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官场现形记之二

赵  华

                                                   曲阜孔子像

    第四章：摇身一变

    鲁定公8年（公元前502年），孔子50岁。
    季桓子家臣阳虎渐渐羽翼丰满。根据他与季桓子谈好的条件，已大体上掌握了鲁国的国政。他觉得时机已到，便联手季桓子之弟季寤，叔孙氏家的叔孙辄以及叔仲志、公山弗扰等“三桓”族人和家臣，要将执鲁国国命的“三桓”宗主季桓子、叔孙叔武和孟懿子除掉，由他们来取而代之。

    以周朝正统的观点看，阳虎的确是个“叛臣贼子”。而从历史的高度向下俯瞰，则不能这样说。因为，自东周即春秋时代开始，不堪忍受封建宗法农奴制苛暴奴役的农奴大量逃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各诸侯国的部分统治者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考量，开始了对旧制度的改革。

    如鲁国的“初税亩”制度，就是以贵族领主向农民出租土地的“租税制”，取代了农奴无偿为领主耕作的“公田制”，减轻了剥削，并使农奴逐渐解放为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很快恢复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法制上，一些诸侯国也开始限制贵族领主按家法即“习惯法”随意虐杀农奴。如郑国的正卿（宰相）子产，便于公元前536年，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铸于青铜鼎上，公之于众，使庶民知道何为该杀之罪，并要求贵族领主们按照刑鼎条文执法，不可乱杀无辜。

    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进，再加上铸铁农具的使用，春秋时期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工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使得诸侯国实力大增，一举超过了周天子，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权力便伴随着下层贵族实力的上升而层层下移：先由周天子下移至各国诸侯。再下移至在各诸侯国执政的有公室血统的卿大夫，如鲁国的“三桓”。再下移至无公室血缘的外姓贵族卿大夫，如晋国的正卿赵简子（赵、韩、魏“三家分晋”，便是百家争鸣、精彩绝伦之战国时代的开端）。最终又下移至贵族卿大夫的家臣，即属于“士”这个阶层的“陪臣”，如鲁国的阳虎。因此，阳虎的以下犯上，实际上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产物。换言之，阳虎实际上是个进步人士。

    闲话打住，言归正传。为策应阳虎的政变，季桓子家臣公山弗扰也背叛了宗主，公开在费邑（今山东费县）打出反政府旗号，发动了针对“三桓”政权的叛乱。他从阳虎处得知孔子愿意做官，便暗中派人召请孔子去费邑做他的高参。此时追随周礼已久、自觉已知天命的孔子，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没碰上能够用他的人，心里是“相当地”郁闷。（《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公山氏突来召请，孔子眼睛一亮，思前想后一番之后，觉得他盼望已久的“复礼行道”时机已到，便动了出仕之心，打算应召前往费邑。
    弟子子路得知老师这个疯狂的念头之后很不高兴，说：“咱没地方去也就算了，何必要去已经公开叛乱的公山氏那儿呀？”孔子道：“你以为他召俺去，俺是白去滴呀？如有用俺者，俺就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大干一番事业，闹黄“大夫执国命”之三桓僭越政权，在东方复兴业已衰微的周朝吗？”（《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接着又对呆楞不解的子路解释道：“本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就是分别起家于丰邑和镐邑，最终得天下而王滴。今之费邑虽小，与丰、镐二邑比起来，不也差不多吗？”（《史记·孔子世家》：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

