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正是在毛泽东“让人民监督政府”的郑重承诺之下，国内各民主党派纷纷倒向共产党一边，并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建国初期，刘少奇又向各民主党派承诺，共产党将“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过渡至社会主义公有制。 

              1949.9.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领导人合影

    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让人民监督政府”和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承诺落空了。从此，国家走向超越中国历史发展条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没有解决贫穷问题，还造成了1960年代的人为大饥荒和大大破坏了社会生产的“文化大革命”。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纠正了自身错误，中国重回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迅速提高，老百姓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迈进。改革20多年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吸引了全球的眼球。但巨大成就之下也有隐忧。由于“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改革迟迟没有开展。其结果，导致了“初级阶段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并因此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超出国际警戒线，跃居世界之最。  

    2007年5月17日，前中顾委委员及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在推动80年代“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上起了重要作用的94岁老人杜润生先生，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的提问时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权贵资本主义。”

            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老人

    凡深知目前中国现状者，都知道杜润生老人的提醒是有根据的，因为日渐崛起的官僚集团凭借其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加速侵吞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大有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悄悄演变为“初级阶段权贵资本主义”的趋势。（参阅附录二：韩国《朝鲜日报》国际评论：要警惕中国变成“权贵资本主义”）而“权贵资本主义”邪路的前车之鉴，便是贫富两极分化趋势难以扭转、终成顽症的“南美现象”。
    时间过去了将近60年，专制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两座大山”有可能重新复活于“初级阶段权贵资本主义”，表明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在中国仍待完成，市场经济有待纳入宪政和法治的轨道，改革仍须攻坚。

    如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将市场经济纳入宪政和法治轨道，扭转贫富悬殊趋于恶化的危险局面，堵塞“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海南“凯迪网络”草根名博芦笛先生的博文评温铁军先生的“安邦定国策”（参阅附录一），作了非常简洁的陈述。那就是：

    “厉行现代法治（rule of law，不是现在偷换的“法制”概念），建立不受操控的独立司法系统，把享受特权的权贵们降到与平民百姓等高的同一竞争平面上，彻底剥夺官员们可能用于营私自肥的经济支配权，并开放独立的自由媒体作为监督措施。”

    不受宪政和法治“游戏规则”规范的市场经济难免要“暴走”，断难达致和谐发展。将芦笛的上述建议具体化，急需做两件事。一要尽快设立“宪法法院”，或在最高人民法院内设立专门的“宪法法庭”，保证国家法治真正步入轨道。二要尽快制定《新闻法》，保证媒体监督不受任何政府官员的干扰，而只服从法律。

附录一：芦笛博文：评温铁军先生的“安邦定国策”（摘要）
芦笛 发表于凯迪博客：2007-8-21 17:01:00

    最近网友贴了篇文字，是“摩登帝师”温铁军先生的讲话。据说，用古狗（Google）可以勾出上万条有关他的文字来。但我并无兴趣去系统研究他的“学说”，因为不值得。所以，还是凭看了那篇讲话残留下来的瞬时记忆随便说一通算了。我与这温先生素昧平生，过去从未拜读过其大作，倘不是网友在按语中介绍此公乃当代高层领导人的经济高参，我还根本不知道此人。废话少说，现在就来评论“摩登帝师”温铁军先生的安邦定国策罢。
    如果我的模糊记忆不错，该演说的主旨大概如下：
    一、在不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贫富两极分化是必不可免的。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将穷人出口到殖民地去，并不是靠先进的社会制度解决这问题。
    二、中国现在正在处于经济起飞之中，所以必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而“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列宁语录），无法向外输出穷人。这就是中国贫富悬殊跃居世界之最的根本原因，并非中国政府的过错，更与社会制度无关。
    三、贫富悬殊必然危及社会安定。为了防止中国在动乱中毁灭，必须坚持强势政府的原则，断不能效法西方实行民主。
    四、具体来说，学者们提出的“城市化”，并非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放弃政府对人民居住和迁徙权利的无理剥夺，必然要导致农村贫民大量涌入城市，形成南美、印度那样庞大的城市贫民窟，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和福利问题。

