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阳

 

［一］　认识你自己

 

小说是什么？它是否已经耗尽自己，沦为“被遗忘的存在”？我们现在谈论小说，当抵制激情的诱惑（人，基本上是激情的囚徒），使其摆脱傲慢的偏见与具体、陈腐的经验陷阱，于万丈高空中审视这条苍茫的文字之河。我无意用解剖刀来对付一只青蛙，再用不可置疑的口吻宣称：青蛙是一种雌雄异体、颈部不明显、无胁骨的两栖类生物。事实上，它还是“稻草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毛泽东的“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此诗实出于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之手）。理论，各种各样的理论，轻的，重的，蝴蝶一样的，螳螂一样的……皆是对世界、社会、人的解释。它们彼此继承，互相攻诋，也可不能不攻诋——只有这样，才能趋于更深的复杂，体现于形式，即是哲学范畴上的：运动。但，一般来说，好一点的理论，更适合人类变好愿望的理论，是那些能够解释更多理论，让互为悖论的看法在同一个轴上保持平衡的。它并不轻率地做出判断。它应该是一张元素周期表，而非简单粗暴地认为世界是银子的，或者说世界是铜的。

 

小说高于哲学、科学、宗教、政治、法律，也高于韵文、美术、建筑等诸多艺术形式，惟有影像能在小说所不能及处开拓出一处宏大的空间。小说与影像是两个互相赞颂且友好往来的独立王国，也是两个人们在未来汲取知识、经验的主要源泉。小说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它曾经是世界的一部分，要载道，要反党，要提供一种审美，要小声说话做一个柳敬亭式“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净空；或如风号雨泣，乌悲暮骸”的说书人。小说不是拍案惊奇，尽管它在时间长河里多半是以“卖油郎独点花魁”或《葛朗台》的面目置于我们的枕边、厕边、案边，让人悲喜交集，也让人怜香惜玉。

宇宙渴望复杂，这是它对自身惟一的要求（见《我对天空的感觉——量子文学论》），它不在意善恶好坏，不在意人类所念念不忘的民主、自由等，它使强的更强、使弱的更弱、使庸俗的彻底无可挽回、也使崇高的若流星划过壮丽夜穹……它使一切趋于极端与对抗，而非和谐，使当下比其他已经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湍急，且布满暗礁，它只追求可能性——为此，它不想避免更坏，在某些时候反而积极追求更坏，哪怕这种坏是以血淋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代价。人类，在宇宙的意志中极其渺小，可以忽略不计。若讲人类是万物之主，是上帝对自身的复制，还不如讲上帝更应该是蟑螂、苍蝇、老鼠、跳蚤——这些生物从自身来讲几乎是完美的，蟑螂可以三十天不进食物，摘下头颅能存活九天，若地球上出现核战争或全球性的灾难气候，它也将继续活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只是它们诗意的栖居地。当然，人类有理性，会使用劳动工具，不断创造，文字、互联网、阿波罗登月计划……人类于当下确确实实是占据绝对优势，就如恐龙遍布于侏罗纪公园，但在这场漫长且残忍的进化较量中，人类同样可以在某个突然降临的时刻沦为失败者，被时间与空间抛弃。

在宇宙的意志里，人类无足轻重；在人类史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亡同样无足轻重；在国家、民族的兴亡史里，具体的某个人同样无足轻重——所以《色戒》。历史的流向并不取决于哪个英雄人物的个体意志（哪怕这种意志再强悍），而是源于群体的冲动！朱元璋打败蒙元，建立明王朝，得益于农民起义，同样是因为农民起义，崇祯帝吊死于煤山上。这并不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一个王朝如同树，生有时，死有时，成长有时，衰老有时。没有不灭的星辰，没有不老的红颜。要察知宇宙的意志，我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真正认识你自己，为这种复杂性提供一个区别于他人的样本。样本与样本之间必然错综相连。这些关系并不是说一定饱含敌意（敌意不可避免，所以存在主义哲学说，他人即地狱），但，同样会有善、信、望、爱等一些让人心灵柔韧的词语。

过去，小国寡民，城邦村落，人活一辈子结识的他者屈指可数，“日出而作，日落而歌，帝力于我何所哉”，这很美，这种朴素中确实包含混沌的意思，但光有“天地如鸡卵，卵中之黄白未分”的混沌是不够的。混沌不仅仅有“太极生两仪、两仪成四象、四象演八卦”或者说“上帝从混沌中带来秩序”的渴望，它还是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固有特性，是确定性系统中的貌似随机的不规则运动，其行为表现不可重复、不可预测。以及其他，比如人心。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与无数人发生关系，尤其是在互联网出现后，人的一辈子就像是在一辆在晚间行驶的列车上，浮光掠影扑面而来，人物事件，无不来去匆匆。

心下惶惶，你要认识你自己。站在大地上，一切清晰入目。树是树，石头是石头，水是水。在列车上，树木成了一抹青色，石头变成会蠕动的羊，水是腰间系着的一根绦带。你必须克服这种眩晕感，明白什么才是你的参照物，你的门在哪，并且你还要找到一样最适合于你的艺术的手段，你才能真正认识你自己——否则，你只是一个死去的人。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都是必要的，但在宇宙的意志中，六经注我的重要性是要远远大于我注六经，所谓做一个真正原创的人。

