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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公须眉,朗然照人:概述明代郑鄤编撰苏东坡年谱

(2018-01-21 11: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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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鄤

考定

苏东坡

年谱

概述

分类: 郑鄤研究文稿

坡公须眉,朗然照人:概述明代郑鄤编撰苏东坡年谱

 

若说东坡先生的年谱,虽然历史上有不同人员编撰的多个版本,目前最为权威的莫过于今人孔凡礼撰的《苏轼年谱》。该书由中华书局在1998年二月出版,深受学界关注,并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据作者在自序中说,自1978年起撰写,“九易寒暑,终底于成”,可见用力之深。

《苏轼年谱》作为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自然受到学术界的十分重视。但是它的学术规模宏大,致使普通文史爱好者和苏东坡的今日粉丝们,对之望而却步,因它毕竟广博深奥,更适合于有较深学养的研究人员参阅使用。

如果向上追溯,宋代人编撰的苏东坡年谱主要有:傅藻的《东坡纪年录》(以下简称《傅录》),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以下简称《王谱》),和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以下简称《施谱》)。

《傅录》的特点是详于为苏东坡的文章和诗、词系年,而疏于对东坡的生平行实记载。而《王谱》最明显的特点是广泛收录东坡本人诗文集和他人著作的内容,用来考证东坡生平行实,同时也对东坡一些诗文进行了系年,可以说它弥补了《傅录》的最大不足。《王谱》经李贽和焦竑点定以后,在明、清乃至近代,成为流传最广的苏东坡年谱。

而《施谱》却蒙受坎坷的遭遇,在南宋就已经散佚,国内不见藏本。直至1965年在日本东京浮出世面见于旧书摊,由日本学者收购,1981年中国访日学者顾易生带回《施谱》的复印件,1984年王水照将其附录于所著《苏轼选集》之后,从而与国人见面。

《施谱》的最大特点是在“纪年”、“出处”、“诗”之外,专列“时事”一栏,详述时代背景,在政治大环境下考察,对东坡的生平、行迹、仕宦、交游等进行了叙述。但它使用表格的形式,未免带来一定的局限。更因为长期散佚,普通读者很少知其存在,影响远不及《王谱》。但孔凡礼在撰《苏轼年谱》时也参阅了《施谱》,可见其学术价值自有存在。

 

在明代崇祯十年即公元1637年,距苏东坡去世之后530多年,一位名叫郑鄤的翰林院庶吉士,在锦衣卫狱中编撰《考定苏文忠公年谱》(以下简称《考定谱》 )。

郑鄤编撰《考定谱》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郑鄤字谦止,号峚阳,常州武进人。天启二年中进士,又经过馆选考入翰林院,本来一派大好的个人政治前景展现在他面前。可他怀抱着忠于国家社稷的理想,早早地卷入政治漩涡,追随同科状元文震孟之后弹劾魏忠贤,因而受到降级的处分。五年后再遭阉党迫害,被罢官为民。

崇祯元年郑鄤官复原职,但因父母相继去世,故而长期在乡守孝。直至崇祯八年方才进京后补,意欲在时局糜烂之际施展个人抱负,以报君恩、有补国事,孰料厄运迅即降临头上。阉党余逆温体仁弹劾他“惑父披剃、迫父杖母”,亡国之君崇祯帝不问情由把他打入监狱。初入刑部狱而后转至诏狱,在狱历时接近四年之久,几经刑讯,郑鄤最终被处以凌迟极刑,据说被剐三千六百刀,真是惨绝人寰。

这样一个人称“三吴名士”,富有才华而又极度悲剧的庶吉士,何以会在狱中动起编撰苏东坡年谱的念头,值得仔细探究。

从政治理念方面说,郑鄤是苏东坡的崇拜者,他崇尚真实正直。天启七年郑鄤遭受阉党迫害,传闻将要被逮,他想学东汉范滂,他的母亲吴氏安人表示愿为范滂之母。幸而他躲过了那场眼看就要降临的灾难。

从诗歌方面说,郑鄤亦是苏诗的忠实粉丝,他盛赞东坡“其于诗道亦杜陵嫡派也”,又说“大苏诗格胜,迴薄驱长风,渊泉随地出,孤鹤摩天空”。

同时代的文人陈继儒和郑鄤有交往,他认为郑鄤和苏东坡有着相似之处,“如子瞻海外偏爱陶柳诗,其刚介之性情,英特之风格,政绝似之”。

以上可以说是郑鄤和苏东坡在精神上的联系。

 

促成郑鄤编撰东坡年谱的直接原因,则是他在狱中的境遇。

郑鄤在刑部狱患了伤寒病,病愈之后留下后遗症,手足颤摇几乎不能动笔。刑部尚书冯英审理郑鄤案件,认为郑鄤罪不至死,即使流放也属重判。温体仁必欲置郑鄤于死地,在他的操弄之下,崇祯帝把冯英革了职,并把郑鄤转入锦衣卫监狱。

一旦进入诏狱,郑鄤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一时间内外声息隔绝,没有片纸出入,其寂寞孤独可想而知,郑鄤进入诏狱之后,甚至写了四首诗当做遗嘱交于儿子。幸而同一监舍的诸生雷应元,身边带了苏东坡集,郑鄤向他借阅,此时的喜悦心情,就像苏东坡在瘴疠孤寂的海南时借到陶柳诗一样。