    从上述“温铁军四点”中，有点起码思维能力的同志不难看出，它的唯一智力附加值，乃是“荒谬的原创性”（absurd originality）。在这一点上，温帝师的可贵之处是具有言人之未能言的独创性。可惜提出来的观点破绽百出，乃是典型的见木不见林的“隧道眼”思维方式。
    “温铁军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上述第一条中含有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贫富两极分化是经济起飞的代价。第二，迄今为止，解决贫富悬殊的有效手段是对外转嫁危机，把贫民大量输出国去。
    不能不承认他那第二条假设富于原创精神。起码我这孤陋寡闻的同志没见到谁这么说过。可惜这两条都是隧道眼思维。提出者忘记了小学就该掌握的基本功，那就是“验算”。
    假设温铁军理论成立，则可以导出以下结论：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出贫民后，就解决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
    二、接受大量输入贫民的前殖民地国家，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经济起飞时又要面临贫富分化，因而又必须向外输出贫民。
    三、没有条件大量输出贫民的国家，诸如战后的日本、西德、亚洲四小龙等国，在战后的经济重建（在日本、德国完全是从零开始）或经济起飞中，必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危机。这些国家如果实行民主，必然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
    后两条结论似乎不用再说了──就连白痴也能看出它们彻底违反了历史的真实吧？
    那第一条结论，只暴露了温帝师缺乏世界知识。论大量出口贫民甚至罪犯，英国乃是世界之最──跟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白人聊天，最忌讳的就是询问人家的祖宗。那些人都是“军犯”后裔。但英国本土并未因此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直到上世纪20年代，英国城市还有庞大的贫民窟，无产阶级的日子真是水深火热。《动物农场》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报导。历史的真实是，输出贫民以及掠夺第三世界并未使英国致富。二战以前，英国的国民平均富裕程度不仅远逊于美国，甚至不如加拿大和澳洲（至今也如此），普遍社会富裕反倒是在二战后实现的，伴随着的是丧失海外帝国，本国被迫大量吸纳从殖民地被驱逐回来的白人和印巴人！
    至此，温帝师的光辉理论就如同“雪狮子向火”，片片消融无遗。
    更动人的是，温帝师在发宏论之先，居然就把中国历朝向海外大量移民的事实忘记得干干净净。他说，如果把散落在全球的白人全赶回欧洲去，欧洲就得挤炸了。那请问中国又如何？据我所知，泰国大部分居民都是中国人后裔，缅甸的华人后裔比例也很大。缅甸独立后的政客从吴努到奈温等人，据说都是华裔。就连昂山素姬，听说也有华人血统。为何输出了这么多中国人，国家还不会如英国一样，既发达又没有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呢？
    身为帝师，说话得考虑“政治正确”。鼓吹这种“移民解决社会危机论”，不是变相煽动南洋的排华热潮么？印尼、大马、缅甸等国从来都认为华人掠夺了他们的资源，垄断了他们的经济命脉，为此多次掀起排华虐华高潮。温先生说这些话，怎么就不想想可能引起什么国际政治后果？
    南洋诸国的仇华心态，其实也有一定道理。记得某个鬼子曾经比较过中苏的经济改革，说中国具有前苏联没有的经济优势，那便是有由华人富商组成的庞大的海外经济帝国，形成了所谓“大中华经济圈”，能为中国提供经济起飞的原始资本。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该鬼（可惜忘记名字了）的高瞻远瞩。是这中国的“海外经济帝国”为中国创造了今天的经济奇迹。套孙中山的话，说“华侨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之母”，一点都不过分。
    温先生所说，还是有一点真理含量。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是经济起飞不可避免的副产物，但那不是说经济起飞必然导致中国式的危险的贫富悬殊。贫富分化有两类，一类是健康的、有限的、可以弥补的贫富分化；而另一种则是无法抑制的、病态的贫富悬殊。中国、南美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的就是后者。温先生难得地看到了这共同现像，却更加难得地没有找到真实的共同原因。
    这共同原因其实丝毫不难看出。我早就在《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中讲过了，那就是中国、南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拒不实行“机会均等”的费厄泼赖原则。在这种社会中，换取巨额财富最有效的“硬通货”乃是权力，而这“硬通货”牢牢地控制在官僚集团手中，普通百姓无法染指，所以和西方文明世界的穷人不一样，永无靠自身聪明才智加苦吃苦做出头的希望。
    要打破这种权力造成的财富垄断，唯一的办法是厉行现代“法治”（rule of law，不是现在偷换的“法制”概念），建立不受操控的独立司法系统，把享受特权的权贵们降到与平民百姓等高的同一竞争平面上，彻底剥夺官员们可能用于营私自肥的经济支配权，并开放独立的自由媒体作为监督措施。而温帝师这位医国手，竟然开出这种以热药治热症的虎狼方来，端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附录二：2007.05.03.韩国《朝鲜日报》[国际评论]
要警惕中国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所长苏东波

                                          
                         苏东波

    《诗经》里有一句写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公田指3000年前周朝时的公有地，私田则指私有地。所谓公田，其实是王公贵族的土地。在中国，自古只有王公贵族的所谓公田，几乎没有私田。《诗经》里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实是教育百姓“先公后私”的词句。换言之，就是剥削百姓的遁词。中国的土地制度，几千年来没有多少变化。
    上个月在全国人大通过而生效的《物权法》首次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权。从这一点上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法律。现在中国真正步入了古代一诗人吟诵的“寒舍可风吹雨打，是私家帝王莫进”的时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个人能持有的私有财产只有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三类，所以中国人称其为“三大件”。连居民住房，也是以公有为主的职公宿舍。1979年改革开放时，四五口一家的总收入只有几十元人民币。但现在普通家庭的收入都不少于几百元，果真过起了不愁温饱的幸福生活。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不管是房地产、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是公有。个人只能得到分得其中一部分的一张配给购物票。所以很难想象个人的人格和权利。现在《物权法》得以通过，个人的所有权得到承认，可以说有了个人的所有权，从而有了保障个人人权的基础。迄今为止，国家没有保障个人和家庭生命安全和财产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法治和民主呢？
    改革开放持续了近30年，很多个人和家庭有了自己的银行存款，有了自己的汽车，现在又有了自己所有的住宅和土地。今后，就只有所有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将会愈演愈烈。前不久在四川重庆发生的“钉子户”事件就很有代表性。如此，在建设公寓和工厂时，坚持不动迁的事情将会屡见不鲜。时下中国诉讼案件的80%，是因所有权的冲突而发生的案子。
    问题是，直到现在，中国GDP的三分之二仍由公有经济创造。今后这一部分会不会由私有经济来替代？由于《物权法》的通过，中国的公有制经济迎来了巨变。在这样的巨变之际，若负责公有经济的特定“内部人”独吞利益，就不会是小事了。如果发生此类事情，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就会变成有权的特殊阶层垄断财富的“权贵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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