佛讲诸法，观字入门，得一个空字。基督讲原罪，仰望天堂。穆罕默德说顺从，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印度教是梵天。道教以肉身为筏……这些是宗教。哲学：老子的道、庄子的逍遥，孔子的礼、朱子的理、王阳明的心、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柏拉图的乌托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叔本华的悲观、弗洛伊德的性、萨特的荒谬、尼采的权力意志、马克思的资本论、后现代的解构……科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以及由玻尔、德布罗意、玻恩、海森柏、薛定谔等人创建的量子物理等。

所有的门，或有大小，都是“方便”。但，必须说的是，这些门，都只是宇宙意志的一小块凝结。大象无形。由于对确切性（或者说真理）的渴望，为了照亮这个宇宙的晦暗，门所产生的种种概念（词语）必定气喘吁吁，火把下留下一道道黑暗的深渊。更何况，时代在不断地进入词语体内，使其饱满、肿胀、延异——这里就不谈论语言的悖论及其不可译性。词语与词语之间也在互相追逐，不断繁殖，使这种实在变成了一头庞然大兽——而异于象。

象，并不具有某种固有不变的属性，是一种“虚”，像水装满杯子，装满人的肉体。它是此处与彼岸的同在。文学的意义于此凸现，若火把，从此处掷向彼岸，照亮肉身。也是一粒水珠，滴至人在日常生活中日趋干裂的嘴唇。文学，是灵魂之物，与日常生活有关，不为它所拘束。当下绝大多数小说家，都是对现实的过度迷恋者，被词语所惑。词语的浪千层万层，似吕梁千仞，如钱塘八月，在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水珠，他们捂住隐隐生疼的脸庞，以为眼中所见即是世界的真相，浑然不知海水深处，有大鲸游过，更不知那目力不可及处，有藐姑射之山。他们也知道文学有“虚构之力”，这是常识，却常把这种力误以为模仿现实、叙述事实的能力。

文学体裁作三分：叙事、抒情、说理。三者独立，某些时候，也若水融于水中。亦可根据其结构、所指、语言等当作四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诗者，诵其言；歌者，咏其声。散文摇曳多姿，记叙、说明、抒情、议论、描写……基本上是一种审美的态度。散文所衍出的杂文，被誉为投枪、匕首，也只是匕首与投枪。戏剧综合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多种艺术要素，唱念做打、青衣花旦，但它是在舞台上的。这三者都不具备小说的那颗混沌之心，以及把宇宙意志所渴望的复杂性推至极限的体魄，虽然后者在中国的出身的确单薄，是谓“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那乞丐做了大明皇帝，那流氓置下了四百年汉朝基业，那舞女做了贝隆夫人，那奥地利下士梦想着千秋帝国。万物无常，所有的词语（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亦不例外）在命运之河中反复沉浮，有时沉默无语，有时大声诉说。时代让它们变得坚硬或者更加坚硬，突然剥开它们的皮肤，塞入钢铁、mp4、电脑以及性革命。世界捡选了小说，若上帝捡选人类。人的体内有一种不可穷尽——至少是在人所能窥见的时间长度内。这种不可穷尽性也惟有宇宙（而非地球）才可堪为其之背景，或称之为舞台；也惟有小说这种虚构的可以无限拉长的艺术形式才能呈现出这种复杂性。这似乎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宇宙与小说之间存在神秘的呼应，它们都是因人类而存在，且只为人类而存在。

世界有三个。一个是虚拟的，一个是想像的，另一个是实在的。

虚拟的世界由数字、物理公式、化学元素所描述。它是日月星辰、长河瀑布与一切可以测量的物的存在，包括我们迟早要衰老的肉体。这些虚拟之物，若电波火石，划过脑海，此生彼灭，在一本壮丽的没有边际的书籍之上留下两个字母，1与0。虚拟世界中的所有，皆可还原至这两个阿拉伯数字。它精确，理性，是上帝造的西红柿。让人感叹神迹。想像的世界里充满狂风暴、不知所云的呓语，以及那平空出现的通体银白的通天之塔。它由语言、音乐、绘画等所组成。与前者的关系，复杂多变。此时，前者是它内部的一个暴风眼；彼时，它只是前者那辽阔之河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而在更多时候，它们彼此独立，尽管它们都可能皆由实在的世界所孕育而出。实在的世界，是万物的真相，是宇宙尽头最深遂的谜语。我们用上帝、涅磐、绝对精神、乌托邦、梵等词语来称呼它。必须说，这些词语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是它的肩，它的腿，它的眼。实际上，它在同一时刻睁开的眼就有三亿八千九百万只。每只眼睛里所包含的信息（我们把这些信息称之为感情）截然不同。这三个世界，互为镜像，彼此观照，乃至无穷数。

