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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健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

(2020-04-30 16:35:41)


这几位地方同志是谁?毛泽东同他们谈了些什么?在《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的记述是“1935年1月底到3月,卢志英在毕节活动甚为频繁”。

鲁班场战斗调动了敌人,红军冲出黔北,第四次东渡赤水河后大举南下,打算南渡乌江。中革军委二局破译敌方电文显示: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准备向泮水、新场前进。如果对方发现我动向,很可能改为向狗场、安底、沙土方向猛追,重演如湘江战役一样的局面。情况万分危急,曾希圣提出了一个极为冒险的情报计划,利用二局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总司令越级指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两纵队继续向泮水、新场前进,将敌两个主力调开,以此打乱蒋介石对红军的追剿部署。

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时国民党重要的电台、电讯部门收发报人员大多互相认识,发报手法基本都熟悉,贸然冒充,风险极大。

万幸的是,假电报3月30日晚间发出后,居然奏效,红军避免了一场类似湘江的血战,赢得了南渡乌江的时间。

“这封假电报有极大的可能是动用了卢志英小组,用毕节莫雄司令部的军用电台来操作得以实现的。”[7]

3月30日夜晚,毕节莫雄司令部的电报间外面遮着窗帘,里面灯火通明,击键滴答声彻夜响至破晓。卢志英整夜在电报间。[7]

3月31日午后,中央红军除红9军团外,全部南渡乌江。同一天,卢志英向莫雄司令官请假回上海。但是,红军进入云南后,蹊跷的李副官就押运着地图于4月27日出现在了曲靖沾益,三天后的4月30日,神秘的“工作组李组长”带着先头部队干部团前卫连(即五连,带队的有营教导员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肖应棠(萧应棠)部,一昼夜急行军于5月1日晚赶到皎平渡夺取船只并占领渡口,(8)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渡江。

《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引述时任干部团前卫连连长肖应棠的回忆文章称,中央决定干部团先行抢占金沙江皎平渡之时,干部团团长陈赓对肖应棠交代任务时,指着身边一位他不认识,穿着黑衣服的同志向他说:“中央派一个工作组与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8](P79)

李组长和肖应棠带着前卫连5月30日晚出发后,5月1日,刘伯承带着接应前卫连的渡江先遣队赶到团街。“安排好部队宿营,刘伯承就叫保卫局工作部部长李克农通知军委侦查科长胡底、干部团率先遣营负责人及侦查队长张明远,在李克农的住处开会。”[9](正本第469页,副本第504页)结合肖应棠、谢振华“5月1日晚实现了军委‘5·1’夺取金沙江渡口的命令”的回忆,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工作组李组长与肖应棠率前卫连走在了刘伯承、李克农率领的渡江先遣队之前。

肖应棠记述是:前卫连在李组长的带领下以每小时十多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到离金沙江只有六十来里路的地方,工作组李组长和肖应棠研究了抢占渡口的问题。当晚抢渡时和整个渡江过程中,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工作组和李组长过江的情况。“肖应棠的记载是,抢渡时,工作组没有过江。”[7]

“我们掌握的资料是,3月31日,卢志英向莫雄请假,回到红军中枢,并带领红军先头部队进入云南。在5月初,将红军送过金沙江后,返回了毕节,向莫雄销假。”[7]

换句话说,押送地图、白药的“李副官”,将红军送过金沙江的“李组长”,毕节莫雄专署的参谋长兼总务科长的卢志英是同一个人。“李副官”被红军“俘虏”后,就与赵汝成等分开了;三天后熟悉情况的“李副官”变成了穿黑衣服的“李组长”,带领前卫连抢占渡口成功后,回到昆明与赵汝成不期而遇;红军渡过金沙江,卢志英返回毕节……这应是真实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完成“送图”使命后的行动轨迹。因而,押送龙云地图送给红军的“李副官”,很可能就是这个卢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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