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女人，纽约的建筑师，由于工作压力太大，接受女伴的建议到乡下的一个疗养院去疗养。疗养院有一个盲人按摩师，“年轻、聪明、幽默”，使这位漂亮的女建筑师动了情。开头如此，接下来就不重要了。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接着往下写。这样的故事很多。更直接的感受，我们从轰动世界的《泰坦尼克号》中得到了。那白发苍苍、满脸皱褶的老妇人，在影片中向我们娓娓地讲述她青年时代的一段经历。谁都知道它是假的，但因为美丽好看，也就不管它了。就是好莱坞的制造者们也未必会以为这样的影片真的会有益于人。性格开朗幽默的美国人所欣赏的只是这些故事中的玩笑成分，而这些故事不远千里来到大洋彼岸之后，我们却多少有些当真了。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的王小波就对好莱坞的影片非常反感。美国人不反感而王小波反感，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人把这些影片当玩笑看而王小波却做不到。人情，西方人历来把它看得很轻，而东方民族却一直看得很重。

    通俗文化如是，既是西方数世纪以来的经典文化也有让人怀疑的地方。伟大的托尔斯泰，以其人道主义思想为人类所景仰，但阅读他的《我的忏悔》一文，就知道他的迷惘之深忧虑之重，晚年竟以82岁高龄毅然离家出走，几天后便死于阿斯塔堡车站。假如托尔斯泰的思想适于解放人类的枷锁，何以打不开自己身上的这把锁？现代杰出的哲学家尼采，写出了那么多智慧的篇章，称为“快乐的哲学”。他认为现代社会压抑人的个性，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他开出的药方是：要医治现代疾病，必须恢复人的生命本能。尼采是55岁去世的，去世之前便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母亲和妹妹的看护下度过了十一年黑暗的日子之后死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的哲学是使人快乐的，而他开出的治疗现代人病症的药方好用，那他为什么不能治好自己的疾病？面对这位杰出思想家的一生，我们不发出疑问是草率的。

    在西方作家中，卡夫卡也是最被人喜爱的一个。我们喜欢他并非因为他的作品特别，而是他的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人生的荒诞性。荒诞，在中国早就被发现。两千多年前老子、庄子就发现了它，用的另一个词就是“虚无”。道家认为欲望是荒诞的根源，主张减少欲望以便消除荒诞。所谓“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其结果是去掉了荒诞的同时，也同时去掉了人生的“意义”。把卡夫卡的小说和道家思想联系起来是有根据的。美国作家奥茨在她的《卡夫卡的天堂》中提到了卡夫卡最喜爱的一本书，就是老子的《道德经》。

    人生之道至繁至乱，却也至简至易。我曾经为阅读博尔赫斯的文章不胜烦恼。我觉得博尔赫斯打算告诉我什么，而且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我想把这些东西弄清楚，得到有益的启发，解决我面临的问题，然而却抓不住，得不到。这对我和博尔赫斯来说，都是一件伤心事儿。博尔赫斯到了晚年，写了《书》一篇文章，其观点的明晰、笔调的平易，思想的流畅颇打动了我的心。我像猎手一样苦苦等待了几十年，终于捕获了我一直期待的东西。他说：“文学是给人们愉悦的形式。如果我们看的书很费解，那么，书的作者就是失败的了。”他又说：“乔伊斯这样的作家从根本上说是失败的，因为读他的书异常费力。”他还说：“爱默生和蒙田都主张我们只看能使我们欢愉的东西，他们都认为看书是一种幸福。”

    博尔赫斯晚年思想的转变让我非常震惊。又让我想起了卡夫卡。卡夫卡的朋友，奥斯卡·波拉克写信劝他写一些读了让人愉快的书，卡夫卡说：“读了让我们愉快？上帝，没有书，我们也未必不愉快……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卡夫卡真着急，急于让我们看到人生荒诞的一面。我作为读者不能不感激。然而，卡夫卡看到了这些，同时也叫我们看到了这些，但仍然苦于没有出路，因此他一生郁郁寡欢，中年早逝并在死前完全绝望，让朋友把他的手稿全部焚毁。卡夫卡生命中有个疑点，他发现了人生的荒诞性并非由自身产生而由他人造成的。因此他才夸大了父亲的专横。他手持利斧劈开了蒙昧于我们心灵的坚冰，连带伤害了我们的心灵。回过头来再想一想尼采，便知西方现代哲学的双刃剑挥动起来是何等惨烈。

    关于文化传统，川端康成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日本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一生都在尾随西方写实验作品，其结果是创作一生也没能成熟起来。”创作没能成熟还是小事，损失不过是几个作家；若是一个民族的性格不能成熟，那问题就大了。东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互相渗透是必然趋势，但必须是互相渗透而不是单方浸灌。让我叹息的是二十世纪一百年里，中国居然没有出现如川端康成那样的有力者，以及其自信的心态固守民族文化。川端康成的创作继承了《源氏物语》的传统，作品不免失于柔弱，但他不在乎。他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大谈特谈“风花雪夜”，让人感觉有嘲谑的意味，其实他是非常认真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思潮飓风般横扫东方诸国之时，川端康成自信地挺立在日本岛国，那姿态应该说是很动人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不敢对外来文化说“不”。一种思潮来临，不管它是思想上的还是文化上的，我们表现的都很是谨慎小心，先去理解，理解不了还逼着自己去理解，为此我感到非常郁闷。

    振臂一呼何等愉快！我在周作人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了这样一件事：当西方绘画冲击日本画坛时，作家永井荷风气恼地说道：“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葡萄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对我有什么用？呜呼，我爱浮世绘！卖身游女的姿态让我哭泣，艺妓倚竹窗看流水的倩影让我喜悦，卖夜宵面的在风中摇动的纸灯让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的落叶与落花，旅途中所见的雪与日暮，这些都与我可亲可怀。我爱浮世绘！”

    不在文化中去寻找与你的情感乃至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而是费尽脑汁去思考某个外国人的奇思怪想，决不是聪明之举。最终还是以心灵的需要来断定何样的文化对你有益。苏轼遭受贬谪之后心情很坏。弟弟苏辙劝他读读陶渊明，他便在李江州那里得到了一本大字本的陶诗。苏轼说：“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可喜到不忍多读，可见苏轼对陶诗的需要是多么的强烈。陶渊明有《归去来辞》一篇，辞不伤不怨，气流畅可喜，“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这种博大潇洒的气象，就是国人独有的境界。

    古人离我们虽然遥远，血脉却是相连的。我们现代人所有的病症，很多是来自于本民族性格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冲突。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对外国的思想和文化已经不陌生了。陌生的倒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为什么不检视一下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对我们还是否有益？那并不会浪费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