要描摹这个无穷数，必然要置身于诸多学科之上，胸中存了一个大。闭上眼睛，阅读世上所有的文字，所有的。光显现出来。起初，它是一个图书馆的形状（与博尔赫斯所描写的那个近似），渐渐，一边暗了下去，而另一边又亮了起来，形状也有了一些小变化，仿佛是鱼，鱼首尾互衔，黑鱼有白睛，白鱼有黑睛。放之则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心。可以大于任意量而不能超越圆周和空间，也可以小于任意量而不等于零或无。太极，多么奇妙啊。所谓大，原来如汞泻地，颗颗皆圆，如月映水，处处皆见。可为佛家之心印，可作道家之口诀，可言六经，可说列朝之史，可容诸子之书，可窥百家之术。这才是真正的大的小说，包含了所有的因果，若一头饕餮，诗词歌赋是鼎上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哲学、宗教、科学、历史）是指尖叩击其上发出的琅琅之声。这头可以噬掉宇宙的异兽，以其圆眼吊睛凶猛地凝视着宇宙洪荒深处的那只“寂行而不殆”的大象。它是实，同时也是一种轻盈的虚。是虚拟、想像与实在的完美交融，是光与暗的分离。只有彻底领悟了这点，我们才能由小说出发，行至诸多词语的尽头，找到那个惟一的、包含了无限、不会毁坏的、最古老的，主宰万物的词。它既是本质，又是具象，是一切词语和物质之和，是那奔跑的豹子身上的花纹，是一片在水里漾开的指向神秘的喜悦。它是最美，是你自己。

 

小说为大，洸洋恣肆，无所不言；俶诡奇谲，无所不载。其复杂性不是故事热爱者可以想像，也很难为视写实主义为圭臬的人所能明白。这种复杂性有时表现得非常庸俗、浅薄、矫情，这是必须的，也惟有此，我们才能说：在诸多艺术形式中，惟有小说具有足够的深度与宽度来解释不断变化且日趋复杂的当下。人类史经过农耕时代、机械工业时代，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从文化意义上可分为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在中国的现在，四种文明同时并存。要想描述它，就不能让自己的审美趣味只停留于农耕时代，不要片面且冲动地把当下定义为塑料垃圾时代，或者说是翻几本外国文学理论书，看几个现代与后现代词语，要心存日月，让刀耕火种与电脑、人类基因组以及亘古以来所形成的那条伟大的河流同时进入自身体内，视野放至全球，打破民族、国家、语言、时间等障碍，在世界的高度上，汲取历史的以及当下的营养，充分借鉴电影、摄像、雕塑、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念与形式，写出世界的文学，而非仅仅是中国的文学，又或者说中国文学期刊的文学。

上帝死了。这是一个深渊，让肉体无限向下坠落，丧失了真正的对于轻与重的感觉。（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人们理解的并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多，一点也不比那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希特勒多。）深渊在人们身体之外，也在人们的体内。绝大多数小说家把小说视为谋生工具，满足于卖油翁的“手熟耳”，缺乏对神性自觉的追求，不阅读，不思考，凭借日常生活的惯性重复着“太阳底下无新事”。偶有才情焯异者，于一片灰墙中挑出一枝红杏，却始终处于“我手写我心”的本能驱动下，无法从感官王国迈向理性王国（更毋论从理性王国回归混沌），待积累耗尽，即泯然众矣。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小说不为道德，不为劝惩，不为伦理，不为教化，甚至不是为了提出问题。它只是“示现”。

廓庵禅师讲《十牛图》。

第一、寻牛。小说家要去寻找自身的灵魂，不为物的神话所惑，不沉溺于追名、逐利、渔色这些由本能所带来的快感中，芒衣褐鞋，纵力尽神疲，也闻得枫树晚蝉。

第二、见迹。于那个六角形状的图书馆中谛聆万千声音，手指上是灰尘，眼睛里是布满星辰的夜穹。文本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香味形触法。

第三、见牛。闻物之音，察物之形色，求得一个真。真，在肉眼所可察知的宏观世界里，所有物及人的因果，一种抽象的又在每个细节处体现出来的意志。政治为什么是阴谋与阳谋的高度统一？人们为什么渴望自由，又害怕自由，甘愿放弃自由？几千年过去，死了那么多志士贤者，为什么社会依然不公平？

第四、得牛。有了答案。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那高耸牛角，须握于手中，心不再惑。万物全非他物。

第五、牧牛。理须顿悟、事须渐修。灵魂自一团浑浑噩噩之血肉里掘出，渐渐有鼻有眼有口有舌。那最美妙的灵魂定经过千刀万刀，所谓世俗生活伤痕累累者。玉需凿，更需磨。世上所有的词语，无时无刻都在磨着人胸腔里的那块玉，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悄悄让它温润晶莹，藏天地造化之神奇。“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块玉，若不凿不磨，不过破瓦乱石。能抱怨什么？真的不必去抱怨。默下心，觉知玉石在胸腑间大放光芒。

第六、骑牛归家。子曰，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他隐于庙堂，隐于野，隐于市。种种存在都是无碍，他的心脏极为强悍。强悍，百折不挠，若石头底下的草，诸葛小花手中的枪，惊雷铸就的刀。他已看尽家庭、事业、婚姻等词语的实质，能在日常生活中抬起头，怀庙堂之忧，念天地之远，更能向宇宙提出自己的请求。日常生活、庙堂、天地、宇宙，这是四个阶梯。一步步踏上去，到得头来，终可窥得宇宙的真意，让那光充溢灵魂。苍生如梦，万物不可夺其心志一毫。

