟班车终于让中国赶上了。1996年，中国第一个网吧在上海建立的时候，此时英国伦敦的全世界第一个网吧才成立两年。2001年911事件，新浪网在事发后八分钟报道了这条消息，中国百姓比美国总统布什只晚了三分钟得知这个信息。从当初的冲撞到今天的同步，从当初的遥远到现在的零距离，尤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形象就具有了感染力？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之后的今天，中国的文化形象在世界眼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定位？说到这里，同样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回顾一下崛起的中国过去文化形象的变迁历史。

在历史上，中国的文化形象，有着一个相对清晰的演变过程。笼统地说，十八世纪以前，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在西方世界眼里是神秘的、神奇的，这里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文明奇观；那么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判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落后、愚昧、陈腐成为了解读中国的关键词，而他们的态度则有轻视、轻蔑、不屑的成分。上世纪中叶直到八十年代，红色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可以说是疏远的、孤立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今天中国的物质经济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之后，有意味的是，你会发现中国的文化形象开始变得非常复杂，通过西方主流媒体的评价，我们看到，西方今天对中国的认知的确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含混状态：一会儿是中国落后论，一会儿是中国崛起论，一会儿说中国依然是第三世界，一会儿又宣称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形象之所以会导致如此复杂的认知局面，最关键的原因也许不在于经济和科技，而在于中国的文化身份。那么，中国今天的文化身份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呢？我想提下面两个数据。

大家不妨猜想一下：自从上世纪初叶中国奉行“拿来主义”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翻译的西方的书籍有多少册？有学者做了大半年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十万六千八百册。20世纪，中国的学者们对西方包括哲学、文学在内的学理和思想体系毫无保留地引进，而中国同时代的思想却没完全没有与之匹配的输出。那么回头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世界翻译的中国书又有多少部？这个数字可能会让你很吃惊，一千多册。这个数据是两年前统计的。十万和一千，相差一百倍，我们经常说经济和贸易逆差，这里出现了惊心动魄的文化逆差。发现问题了吗？同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规模和幅度相比，西方认识中国的渠道是相当狭窄和有限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输出是极度匮乏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的误解和错读，也许恰恰是因为没有充分、客观、公允地狭窄动魄哦了解中国，来认识中国的文化形象。

    过去的这个世纪，西方凭借非常有限的渠道和途径，又怎样建构起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呢？通过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解读，通过零星、片段的印象和想象，当然也通过媒介所制造的形象。刚才讲到的是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度不够，那么，中国通过媒介生产输出的中国形象又存在什么问题呢？我们以新时期的中国电影为例。第五代电影人走上影坛之初，拍摄的许多所谓“民俗电影”，宅院、染坊、黄土地是核心空间意象，呈现的是沉滞的、幽闭的、异化的，游荡着封建幽灵的中国形象。第六代的镜头，则不约而同地聚焦转型期中国边缘化人群的生活状态，传达出来的是那种灰暗、颓败、阴冷、甚至弥漫着绝望气息的氛围。可以说，走向世界、被西方人熟知的第五代、第六代主要作品，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前现代”形象的假想。至于以《英雄》、《十面埋伏》、《无极》为首的商业大片，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文化逻辑和思想资源的混乱，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毫无益处。可悲的是，在今天的文化消费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恰恰是这些纳入国际文化产销体系的大片承担着向西方输出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职能。那么，包括西方在内，我们从这些大片里收获了什么呢？你看到了《英雄》里令人胆寒的强权膜拜，看到了《无极》的诘屈聱牙和观念错乱，看到了《十面埋伏》里的形式主义癫狂，《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则彻彻底底不是中国的文本，披挂着古人的外衣，从头到尾在向西方文艺复兴衍生而来的人文主义理想致敬。再举一个例子，中央电视台某栏目测试几位外国人的汉语水平，列出四位美人：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问他们喜欢谁？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全部是巩俐。这就是西方人心目中模糊不清的、充满着歧见的中国形象。这就是中国今天通过强势媒介确立自身形象的方式，西方世界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认识的效果有没有偏差，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经济、物质的发展决定了文化上的强弱态势，而文化形象上的模糊不清又反过来对经济、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构成了更深层次的制约。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上面谈到了，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以来，从五四时代开始的以全盘西化为口号的极端文化运动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使中国名副其实地成为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割裂自身传统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以西为师、中劣西优成为了集体无意识，渐渐摧毁掉了新一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力。一个失掉文化自信的民族，还谈得上崛起吗？还谈得上什么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感染力吗？现在，到了重新进行民族文化形象认定的时候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民族的文化形象如何认定？我以为这项工作有如下两个前提：第一，解构主义的存在使一体化的中心主义思维受到了质疑，我们应该提请西方，不要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和偏见看待东方；第二，我们更要提醒自己，不要以惯性的仰视或俯视的眼光看待西方。差异凸显价值，平视促进交互。只有再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以平和的心态来对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要素重新进行聚合和传播。前几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个说法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有人发出过这样的呼吁：中国学者一个半世纪以来主要做的是“西方文化中国化”，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学者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是输出中国的精神和思想。我认为，这项工作的当务之急，便是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清晰定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走向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向世界展现或者说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或者说，新时代的新中国形象，有那些要素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简单地说，我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有国际感染力的和符合普世价值的中国经典文化精神。在座的许多欧美同学会会员可能对这个观点可能会反感，需要申明的是，这绝不是复古，而是以古鉴今，从中国古人的智慧和东方思想库存中汲取能够适用于今天的精髓。今天世界进入了非线性的多元化发展阶段，事实已经证明，现代性本质主义的线性进化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无能为力，遭遇到了多向度的时代危机。人们发现，传统的现代化逻辑发展到极限，引发了由过度发展和过度竞争导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过去的三十年，几乎集中显现了任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当我们无法从现代性观念内部突破现代化的瓶颈时，不妨把眼光投向被我们遗忘和丢弃已久的东方思想体系。中庸思想产生于东方中国，却不仅仅适用于东方。中庸，不像很多人形而上学式理解的那样，等同于无原则、无立场的折中主义和唯中间路线，它是对世间恒常之道的一种求索。致中和，是万物相处相生的最理想状态。落实在人的身上，“中和”和“中庸”追求的则是一种不偏不倚、不急不徐、不过不及的人生境界。中庸之道，贯穿在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之中，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处世方式，有着颠扑不破的普世价值。可以说，中庸和合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是最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实践本体论。从社会发展模式到人的主观选择，它给今天带来的启示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