    子路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原来老师竟有做当代周文王和周武王之大大的野心哩！
    不过，子路的话虽粗，却也粗中有细，自有其道理：去费邑还是有风险滴。万一阳虎之流实力不济、成不了事，可咋办？岂非没有退路啦？孔子犹豫了，没有马上动身去费邑公山氏的叛军那儿。他想再瞅瞅时局究竟会如何演变。当然，此乃极秘之事，他是不会跟他的大贵族学生、与季桓子和叔孙叔武同掌政府军的“三桓”之一孟懿子说滴。
    十月，阳虎邀请季桓子到蒲圃赴宴，企图趁机杀之，发动政变。去蒲圃赴宴的途中，季桓子见阳虎之弟阳越带着兵丁紧随车后，察觉了阳虎的杀机，便暗嘱车夫，设计逃回都城内的孟懿子家（“蒲圃宴”开了“鸿门宴”之先河，季桓子可算是后世刘邦的老师啊）。阳虎一见事机败露，便一不作，二不休，立即劫持了鲁定公和叔孙叔武，发兵猛攻孟懿子家。还趁机闯入公宫大殿，夺取了鲁公室的宝器：一块宝玉和一张大弓。
    可是，阳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没打过“三桓”的政府军，兵败后辗转逃至鲁国的驩邑（驩音“欢”，今山东肥城县）和阳关（今山东泰安县）。季桓子之弟季寤，则逃离了鲁国。次年六月，“三桓”之兵攻打阳关。阳虎自知难敌，便烧毁城门，趁乱沿着“阳关道”拼死逃往齐国，并想借齐师来攻鲁国，东山再起。可齐景公也怕阳虎在齐国犯上作乱，便囚禁了他。极为机警的阳虎设法逃脱之后，投奔了在晋国执政的赵简子，居然受到了重用！
    孔子得知此事后，立刻摇身一变，隐瞒住自己曾欲加入叛军之事，公开责骂阳虎，说赵简子收留了犯上作乱的阳虎，“他赵家就不怕当下便遭致祸乱吗？”（《左传·鲁定公九年》：赵氏其世有乱乎？）还在季桓子面前骂阳虎是“乱臣贼子”。季桓子果然被孔子蒙骗住了，以为孔子对他忠心耿耿，不久便正式委任51岁的孔子，做了鲁定公采邑之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即县长）。孔子终于抓住良机进入官场，私学又不办了，大手一挥，让弟子们各自散伙回家，准备走马上任。

    第五章：从政事君

    出仕从政、复礼行道之梦，孔子可是做了十多年啦。如今他正值壮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岂有不大干一番之理？中都乃鲁公室宗庙及祖茔的所在。他要好好表现表现，让顶头上司季桓子和国君鲁定公看看自己的本事，争取由“王、诸侯、卿大夫、士”这四个贵族等级中最下等的“士”，晋升至“大夫”一级，成为上层贵族。好在年轻时孔子就做过季孙氏家臣，当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一类小吏，算帐和管理是小菜一碟儿。后来追随鲁昭公去了齐国巨都临淄，又长了不少“洋”见识，还结交了不少齐国的卿大夫，熟悉了官场政治。再加上，他长期孜孜不倦地学习周礼，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复礼行道”治国理念。因此，他这个中都宰，倒也做得颇有声色哩。
    孔子痛恨当时之世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农奴逃亡，臣子犯上，见利忘义，小人当道。简直是世风日下，秩序荡然！他急欲力挽狂澜，便依照周礼之制，为其治下的庶民百姓，制定了严格区分尊卑贵贱的养生送死制度：长幼吃饭要分先后，长辈先吃，小辈后吃。要按体力强、弱，分别承担轻、重之劳作。出门在外，男女要分开走，男“尊”靠右，女“卑”靠左。看见道上有别人遗失之物，哪怕是一根麻绳，也不得捡起来“交给警察叔叔”。敛葬死者不得攀比贵族，僭越等级规格：内棺之木不得厚过四寸，外椁（椁音“果”）之木不得厚过五寸。如此“宽猛相济”，有中都衙门之杀威棒在一旁伺候的严厉制度实行了一年，中都果然秩序井然，没人再敢犯禁、犯上做刺儿头了。于是四方诸侯都觉得孔子有本事，纷纷前来鲁国之中都学习取经，将这套制度拿回去效法。（《孔子家语·相鲁》：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毋拾遗；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