第七、忘牛存人。所有的写作不仅是为了舒缓我们内心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也为了那些活着的人提供一个梦幻之所。肉体自行消失，灵魂蜕壳而出。我的梦，是你的现实生活；你的梦，或许是我的现实生活。亲爱的读者，你我就这样互相梦见，在世界这个巨大的圆形废墟里，光阴若凤蝶一只只衔尾飞过。我是一个做梦者，是一个追寻着蝴蝶的人。我在梦里蹑足疾疾潜行，偶尔也骑在一条大鱼的背鳍上，看着水流是如何倒映出苍天的容颜。

第八、人牛俱忘。月高云层，光芒万丈，不以善为善，不以恶为恶，不以生为生，不以死为死。文本近于道，指尖拈处，即碧海蓝天。在理解了这些“真”的存在及其复杂的关系后，能融会贯通所有的“真”后，不再我执，更不为任何一种理论所囿，我是我，我曾经是我；我是你，我现在即是你。我是因果的总和。

第九、返本还源。观有相之荣枯，处无为之凝寂。悟了同未悟。水绿山青，天寒草苍，只依我心。于此处，无所可不为，行得恶，行得善。文字丑得、盲得、痴得、聋得，也美得、稚得、拙的、轻得。

第十、入廛垂手。提瓢入市，策杖还家。酒屋鱼肆中，我为世人“示现”。

“示现”什么？所有的。你所理解的所有。

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除脑子里有一个极广大庞杂的图书馆，务必还要精通某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当下大多数小说所津津乐道的叙事圈套。路漫漫兮其修远，这“寻”、“见”、“得”、“牧”、“骑”、“忘”、“存”、“返”……需要千锤万凿。锤与凿不仅是精神上的比喻，也是具体的如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化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与小说的关系不必多言——小说主要承载的即是种种社会关系。自然科学又如何与小说互相指认？以物理为例。它研究的是宇宙的基本组成要素：物质、能量、空间、时间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小说所研究的同样是这些关键词。人是物质的一部分。传统小说观以为小说是写人性的，也只能抒写人性。这种人本主义的观念基本等同于“地球中心说”，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新小说运动横空出世，提出小说要“及物”，罗伯格里耶干脆声称：物独立于人外，对物作纯客观的、详尽无遗的描写才是小说家的使命。

物理与小说的联系不仅于此，它还可以用专门的知识填实文本细节——让蝴蝶成为蝴蝶，罪犯成为罪犯，又或者用它所总结出来的公理定律指导小说的文本结构，隐喻人物内心，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各种前瞻性理论，更为未来千年文学指引出方向。（我在量子文学论中有详尽论述）“物理学从来不具有一种对一切时代都是完美的、完满的形式；而且它也不可能具有完美的、完满的形式，因为它的内容的有限性总是和观察量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相对立的。”文学同样如此。若用一个物理名词来描述宇宙（小说）对复杂性的渴望，即是熵。什么是熵？它最初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出的一个反映自发过程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参量。人变老，是熵。建筑物被毁坏，是熵。落日下湖面散发出臭味的鱼的尸体，是熵。那片金黄的银杏叶从枝头落下，是熵。一滴血，从眼睛里掉下，渗进泥土，是熵。熵是混乱和无序的度量。我们这个宇宙是熵增的宇宙。熵值越大，混乱无序的程度越大。人是一种反熵，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诞生，是以更多的熵的出现为代价。人所认识的科学、宗教等，从人类社会本身看，它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在不可避免地让世界陷于不可挽回的毁坏中。温室效应、地球变暖、生态恶化，这是环保问题，也是对人与宇宙关系的暗喻。但不能说人就是宇宙的瘟疫。又或许应该这样说，瘟疫也是宇宙所渴望的，这是它解放自我的一种方式。万物渴望均匀一致。你我渴望毫无差别。我们讲“人人平等”这种美好的愿望，以及“不患寡，只患不均”这种劣根性，或许都从悖论中来。

必须说，我们的生活，看上去是科学的，手机、电脑、mp3，贯穿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上是圣人大哲几千年前便已喻示的经验、智慧，所谓阅读经典，所以一本心灵鸡汤式的《<论语>心得》能迅速卖上二百余万册。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所有的未来都包含在过去之中，是对过去的一种意味深长的阐释”，但，更有必要强调的是：要真正理解这种阐释，必须使用当下的语境以及各种技术物。

没有哪个时代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哪个时代是没有它独一无二的特点。很多年前，我在《时代三部曲》中讲“人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世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现在，不这样认为了。且不论良知与道德之不可信任，毁灭同样是宇宙所渴望的词语。有多少词语存在，就要有多少相应的事实来彰显、实证。所以希特勒对应纳粹主义，毛泽东对应阶级斗争。一个小说家既要懂得自己在宇宙面前，若蚍蜉，也要懂得世界微尘里，领悟时代的意志——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肉体，都是由时代赋予。你的意义，也就是用你这个人去书写这个时代。如是，一个声音、两个声音、千千万万个声音，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幻想曲、随想曲、狂想曲、叙事曲、进行曲、变奏曲和舞曲，群峰突起，在小提琴、管风琴、短笛、单簧、小号、定音鼓、钢琴的齐心协力下，共同完成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书写过程。

