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展》

由全国五十余家博物馆、院、所联合展览，展出物品几乎是各博物馆、所的镇馆之宝。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

商后期（约公元前1300年～前1046年）

四川省成都博物院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整器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周围等距分布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支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代表4鸟负日，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及形成的原因。

    太阳神鸟图案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而且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笛子的鼻祖――贾湖骨笛

新石器时代·裴礼岗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

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礼岗文化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藏

    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该骨笛是用鹤类长肢骨管制成。磨制精细，7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此笛经试奏，证明是一种竖吹骨笛，也是后世竖笛或洞萧类乐器的雏形。当时的人们用此笛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现代音乐家们使用此笛仍能吹奏五声阶的曲子《小白菜》。

 

 

氏族的守护神――陶鹰尊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公元前4300～前3600年）

1985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尊为盛酒器。器物造型与鹰的形状浑然一体，如一只蓄势待发的鹰。鹰的两腿空心，尾巴下垂落地，自然的形成“三足鼎立”，既加大了容量，又使其具有稳定性。新石器时代以鸟类造型的陶器目前仅此一件，是原始制陶工艺的杰作。用鹰做器型可能与人们对鹰的崇拜有关，这种动物矫健、凶猛，使当时的人们对其产生敬畏、崇拜。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时，萨马兰奇主席亲自挑选七件能代表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物，送往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示，“陶鹰尊”便是7位“使者”之一。

 

 

大地为宗――玉琮

新石器时候·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50年）

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是迄今出土体积最大、纹饰最繁缛的一件玉琮，被誉为琮王。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中有钻圆孔，内圆外方，俯视两端如玉璧形。转角布列简化神徽纹，四个柱面上下各有一个神徽纹。古代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祭祀地神的礼器。按天圆地方之说，玉琮内圆外方，分别象征天、地，寓意天地贯穿，可能是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

 

 

丰殖符号――人面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葬具，为儿童瓮棺的棺盖。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上涂成黑色。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嘴旁、耳旁各有相对的两条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而人面鱼则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鱼是丰产的象征，表达了原始居民祈求丰产、种族繁衍的愿望。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巫师“珥两蛇”的记载，认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

 

 

最早的青铜酒杯――铜爵

夏（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

1984年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铜爵为酒器，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该器采用复合范铸造而成。形体轻薄，长流尖尾，三足高尖且外侈。长流和尾的造型，加强了重心，使之平衡，且又对称美观。整体造型纤秀简洁，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鸟，体现了古代匠师的聪明巧思。此爵以其棱角分明的长流、束腰修长的身姿呈现出金属器特有的神态，成为时代最早、器形最美的青铜器典型代表。

 

 

狞厉之美――虎龙纹铜尊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1957年安徽阜南县阜南月儿河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虎龙纹铜尊肩部有三条蜿蜒的游龙，龙首突出于器身之外，腹部为一双身的虎，中衔一文身、屈四肢的裸体人形，虎首突起成圆雕。其含意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饕餮食人的形象，或认为是虎非食人而是护人。

 

 

犀角形酒器――龙纹铜兕觥（sigong）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1959年山西省石楼桃花庄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兕觥为盛酒器。《诗经》屡见其名，此器是作为礼器而以铜仿犀角之形。此件兕觥前端龙首，盖面饰有逶迤的龙体，与前端的龙头相衔接，浑然一体。口部两排锯齿形牙的间隙可注酒。器身两侧饰夔（kui）龙纹和鼍（tuo）纹，头部均向后方，与盖上的龙形方向相反，交错变化，使纹饰更加生动。口沿两侧的贯耳可系绳悬挂。如此造型的酒具迄今仅此一例。鼍也称扬子鳄，青铜器上较为少见，或许山西在商代也是扬子鳄生长的地区。

 

 

礼神酒器――铜猪尊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1981年湖南湘潭县出土

河南省博物馆藏

    此尊以猪的形象为整体造型，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为酒的出入口，盖上铸小鸟增加情趣。猪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只孔武有力的野公猪。以野猪作为铜尊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

 

 

虎崇拜的产物――虎目虎形扁足铜鼎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藏

    鼎为饪食器。这是已发现的形制最大的一件扁足青铜鼎，独特的扁足表现为稍有变形的虎，耳上双虎形象写实，与虎足呼应。一改商代铜鼎的厚重压抑之风，显得轻松活泼，让人领略到了商代审美情趣的另一个层面。虎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所独有，是商代江西土著青铜文化的标志，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新干大洋洲商墓随葬的青铜鼎中扁足铜占相当大的比例，且各类鼎的立耳上都有一只虎。有研究者认为这里可能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

 

 

商代宫殿的缩影――铜偶方彝

商代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彝为容酒器，因形似两件方彝联成一体，故称偶方彝。通体以云雷纹衬地，以浮雕技法表现“饕餮”（taotie）、“䲭鸮”（chixiao）、“蘷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器底铭“妇好”二字，整器看上去极似商代宫殿的“四阿”式屋顶，是商代宫殿建筑的缩影。

 

 

以人扛着的调酒器――鸟盖人足铜盉（he）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盉是调酒器，也是温酒器。

 

 

蜀国君王的酒器――曽面象首铜罍（lei）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1980年四川省彭县竹瓦街窖藏出土

四川省博物馆藏

  罍是盛酒器。

 

 

依律刑罚的物证――刖（yue）人守门铜车形器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1989年山西省闻喜县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厢式六轮车形，内可置梳妆用品。两档有门，门旁各立一个受刖刑的裸人。盖钮，四角有猴、虎、熊、鸟等，姿态各异，应是“域养禽兽”的苑囿之景。全器可转动的部位共十五处，构思奇特，制作精精巧。自西周起，中国已有较完备的犯罪处罚制，铜车形器是是刑史上一件重要物证。

 

 

龙蟠虎踞壮威严――龙虎四环铜鼓座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1980年安徽省舒城县孔集出土

安徽省博物馆藏

    承载鼓的座架。鼓是用于战争、祭祀乐舞等活动的乐器。从出土地点看，应是舒国之器，也应是舒国高级贵族所使用的器物。

 

 

越人留在湘江流域的酒器――动物纹提梁铜卣（you）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1988年湖南衡阳县赤石乡越人墓出土

河南省衡阳博物馆藏

    卣，酒器，古文献和铜器铭文常有“秬鬯（juchang）一卣”，秬鬯是古代祭祀时用的一各香酒。此提梁铜卣出土于湖南湘江流域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它的形制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铜卣相似，但盖上和腹部装饰的蛇纹、蛙纹等，不见于中原商周同类器物。与之形制、纹饰相近的铜卣湖南湘潭还有出土。因此，这件铜卣应是湘江流域越人仿制中原西周铜卣的作品。

    越人先秦两汉时期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地区，秦汉以后大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与今天的壮族、侗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