郑鄤认为当时流行的两个苏东坡年谱,《傅录》显得“殊芜漫”,《王谱》则“较爽而少疏”,因为《东坡志林》和别集里的内容,《王谱》都未引用。所以他决定自己来编撰一个苏谱,以弥补《王谱》的不足。

郑鄤编撰苏谱的条件甚为艰苦,因为身体极差,所以不是自己看书,而是由他的长子郑珏读给他听。其时郑珏经过锦衣卫官员的允许,像犯人那样住在狱中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而《考定谱》的笔录工作,亦由郑珏进行。

虽然条件十分艰苦,郑鄤的编撰工作却进行迅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有郑珏做助手,二是郑鄤已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编撰之中。他在崇祯十年二月廿八日移送诏狱,到四月十五日《考定谱》即告成功,计算时日,一个半月而已。

郑鄤自己对于《考定谱》的编撰效果颇为自信,他在序言中写道,“乃觉坡公须眉,朗然照人,千载上下,恍恍如对”。也就是说,经他这么一编撰,苏东坡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充实,这个光辉形象,足以照耀千秋。他又写道,“后之览者,知东坡先生考定年谱,成于明后学郑鄤系锦衣狱之日也”。仔细品味,可以感觉出郑鄤在个人前景黯淡之时,做了考定苏谱之后,心中由此而得到了十二分的慰藉。

可惜郑鄤的预期没有完全实现。这个考定谱收入他的《峚阳草堂文集》作为卷十五的内容,整个文集直到他死后四十年,清康熙己未即公元1679年方才刊刻,而到乾隆年间即遭禁毁。所以他的文集和《考定谱》未能广泛流传。不过也可以说,《考定谱》也并未被人完全冷落,清钞本《考定苏文忠公年谱》于2012年出现在北京的拍卖会上便是一个证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专门为此写有序言,题目是《题苏继庼先生旧藏清钞本<</span>考定苏文忠公年谱>》。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考察郑鄤《考定谱》的学术价值是必须的。

在郑鄤所处的时期,《王谱》最为流行。郑鄤指出了《王谱》的不足,他在《王谱》的基础上增删内容,以达到他设想的目标。

郑鄤对于《王谱》中对东坡诗文系年的内容,一般删去不用,他舍弃了诗词系年的这一格局,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凸出苏东坡的人物形象上面来。譬如苏东坡从政的远见与正直,当地方官时亲民爱民的态度,到处留下的为人称道的治理业绩,遭遇厄运时从容不迫的乐观态度,可以与各式人等成为知心朋友的亲和力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郑鄤引用了《东坡志林》和别集(其他人的文集)里为数不少的内容,其中当然也不乏他个人的叙述。这是他和《王谱》明显不同的一个地方。

举《王谱》和《考定谱》对苏东坡五十五岁时的叙述为例进行比较。苏东坡五十五岁时在杭州任知州,《王谱》的记载短短200字左右而已,主要叙述东坡这一年所作诗文。而《考定谱》对这一年的叙述内容长达1400多字,记述了苏东坡筑苏堤,为欠债的制扇者作画还钱,对部属毛泽民的提携,与杭州妓女琴操的对话,等等事件内容。单就这一年内容对两谱的阅读,使人有迥然不同的感觉。这是仅举一例而已,但也可以看出郑鄤说“乃觉坡公须眉,朗然照人”,并非虚语。

《考定谱》的另一特点是,郑鄤在编撰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炽烈感情。他除了增加选用资料,还通过批注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褒贬。再举东坡四十四岁这一年为例。这是苏东坡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年,他因乌台诗案而进入诏狱,卑鄙的政敌定要置他死地,生死系于君主一念之间。《考定谱》除了详细叙述内容之外,并在多处加上按语,扬善贬恶。本段最后的批语尤长,达120字之多,郑鄤赞扬张文定等君子百世之芳,贬斥陷害东坡的舒亶、李定等人万年之臭。

郑鄤在年谱的末尾又加上后人对苏东坡的评论,包括黄庭坚、陆游对苏东坡的“像赞”,宋徽宗、宋哲宗对苏东坡诗文的评价,以及北宋人何薳的笔记集《春渚纪闻》里的一些内容,对苏东坡的形象作进一步的烘托,给人韵味无穷的感觉。

若问郑鄤何以在编撰《考定谱》时倾注如此深刻的情感,除了上文所述他与苏东坡内在的思想联系,亦与他自己身处逆境有关。他既借此排解心中的郁闷,亦通过褒贬历史人物对当时的奸邪温体仁之流进行鞭挞。古代为官者之间的矛盾斗争,除了政治理念不同这一因素之外,人品的正直与奸邪会在政治斗争中暴露无遗。

 

综上所述,郑鄤的《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在明末清初,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惜乎多种原因,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时至今日,虽然孔凡礼的《苏轼年谱》已横空出世,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流传已久,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失而复得,而郑鄤的《考定苏文忠公年谱》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值得文史研究者、尤其是苏东坡的粉丝们一读。它通过二万字的篇幅,勾勒出苏东坡的一生行实,显示出光采的人物形象。虽然郑鄤是以《王谱》为依据,但进行了再创作,能够达到《王谱》未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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