 

没有人可以证明神的存在，但神始终存在。

我所说的，也不仅仅是小说两字，将它替换成其他关键词，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活着的态度。事实上，小说毫不重要。惟有你，才是唯一。你是谁？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又要往哪里去？或者说，作为小说世界里的你，用这几十年的血、一辈子的光阴，在为“谁”书写？这个“谁”可以是具体的人，父母、妻子、情人、孩子、朋友；可以是某个阶层，官吏、学生、工人、农民、战士、商贾；可以是某些词汇，野心家、遁世者、启蒙者、平庸的大多数……上帝给了每个人一支笔。这是公平真正的涵义。我们用它书写着种种令自已百思不得其解且自相矛盾的事情，书写明月清风庙堂宫殿山野湖泊荒原沙滩，书写着明月下的生，清风里的老，庙堂上的病，宫殿中的死，山野处的悲声，湖泊边的欢语，荒原旁的离别，沙滩上的交合。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线条最终构成了我们各自的脸庞。这是一副耗尽一生才能够完成的肖像。它们是秋天的树叶，飘在波光鳞鳞的水面。有几张，很偶然地被几个明眸皓齿的采莲女捡起夹入书本，更多的是沉入水底化为污泥，隐秘地为无限的未来提供养分。（无限，是一个极微妙难以言说的概念，轻率地谈论它，很易陷入芝诺佯谬这样的陷阱。它在极大多数人理解范围之外。但我们都爱轻率地谈论它。这让我们的生活弄出了许多啼笑皆非，令自己也吃惊的悲喜剧）“埃尔卡生了六个孩子，四个女儿，两个儿子，没有一个是金佩尔的种……”世上是没有谎言的，也同样没有真理。世界会变，而我始终如一。这是一种多么矫情的告白。而相对于这个丰腴且污秽的当下这个时代而言，矫情比真诚在很多时候更接近它的本质。我们生存在一个乌有之乡。人间世，或惟有以梦为马。在时间的荒涯与词语的密林中，我们这些骑在马背上的驭手，在许多时候只能用想像与虚构来填充内心那一块被遗忘了的空白。脑子里有词语的风暴。我在暗夜里不停地敲击键盘。我的爱人啊，想起你的舌尖，想起它是怎样在自己嘴里跳动。此刻，我和你，即是小说的全部。

 

［二］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

 

人与时代的关系，当是火柴与火柴盒，要把自己擦亮。

且把小说家三字替换成作家两字。

什么是作家？根据国际惯例，从事文字写作的人就可以戴上这顶帽子。这种宽容的态度，让作家这个词语不至于沦为祭坛上几张僵死的脸庞。任何一个词语，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这里面必然存有各种不同型态的生物。它们是一个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即：不管你为什么写作，也不管你的帽子上是否还另缀有“美女”、“少年”、“80后”等标签，也不管你写的是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又或者是后现代小说，我承认，你们确实都是作家。不过，虽然“在动物世界中，只要某种生物发育了真正的翅膀的飞行羽毛，不管它是否会飞，就可以称之为鸟”，但它们中间却有种类之分，在庭院上空鸣叫的麻雀，在草地上跳跃咕咕叫的鸽子、在沙漠中迎着烈日疾速奔走的驼鸟，以及那翅翼不知几万万里在浩翰虚空扶摇直上的鲲鹏。

我们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想成为的那个人。准确说，是那张写着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等标识的脸谱。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想成为鲲鹏。一个优秀的作家，必定会抵达过小说的内部——那个荒凉又荒谬的存在，那个几万英尺的海底，或许是三万英尺，或许是十万英尺。那么，又有多少个优秀的作家还愿意在荒芜中停留，忍受那刺骨的寒冷，继续往极深处潜去，与那只或许并不存在的海怪搏斗？海明威用枪打爆自己的头。川端康成用嘴含住煤气管道。所以一些作家，选择从极深处返回到海面。海面上有阳光，有穿比基尼明眸皓齿的少女，有千万里笼罩在微风下的椰子林。

大，因为小，而凸现。若丧失了麻雀，鲲鹏也不成为鲲鹏。世界微尘里。更何况，隐藏在它们体内的隐秘的火，让这些形体大小迥异的生物皆可归属于同一个词语。不能指责麻雀为什么不想成为鲲鹏。我愿意赞美麻雀，包括它脚下所栖的那几根电线。宇宙（我们可以用混沌来称呼）包含生命，也包含无生命的万物。它是一本看上去无边无际，页码却是一个恒定数值的书。宇宙无边，但有界。麻雀与鲲鹏两者皆是宇宙的一小部分，都无法改变这本书的厚薄。

