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解放日报“思想者”专栏刊发了王岳川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亚洲形象与大国文化竞争力》，指出今年以来东亚、南亚出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文化新动向：

    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以后，又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强调二十一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在地区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凡此种种昭示着，中国周边的国家对于大国文化形象已有新的体认，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而——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的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这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因而，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

    这的确是个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重视的大问题。然而接下来王岳川教授对国情的判断就有问题了：

    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国人“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病症的确存在，但它居然是“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所造成的？就是说，国人过分接受了西方文化，过分贬低了中国文化，精神生态已经全盘西化？这符合事实吗？别的不谈，就以一切发展和创造之源的西化“自由”而言，除了经济自由有所提高，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重要领域，“自由”离我们还很遥远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提倡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幸福为本。而人的幸福则完全来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自由。在经济自由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政治、社会和文化自由则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国人的“幸福指数”自然不会迅速提升，而“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病症，正是来自两千多年毫无西化“自由”概念的皇权专制“牢狱文化”至今尚未清除，而非“文化殖民、语言殖民和精神生态失衡”所造成的！

    由于对国情的判断有误，王岳川教授接下去的思考便误入了歧途：

　　处于消费主义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理解仍然粗浅而混乱，在“文化拿来”一个世纪以后已经不知道怎样辨别好的文化精神。习惯于文化拿来的人已经很懒惰，不清楚怎样才能实现文化创新。

    我们已经“习惯于文化拿来”了吗？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之类最先进的文化价值，在我们的社会还是大家都十分“清楚”、并在毫不“懒惰”地拼命争取的稀有资源。鲁迅的“拿来主义”并没有过时。连好好“拿来”都没做到，还谈什么文化创新？

    在此语境中，让大家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不是由中国人确定其价值好坏，反而要让西方人来定下标准，这倒真是一个痛定思痛的“文化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了。经过西方认可的中国文化，是不是应该重新换个眼光来看世界？是否要去除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文化情结，转变成文化自觉和自信？

    中国文化价值的好坏，当然最好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定。但假如西方人是以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最先进的“新文化”标准，来评价五四运动迄今仍未驱除的中国专制“旧文化”，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接受，而一定要“痛定思痛”？对于中国的专制“旧文化”魅影，为什么就不可以“虚无主义”乃至批判？令人扼腕长叹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近90年，其革新目标仍未达成，国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又从何而来？

　　今天很多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甚至不如日本和韩国理解深刻，甚至前几年祭孔活动，不知道该奏什么乐，有什么庆典程序和祝辞，只好找韩国人来教，因为韩国一直没有中断。但也有很大的问题，韩国祭孔的方式是明代留下来的，而宋代祭孔方式，尤其是汉代祭孔的方法已经基本中断。日本受唐代影响很大，韩国受明代影响很大。他们还保留了不少中国文化精粹，而且珍贵到想据为己有的地步，中国人实在应该好好清算自己的文化虚无主义祸根了。

    “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甚至不如日本和韩国理解深刻”，“祭孔活动不知道该奏什么乐，有什么庆典程序和祝辞”，又怎么样？与“新文化”比起来，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什么？难道还是旧儒学？

　　中国文化历经重大冲击而仍具凝聚力，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

    同意。但应该有个先后次序。现在不要侈谈什么“古”、“中”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先把“今”、“西”的最先进文化拿过来再说！

    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好价值发掘出来，找到普世性国际性文化共识框架，重新铸造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新思想。“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分不开。

    还是同意。但下面的话又不能同意了：

    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在文化竞争中获得体系创新、流派创新、范畴创新，有效地提升大国的文化竞争力。

    “当务之急”还是要坚持鲁迅发明的“文化拿来”主义。在自由、平等、民主等最先进文化还没有拿到手的眼下，我们有资格输出文化吗？难道我们“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123所孔子学院”，还打算输出“君臣贵贱”、“上智下愚”那一套旧儒学“遗产”吗？

　　现在一些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外还乐此不疲地打文化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大已经遭到了质疑：印度学者质疑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因为异想天开拿不出证据而成为学术界笑柄；韩国学者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质疑中国的“雕版印刷”的发明权，用《直指》质疑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其后更是提出若干违反历史常识的说法：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的称之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韩国过分将中国文化据为己有，没有区分开来次生文化和原生文化，提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观点，甚至说韩国文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韩国有文字的历史才400年，怎么能数典忘祖？而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长期弄虚作假将文物埋于地下尔后“发掘”，将日本历史从3万年推到了70万年，无非想说明日本文化是亚洲最早的文化形态，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这种伪考古使其最终成为世界考古史上最大的丑闻。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要如此这般地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后会有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的图谋呢？为什么有外国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港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鲜独……？这里面的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的确值得深思。但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先行一步”，从经济到政治、社会、文化，都已经“进入现代化”。而在民族国家还没有消灭的历史条件下，受到经济已经初步崛起而其他方面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之“潜在威胁”，周边国家不希望仅仅在经济实力上一枝独秀、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却无法对话的中国继续强大下去。

    可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的同时，文化建设变得空前关键。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地和谐服人。

    同意！但还是前面那句话：“当务之急”是要坚持鲁迅发明并终生提倡的“文化拿来”主义，首先将自由、平等、民主等最先进文化拿到手。而一旦国人的幸福指数由于自由的不断扩大而得到实质性提升，中国这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一定能够“春风化雨般地和谐服人”。

    所以王岳川教授，咱们眼下就不要急于输出思想文化，先把咱们自家旧屋里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打扫干净，尽快争取让所有国人都能够自由、平等地挺起胸膛、挺起脊梁骨做人吧！

    否则，咱们就会贻笑全球，将咱们那原本就堆建在沙滩上的“大国形象”彻底摧毁，连“大国的幻影”都难以维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