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水》是我老家的文学刊物。

承蒙黑蛮子诗人冉仲景厚意，以职务之便，常给我寄赠《酉水》。而我，似乎特别看重这本杂志。

谁让它与“乡情”沾边呢。

顺藤摸瓜，说起来我与《酉水》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已经有些年头了。上世纪80年代有一股风气，似乎男青年不做“文学青年”，就算是“球没名堂”；女青年不掺和“文学”的事情，就算是没得“品位”。年轻气盛的日子，有哪个青年男女愿意背负这两道“硬伤”呢？因而《酉水》在那个时候，自然而然是广大男女青年，一个必须抢占的制高点。

今天的我们，已经热衷于进酒楼、宾馆、茶楼、KTV、健身房、洗浴中心、按摩院、等等，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是为了“身体”的事情。当年的《酉水》，作为一个“年轻人聚合的阵地”，男男女女们，同样地热闹非凡般进进出出。明眼人一看也明白就是为了“心灵”的事情。新与旧的对比，立马就有点“高雅与俗气”的味道出来了。仅仅就是这一点点儿“味道”让很多人为此失落，折腰，甚至于一头撞上南墙而无声无息又无怨无悔！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个年代的《酉水》在很多人心中，对于那一点一点儿“味道”的咀嚼与回忆，应当和我的感觉合拍押韵。

模糊不清的记忆的一部分是这样的——

《酉水》创刊之前《酉阳报》有个副刊也叫《酉水》。一周一期，刊载本土作家的种种作品。酉阳地方穷，越穷越有文化。越文化越薪火相传，于是就瓜熟蒂落弄了个“文学艺术联合会”。“联合会”成立那天，领导讲话，代表发言，记者拍照，群众欣赏……末了，在县委招待所吃全鸡全鸭，喝“绿豆大曲”……就是在那个酒桌上，某领导宣布《酉水》刊物正式诞生！

《酉水》刚创刊时是在一个叫“文化馆”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株苏铁和一棵石榴。林木葱绿的院落被花坛包裹着，在随意打开的一个窗户里面，《酉水》的铅印样稿已经铺展开来，一群或者戴眼镜或者不戴眼镜的人，小心翼翼的，如同“服侍”着即将临盆的老婆一样，神圣而喜悦地阅读着、评议着、点校着……时间有些发黄了，记忆也有些发黄，记不清楚当时那一群站在《酉水》边上人是谁，或者谁是它的第一期主编、编委、责任编辑。第一期正式刊出来时，阴差阳错地《酉水》又和“飞来峰”上面的楼阁有了关联。呵呵，一幢明代阁楼里加工着一份现代刊物，回想起来就让人怦然心动。

再后来，七上八下的样子，《酉水》好像又与《酉阳报》缠在一起了。那时节，报社大编辑们住的是一幢歪歪扭扭的老木楼。从大街上的某个小巷拐进去，穿过乱七八糟的一些院落，东拐弯西拐弯，再半弯腰过一道小门，又绕过一个南瓜架，《酉水》的一些主要编辑们，有头有脸的便展露在眼前了。站在那个南瓜架下，大喊一声“孙亚西出来逮酒！”孙亚西的脑壳就会出现在那个将倒欲倒又没倒的楼梯上。邹明星老师穿“列宁服”，所以一般不会有人叫他出来逮酒，而是直接去他家里喝。零零星星的，还记忆着在那个歪歪扭扭的木楼上，一帮《酉水》的作者进进出出，吼吼叫叫，喊吃喊喝，高谈阔论的情境。好像是有一次高波同志在舒应福那里喝醉了，小小年纪，竟然一口气吹出一大群世界级诗人的故事。还有一次是冉云飞同志搞醉了，竟然从赵玲家的栏杆上直接往下撒了一泡尿，吓得赵玲脸红了半夜。至于李亚伟、二毛、张昌、蔡利华……这些诗歌里的老干部们，是不是去过那歪斜的楼上喝过、疯狂过，已经记忆不清了。如今，这些功成名遂的家伙，是否记得《酉水》曾经掠过他们的天空？

关于“读”《酉水》。从它创刊开始，每一期几乎都读过。对一本杂志如此“连续性”的读，在我少得可怜的“阅读史”里不多，甚至于是惟一。实话说，我从没以读“文学刊物”的标准去“阅读”它。拿在手里感觉就是一根穿了线的针，针脚的游走，让我有机会穿过针眼去感受那一片土地的温度和宽泛。

功夫在诗外，阅读也是可以在阅读之外的。

最近一期的《酉水》配合北方罕见的大雨，如期而至。冥冥之中，是不是上苍要暗示一下我，应当感谢久旱逢甘雨式的慈恩？

也许是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