这世上总要有麻雀，也总得要有鲲鹏。这是常识，可必须承认：麻雀之鸣，不过二三百米；鲲鹏之翅，自可撼动日月星辰。这也应该是常识。我无意说，“鲲鹏若欲试翼天下，就得知道这天下是否容得下自己的翅膀”，我想说，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有一小撮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宇宙的本质”。卡尔维诺在《千年文学录》里说，“宇宙分解为一团热，必定化为熵的涡动，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某些有序的区域，即存在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倾向成为某种形式；即某些特殊的点。我们在其中似乎可以见出某种图案或者图景。一篇文学作品就是这种最小部分之一。”这一撮人不愿意让文学作品邀宠于政治，变成权力主宰下的哈巴狗，更别提拿它们卖钱，变成资本意志下的商品。他们无意赢取俗世名声、地位，纯粹是基于自身是宇宙诞生的一个生命机体，不断去探索有关于人类、自然、人与自然此三者之间的种种可能，从而让我们彼此联系，让生者与死者互相凝望。

人类史不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不能用所谓的“螺旋式发展”来形容。现在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技术虽然可视作是一种进步，同样可视作是一种衰落。技术所催生的汽车、手机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最能刺激感官的快乐，它照耀人类，让我们不必因为祈求来世那个褪去衣裳肌肤雪白的女人双膝跪倒。但“物”并未因为技术得到真正的增加，不过是改变了其内在分子的排列次序、换了一个名称罢了。社会不会因为技术更富有自由度，反而会因为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增加其复杂度。更重要的是：技术并没有真正改变人自身。人类对技术的依赖，还会导致人本身某些能力的衰弱。如对电脑的广泛运用将导致人的记忆能力、计算能力的衰退。这并非题外话。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可以理解的时空内，宇宙是一种永恒的意志。它不会因为人类社会所谓的进步或倒退有所改变。对这种绝对意志（我们常用真善美来称呼它，实际上真善美只是它的一部分）的书写，即是永恒的文学。不管是哪个民族、哪种肤色、哪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在这种文本里找到从自身内心发出的最隐秘的呼唤。

这里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家与时代没有关系。有抱负的作家只该为艺术而艺术，为那个能够拯救世界的“美”而努力。美是什么？是曹植的《洛神赋》？是莎朗斯通的长腿？是两只蝴蝶在飞？是两条相濡以沫的鱼？是达芬奇的绘画？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静默庄严的大山？是阉人歌手的声音？是青年男女的颠龙倒凤？是在公车上给老人让座？语言充满岐义，让不少天才的作家迷失于那条“无穷无尽能指的链”中。符号的排列组合能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甚至可能产生意义本身。所以说，语言是一座危险的也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迷宫。我们得先确定我们交谈的平台。

 

1834年5月，法国作家戈蒂耶为他的小说写了一篇序。认为：“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那是某种实际需要的表现，而人的实际需要，正如人的可怜的畸形的天性一样，是卑污的、可厌的。”这篇序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为艺术而艺术”说白来，就是对物的消极反抗，认为世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荒原，甚至不是《等待戈多》的舞台。作为作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内心与感受内心生活上。在这个被肉体装起来的灵魂中，才有连天上神明也要齐声赞颂的永恒之物。我的一个朋友干脆说，“写作是极端的个人行为。”这是从“我”出发，但我是谁？若命运把我抛向某个孤独的岛屿，那里空无一人，没有书本、电脑、手机，所有能与外界沟通的工具及记载着人类信息的东西都不复存在，只有树、奔跑的兽、溪水里银白巴掌宽的鱼、尾巴长长色彩艳丽的鸟，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吗？又怎么能辨识万物——王阳明说“心外无物”，他从哪里得知那些花儿之名？

很多的“我”要形成“我们”——这些个体的集合。关系就出现了。人的本质，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彼此的关系。通过关系，我们确认谁是自己的亲人，谁是自己的敌人。关系是万物的因，也是万物的果。既是事物本身，也描绘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四种最基本的力。相对于“我”来说，我们中的其他人就是非我。中国的文学家，一向缺乏对非我的认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又或者多追问一声，“我们”是什么？我是提手旁加一个戈；们，是单人旁加一个门字。门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我们要捍卫的东西。上帝说，羊的门。上帝说，你们要走窄门。这是两个线条平稳、结构均衡的汉字，是一个奇异的不断繁殖的复数，意味着两个人以及两个人以上。我们产生的那一瞬间，必然同时派生他们与你们。我们存在的意义是消灭他们，或者让你们变成我们中的一部分。

美是唯心的。所谓的声色光影无非是文章里的字词段落，我也一向认为人应该艺术地生活，现实生活比鸦片还具有成瘾性。我深知“为艺术而艺术”这句短语里所包含的荒谬感与绝望感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某种可能是最深刻的认知。但我更清楚：一个人要想认识真正形而上的艺术，必须同样了解形而下的现实。这不是说“小说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们之间并非是母子关系，也不能完全说是两个互相渗透且互相观照的镜像，而是你包含我，我包含你。这是后现代艺术家们把马桶直接放进博物馆的理论根源之一。是不是很难理解“你包含我，我包含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又是否能理解“一匹马是红色的，同时又是白色的？”个人建议每个作家都要去读读自然科学，尤其是现在最前沿的物理学。物理与文学都是在研究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一个是从物的方向，一个是从心的方面。在量子力学里，有一个“波粒二象性”的概念——一切物质同时具备波的特质及粒子的特质。这即意味着一匹马是白色的，同时又是红色的。我们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不到物体的波动性，是因为它们的质量太大。关键取决于我们的观察方式。把这个理论借用到文学中来，就可以说：一个文学作品是经典的，同时也是一部垃圾。半年前，我曾激烈地批评过余华的《兄弟》，它荒谬、粗糙，结构不成比例。但现在想来，它也是一部经典。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所书写的时代就是这样荒谬、粗糙，结构不成比例。用一种美的笔法书写一个丑的时代，又哪有用丑的笔法书写更准确有力不扭曲呢？