有人在刚才的演讲中谈到了“和谐”，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和谐从2005年开始内化为了政府的一种执政理念，至少在口径的公开宣传上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过二三十年洗礼的时候，通过许多经验教训的累积，我们从一味追求器物、技术层面的发展，包括实用主义的改革，慢慢转向心灵、精神的层面，转向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当代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反思改革发展的路径正当性和应该抵达的理想状态，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进步，不可否认的进步。比方说，过度攫取自然资源导致的生态危机，贫富差距、地域差距导致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等等。经济发展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竞争带来的尖锐争端和矛盾如何解决？东方文化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是，可以从和谐、和睦、和平的观念出发，去重新审视个人之间、集团之间、国家之间、人和自然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许完全不一样。至少，中国具有全球意义和普世价值的和文化思想同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可以形成一种互动互补的关系，彼此构成一种良性的参照。

第二点，中国要树立新时代的新文化形象，必须具备有本土消纳能力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这里的关键词是本土消纳力。知识界的思想立场尽管不尽统一，但全球化是早就达成的共识。今天中国人最大的的情感冲动，不是对物欲现实的警惕，更不是对所谓人心不古的痛惜，而是对对全球化、知识经济化不够彻底的忧虑。在共识的前提下，我们尤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全球化的诉求进行本土化的消纳和吸收。一个多世纪以来，盲目的西化和外向型思维产生了许多负面效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中国的出路，不能依靠“去中国化”的思想体系来解决。在全球化中一味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的发展，是以漠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根本差异为代价的，当我们艰难地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后，中国的文化身份却会遭遇被解构、被边缘化的危险。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发展的第一目标是世界化，表明中国属于世界；第二目标是中国化，也就是说中国要成为自己，要在新的时代下完成中国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两个目标应当是并举的，这就要求我们质疑文化的单边主义，打破对西方普世价值神话的膜拜，增补差异性思维，对西方输出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符合中国本土传统和文化身份的消纳，甚至改造。中国，一个志在复兴的大国，今天应该具备这样的自信和自觉了。

