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邢疏：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进，遂举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进之人。郑氏以合前章，皇氏别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语辨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若治理政事，决断不疑，则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或时在陈言之，唯举从者。其不从者，虽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朱子集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幷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程子曰：“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知十哲世俗论也。”

刘氏正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是此四科为夫子平时所论列，不必在从陈蔡时。弟子传先政事于言语，当出古论。《周官》师氏注云：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颜子好学，于圣道未达一间。闵子骞孝格其亲，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与孔子并称。冉伯牛事无考，观其有疾，夫子深叹惜之。此四子为德行之选也。孟子公孙丑篇：“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伯牛、闵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是言语以辞命为重。毛诗《定之方中传》：“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此九者皆是辞命，亦皆是言语。弟子列传：“宰予利口辨辞，子贡利口巧辞。”是宰我、子贡为言语之选也。夫子言“求也艺，由也果，可使从政”，是冉有、季路为政事之选也。沈氏德潜吴公祠堂记曰：“子游之文学以习礼自见。今读檀弓上下二篇，当时公卿大夫士庶凡议礼弗决者，必得子游之言以为重轻。故自论小敛户内，大敛东阶，以暨陶咏犹无诸节，其间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于人者，惟县子‘汰哉叔氏’一言，则其毕生之合礼可知矣。”朱氏彝尊《文水县十子祠堂记》曰：“徐防之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自子夏，夫子又称其可与言诗，仪礼则有丧服传一篇，又尝与魏文侯言乐。郑康成谓论语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赞一辞。夫子则曰：‘春秋属商。’其后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门人。盖文章可得而闻者，子夏无不传之。文章传，性与天道亦传，是则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观之，是子游、子夏为文学之选也。徐斡《中论智行篇》：“人之行莫大于孝，莫显于清。曾参之孝，有虞不能易。原宪之清，伯夷不能间。然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则故为苛论，不免以辞害义矣。

王樵《四书绍闻编》：圣人教人，各因其材，使入于道后各有所成。言其所长，则有是四者之目耳。如子贡长于言语，其学岂必不以德行为本？

反身录：孔门以德行为本，文学为末，后世则专以文学为事，可以观世变矣。自后世专重文学，上以此律下，下以此应上，父师以此为教，子弟以此为学，朋友以此切磋，当事以此观风，身非此无以发，家非此无以肥，咸知藉此梯荣，谁知道德为重？或偶语及，便目为迂，根本由此坏矣。根本既坏，纵下笔立就千篇，字字清新警拔，徒增口耳之虚谈，纸上之赘疣，究何益于身心，何补于世道耶？然则文不可学乎？曰亦看是何等之文。夫开来继往，非文不传，黼黻皇猷，非文不著，若斯之文，何可以不学。顾学之自有先后，必本立而后可从事也。否则，即文古如班马，诗高如李杜，亦不过为文人诗人而已。昔人谓大丈夫一号为文人，斯无足观，有味乎其言之也。

今日，我不管别人的事，我只想讨论一下子路为什么列在政事科？夫子与子路都是性情中人。子路好勇过我，不知其死然；子路正冠而引颈就戮，虽是君子，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然于政治却未能善终。政治不以一时成败而论，正如管仲不为公子纠死缘故，而子路引颈不明智，非政者应当。政者，可进可退，可含辱吞屈，正如勾践卧薪尝胆之举，方能东山再起，为时不晚。为政者之高能，当是于即灭时执灯，若只性情，终不谈政治为好。不可白去一条性命。或许，宰我所理解的政事，与我所理解的政治不相同。他所讲的，或更重能力与道义，有如谭嗣同“流血请自嗣同始”的冲天豪气，我所看重的是无论倒下多少次，最后都要站起来的成功决心。为政者，半途而死，岂不可惜可叹？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对应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夫子有此四教则有四科取材。文行忠信者，敏于文，见于德，忠于事，信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