 

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一切杰作都是玩笑。对宇宙这部大书来说，所有我们认为伟大的与可笑的，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若说宇宙有思想，那么它从来就不想变得更好，也不想避免更坏，（当然，人类渴望这样）。它只是呈现，把美的、丑的、好的、恶的，静静地摊在夜穹上。有的是流星。有的是所谓的恒星。就具体的每颗星辰来说，它们全是昙花一现；但就星辰这个整体来说，是永恒。

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又或者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这些都是我们头顶的星辰。时代，是时间、时期的近义词。作为国家或民族而言，时代是他们曾拥有的或者正在开创的具有特定涵义的某个时间段。许多个时代形成他们的历史。这些历史是对物的命名过程，同时也让万物的内在充溢诗意。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时代就是他与宇宙达成契约的门。不管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他一定要通过这扇门——木门、铁门、玻璃门，才能来到世界（世界，是时间性和事件性的排列），敲击键盘，放声歌唱。换句话说：不管作家自以为的理念是什么，他所描写的、所塑造的，都与时代有关，是漫漫时间长河中的一片莲叶或一只蜻蜓。或许有人自许遗世独立，隐于山林，但没有谁能够超脱在时间之上，神仙也不能。所谓天人五衰。只要是人，再大的天才也无法窥见并预言整个人类史，有太多的事件永无真相，化作沉没之鱼。又有哪个哲人智者敢说自己完全看见宇宙这头大象？“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是摸象的瞎子，有的摸到象腿，有的摸到象背。唯有把这些大小不一的“形而上的碎片”一块块拼贴起来，我们才可尽最大可能地反原历史的真相，串起在历史的背后隐秘拉动的那根时间之链，以及接近那个不可言说的混沌之物。

因果互为始终，互相缠绕。每个时代都有其必然性，有一定的逻辑联系。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是不幸的。但没有这块黑土，很难孕育出文艺复兴的奇葩。生活在集权国家的百姓是不幸的，这种不幸为地球上其他国家提供观照之镜，使他们避免踏入同一块沼泽。结果少数人的不幸成就了多数人的幸。这是从人类的角度看。从宇宙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塔罗牌中的一张。这张是荒谬的，另一张是理性的；这是一张是聪明的，另一张是愚蠢的……这些彼此矛盾的词语必须全部存在，这副纸牌才能够包含所有最基本的元素（元素是有限的），在重置中不断变化，暗示、隐喻、阐释，仅凭其摆放顺序就能繁衍出无数的故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整个宇宙庄严的面貌。种种变化不可计数，若恒河之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才能获得词语的命名，找到某种为我们所能理解的形式与意义。每个时代也都是偶然的。“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有兴趣的作家不妨研究一下混沌理论与拓朴效应。一件微小的事却导致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的到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是不能用“必然性”解释的。纸牌在桌上被不断重洗。不管上帝之手如何轻逸、迅速、确切，或说性格鲜明、花样繁复，他老人家也不知道他将摊开的牌面的大小与花色。

 

存在之物，永恒的虚无。它静静地浮在那里，注视着人类，注视着我们。从它那里，我们可以获得一切，包括超越感官的愉悦，那种狂喜，那种不是智慧所能道及的狂喜。是的。总有什么东西是在人类的智慧之上，在我们的理解之外。这就是小说要去感受并表达的核。要想揭示存在，仅从“我”出发是不够的，仅从语言、文字等这些类似砖泥的用来构建文本大厦的建筑材料出发也还是不够。许多口口声声“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是把它当成一种内心独白的舞台姿势——这也算是争取现实话语权的策略，或者是一句用来魅惑自己与艺术女青年的华丽辞藻，又或者是一个把自己装进套子里的借口。套子使他们免于对尘世间狂风暴雨的恐惧，其自身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自足的空间，尽可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他们所谓的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已在手淫。

一个作家要了解“我”，也必须了解“非我”。我们教科书上现在所讲的小说种种概念，又比如所以为的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都是从“非我”——这个与“我”对立的相对客观世界里来的。一个不成熟的作家讲的只是“我”，没有“他”。所谓“他”并不是说用第三人称写作，而是指这个客观存在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种种规律种种思想种种道德种种文化种种习俗。了解这个世界的细节，了解海洋，了解天空，了解一把椅子，也了解椅子上坐着的那个少年，以及这把椅子在几千年光阴里所积淀的全部信息。椅子意味着什么？从椅子出发，以它为观察的原点，我们可以探讨一切可以探讨的问题，让文字流淌成河，一直流入那接近无限透明的蓝。