    谈到这个话题，我想以英语的学习为例。回到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先生刚才谈到的话题，对于学习英语，我一直有个可能不太合时宜的观点，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几年前《读书》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叫做《悲哀的英语族》。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从中学开始，初中、高中、本科、硕士，一直到博士，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英语学习当中去，成为了悲哀的英语一族。为什么用“悲哀”这个词语呢？无疑，学习英语锻造了中国的孩子们的一种语言技能，这种技能会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融入国际化元素无所不在的当代社会，这当然是不容否认的现实。问题不是学习的目的，而是学习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把语言单纯定位为人际交流和信息交互的工具，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学习外语都是这么目的，那么，一门语言工具技术的掌握需要长年累月地花费那么多精力吗？我们知道，外语是中国学生升学、考取学位的决定性因素，很多人读大学，把大量专业学习时间放在了啃外语词典上，因为如果外语考试不及格拿不到学位。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为外语付出的成本太过惨重了。这不是学习本身的问题，而是学习方式的问题，是学习的效率极其低下导致的恶果。用极底的效率，花费几倍十几倍的时间去学习一门语言，更可怕的是，大部分学生念到博士毕业，还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这是不是值得的？这难道还不是悲哀吗？所以，我在自己的课堂上曾奉劝中文系的学生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时间全泡到英语里，因为你读的不是外语系，外语是一种技能，技能是可以通过提高学习效率来解决的，而你们有自己的专业学习目标，需要锻造自己的真正专业素养，这比多背几个英语单词重要得多。

另一方面，由于对外语的膜拜，母语能力的匮乏如今成为了一部分中国学生，包括本科、硕士，也包括博士生，母语能力的匮乏成为他们的通病。他们在熟悉西方语言的同时，已经疏远了基于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主体意识。一个世纪以来，为了向西方靠拢，向西方学习，我们把西方的语词统统奉行拿来主义，导致现在流行的、学术的，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词汇都是外来语，形式精巧、富有非凡魅力的汉民族语言，还有多少人愿意亲近呢？我很赞同陈丹青先生刚才说的，语言贫乏和文化贫乏相关。一个拥有着源远流长的语言传统，语言形式如此丰富、如此精致、如此个性卓著的国家，居然沦落到连对自己的语言都失却了信任和亲切感，这不是悲哀，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英语教育现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过于急切的外向型思维造成的惯性后果致以。学习西方当然没错，问题是怎么学，以什么方式来学。这个教育体制沿袭了这么多年，要拨乱反正恐怕不那么容易。

    第三点，参差多样的文化形态并存。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是新时代中国文化有别于前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要素。1978年，北京街上排队最长的地方是哪里？是理发店，人们为了烫个“鸡窝头”赶时髦。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城市最流行什么款式的裤子？喇叭裤。我们发现，鸡窝头、喇叭裤如果可以不问姓资姓社，那么，股票、市场、资本这些东西同样可以不问姓资姓社。或者说，很多我们原以为重要的东西其实都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生态能不能给每一个社会个体带来本原的幸福感。过去的三十年，参差多样的文化形态带给人们的幸福感是实实在在的。比起改革以前的单调时代，今天的每个人都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命都变得更为丰饶。这是真正的进步，是惠及每一个人从身体到心灵的进步。可能有人会说，现在竞争多，压力大。可竞争的压力和就业的烦恼，是远远不足以抵消参差多样的文化生态带来的幸福感的。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能回到举国一种声音、一个腔调、一种颜色和共同贫穷的老路上去。

什么是参差多样呢？打个比方，天安门广场，很快就要召开举世瞩目的国庆大阅兵，而在离天安门广场这么近的地方，有今天这样一个高端的思想交流平台；有人不愿错过每一期的《南方周末》和《新闻调查》，也有人热衷于讨论超女、快男和芙蓉姐姐；还有，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们，可以自由地下海从商，可以从学从艺，可以考公务员从政，还有的人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去做摇滚青年和流浪诗人。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丰富，这是一个宽容的社会所应该具备的文化消纳力。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也有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丰富。比如，依然有流窜在各大城市的炒房团，有杜甫笔下依然没有广厦寄身的天下寒士，有到床底下藏着上亿元现金的厅级干部，有闹市中的飙车族，等等。。身寒士以为恐怕，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丰富。要实现高层次、均衡发展的丰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壁垒需要突破。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的能力和能耐，是用改变思维来改变世界，用文化来重新书写中国的形象。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的任务在于：首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个体，从思想到心灵，从言语到行动。只有感染自己，感染你身边的人，才有可能影响和感染世界。

                                                           2009.9.26 于欧美同学会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内容有增补）

建国60周年——国家形象和具备国际感染力的思想观念论坛

http://www.ccg.org.cn/news.asp?id=872

http://edu.qq.com/a/20090930/000071.htm

注：此次论坛发言将以《善待他者：国家形象高于国家利益》为标题在东方出版社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