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的生产力
——关于做人（之一）  途山
    在北京熙熙攘攘的地铁车厢里，我的一个朋友突然感叹：个体发明和制造的手工艺时代没了，有谁能独力造出一列庞大的地铁列车呢？
    没有人做得到。科学已经是团体行动的大科学，经济已经是大生产、大流通的复杂经济。一句话，现在孤家寡人单枪匹马做不成什么，拿现代企业发展来说，它对协调人际关系、对组织人群和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应当有优势啊 。  
    中国是道德、权谋与诡诈的大国，从古至今关于做人、管人的学问很发达。孔子思想的焦点便是如何调整人际关系 ，从修身出发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以降有一支中国古代做人研究的学院派。而“逢人便说三分话 切莫全抛一片心”的《增广贤文》一类，就是做人的民间经验总结。由于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学和提高生产力的“奇技淫巧”不受鼓励，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主要浸淫于做人和做文章两项事，文以载道，“人情练达即文章”，做人又如诗文一样微妙。
    说明一下，我把做人和管人（或曰驭人）、道德与权谋一块儿算，是有道理的。同一门学问在小民这儿是做人的道德，在统治者那里便是驭人的权谋。
    近几年来，关于做人管人方面的书一直占据着书摊一角。其中一些传授钻营、整人秘技的出版物，包括重新印刷的《厚黑学》一类，遭到“正人君子”的口诛笔伐。这类书为什么遭到批判？是因为他们揭下温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地谈论手段吗？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揭示权力秘密的《君王论》遭到普鲁士国王的禁毁，理由是“这本书应由君王及政治练达人士掌握”“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易受教唆而误入歧途”。“厚黑教主”李宗吾曾教诲：凡信奉厚黑的我的学生，假如有人问起认识李某人否，就应放出最庄严的面孔，说“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这人”等等。
    是因为这些书胡说八道、凭空捏造吗？那么它们怎么能在自由买卖的书摊上长期生存？
    这些书能长期卖下去，表明人们以为它们管用，它们管了什么用呢？我想知道。拿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来说，中国人发达的做人驭人学问和修炼起到怎样的作用？我奇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企业遇到了管理瓶颈，似乎老板摆不平职员了，他们回头学西方的MBA，我们的36计种种兵法不是让老外瞠乎其后、望尘莫及吗？问题出在哪儿呢？
    很明显，我们大量的做人学问是为了统治或被统治，是为了抢占果实和明哲保身。一句话，这些学问从来不是为了做大蛋糕，而是为争夺分配权。这些学问中潜藏一种哲学：做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正所谓劳力者治于人。在悠久的天下归于一人的环境下，我们只能形成这种以牺牲生产力为代价的做人传统，这种制度脆弱的外壳经受不住人民的创造激情。
    这些学问本身没什么对不对，至今或许仍有适用之处，但靠它们办好现代企业、推动科技进步就不灵了。当我们的老板犹在捧读沉吟“民可由之，不可知之”，通用电气的韦尔奇考虑的是如何为职员让开道路，拆除这个庞大公司的官僚等级藩篱，盖茨考虑的是智能管理和网络神经如何提高个体地位和积极性。
    这些做人学问中最让我恶心的部分是，被奴役者打心眼里认同和垂涎奴役，复制和传播着奴役。被统治的小民偏喜演谈统治术，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他们不考虑改进统治的性质和人际关系普遍原则，枭雄想到了取而代之，最常见的则是小民对小民复制和模仿着阴谋。谁比谁傻多少？以流氓手段对流氓手段，人心人力就这样消耗于非生产性活动。现实当然不光明，而认同阴暗的做人哲学更加绑定了这种现实，阴暗手段就成为阴暗的结果和目的，多数人为此承担苦果而不觉。
    茅于轼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文中，谈到了一些日常生活里不经济做法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经济后果。现在有一批经济学家从降低交易成本角度谈论道德问题，然而，事情并非“重提道德”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