孔子说，“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知道什么是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理解了命运，六十岁能接受各种批评，七十岁想作什么便作什么，却不违反规矩。”圣人到了七十岁，才敢讲演随心所欲，后面还加了个小尾巴。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指的是更应该是：把外在规范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本能，这样，行为就不会感到束缚，从而游刃有余。“无法”是好事——滚烫的灵魂冲出躯壳，在这个无望的世界里为世人讲述“大衍之数五十，遁一而卦变”，但这是大师。我们得先“有法”。我们不能把一个孩子的随笔涂鸦说成是“无法”，说那就是艺术，这是对自己的轻蔑。

 

有人说，“按照经典作家比如左拉、托尔斯泰、萨特的标准，作家不仅是一个艺术的创造者，还是一个敢于干预社会生活并且能够代表社会良心的公民。”有人说，“作家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同时还要提供一些新思想；他们的作品，要让读者在阅读之后不仅觉得很熟悉，还有一种刺激感，就像当年鲁迅写阿Q，让读者深感是在描写他们自己，也在批判他们自己。”我以为他们说的作家，指的是那些麻雀、鸽子，并非鲲鹏。后者是与神对话的人，比更多人明白这个宇宙的意图，当然也是无比孤独。就像博尔赫斯在《神之文字》中所描述的那样：那个叫齐那坎的，被异族人打得遍体鳞伤囚禁在阴湿地穴里的祭司，在一头美洲豹毛皮的启发下，掌握了神的力量。他只要大声念出口诀就无所不能。但这个见过宇宙、见过宇宙鲜明意图的人，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一个人的国家毫无意义”，所以他躺在暗地里，等待时间将他忘记。而不是念出口决，让黑夜进入白天，让众神为他祈祷。

“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一个人的国家毫无意义”，但要弄明白这点，就必须“被异族人打得遍体鳞伤囚禁在阴湿地穴”。这是他们的宿命，是他们惟一的路。要想在汹涌人群中辩认他们的脸庞并不困难。他们从来不试图在混乱的流派与运动中寻找立足点，并试图附骥其上。三千法门都是方便两字。佛说的圆融之意绝非是把内心视作一摊死水。内心需要通过来自时代的外力的不断锤打，才能细密紧实，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然后“至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对这一小撮人来说：别人或者说种种技巧或者说任何先于“我”存在的观念都是“渡江的筏”。没有筏，自己无法渡江；渡过江后，必须扔掉筏，忘掉它。《般若婆罗蜜多心经》曰，“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个道，这个菩提萨埵，就是“我”与“非我”达到奇异的平衡，实现最后的圆融。我原来曾阐释的无常心、清净心、菩提心、执着心、悲悯心、智慧心也都可自这圆融之境中生出。应该说，圆融也只是宇宙真相的一小部分。宇宙可能并不遵守平衡原理。现在的物理学家至今也没法构建一个完美的统一场理论模型。而在宇宙之外，我们更无法想像。

还是说说那些由时代所制造的椅子。

法国剧作家尤内斯库写过一部荒诞话剧《椅子》。当门铃摁响的时候，一对年约九旬的夫妇便忙不迭地搬动椅子，生怕怠慢客人。但邀请的客人，那些达官贵人们一个也没有来。老人一辈子认为的“意义”在那个打着手语的演说家的目光下訇然崩溃。他们投水身亡，再也无法忍受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来日无多的时间，他们等不及了。椅子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有一个“五子登科”的说法，许多人把椅子摆在第一位。这是一个传统。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始终是那把位于宫殿深处高高在上的椅子，向着万千子民发号司令，接受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们的朝拜，决定着一批又一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观念。它是权力的象征，是对身份的确认，是世俗生活人与人关系的总和。椅子有大小，人活一世，争的也就是一把椅子。没有一把椅子会平空出现，或突然消失，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搏奕过程，是时代的产物，是传统的，是现代的，是后现代的。水泊梁山的好汉们虽然号称“论秤分金银，成瓮吃酒，大块吃肉”，也要按那所谓的天罡地煞星辰，分定次序，在忠义堂上摆好一百零八张椅子。哪怕到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会议厅里，椅子虽然呈圆形摆放，但这种为了体现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政治权力看似平等的摆放形式更凸现出椅子的意义。另外，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在里面拥有一把椅子。

椅子的隐喻指向宇宙的最深处。它绑定人，也绑定了日月星辰。它包含人类社会各种可能的结构模型。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未来只是一个搬动椅子的过程。坐在椅子上，种种问题犹如一只只凶猛的小兽，从四面八方跑来，在我们的膝盖之上翻滚尖叫。穿着皱巴巴白衬衫的少年翻看着《小王子》，当他看到“小王子只要把椅子挪动挪动，每天就能看到四十四次晚霞”时，忍不住哈哈大笑。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星球啊——捅火山就像捅炉子，其中一座活火山还能用来做早点。少年阅读着这些金色的文字，天使出现在他体内，坐在他心中的椅子上，伸展开翅膀。那是一对轻盈之翅，发着光，长途十余米，比最柔软的羽毛还要美丽。当少年从椅子上站起身，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些问题都自膝盖上轻轻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