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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鸭绿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掠夺与破坏

(2018-01-14 14:14:43)


一八六八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此后它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其发展,日本制定了“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政策,它利用与中国地理上接近的自然条件,向中国伸出了侵略的魔爪。中国东北资源丰富,“满州森林之广大,令人惊愕”①  这早已使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垂涎三尺。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后,日本独自控制了东北,开始了疯狂的资源掠夺,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投降。四十余年里,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成为其经济侵略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就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掠夺,来揭露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

本文所述的鸭绿江流域,仅指中国境内的鸭绿江右岸,不包括朝鲜境内的鸭绿江流域。地质时代的第四纪以后,开始形成了现代东北地区的地貌与地理环境:长白山脉横亘于东部,发源于长白山顶天池的鸭绿江,沿其南麓,一路西南下,经鸭绿江口注入黄海,其右岸分布大大小小的二十四条沟壑、河流,积成中国境内的鸭绿江流域。

    鸭绿江流域,崇山峻岭连绵起伏,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丰富。历史上,这里远离中原,地处边陲,人烟稀少,久不得汉人开发。生活在此的少数民族,以森林为家园,依靠森林提供的环境而生活,他们知道森林的重要性,所以,对森林没有破坏,反而倍加爱护。在清朝前,历代政权,即便在此有过开发,但对森林的破坏,确也是微不足道的。到了清朝,鸭绿江流域更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满清入关后,为保护祖宗“肇兴之地”,从今东港市窟窿山北上至吉林威远堡修筑一条“柳条边”,将长白山鸭绿江流域封禁起来,实行四禁措施:禁止森林采伐、禁止农垦、禁止渔猎、禁止采矿。清虽不是有意识地去保护此处的森林资源,但鸭绿江流域实际上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经过200多年的繁育,鸭绿江流域成了著名的林区。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林副产品极为丰富。这里“濒江山岳重叠,所产林木,葱郁连绵,荫蔽千里,蓄积丰富,自古人迹罕到,都为天然状态。”这里为红松阔叶混交林带,生长树种主要有经济价值很高的红松、鱼鳞松、落叶松、红皮云杉、臭松,另有柞木、椴木、水曲柳等。鸭绿江右岸森林面积约90万公顷,木材蓄积量当在3亿立方米以上。 

    丰富的鸭绿江流域森林资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急欲攫取的猎物。然而早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沙俄已经进犯东北,染指鸭绿江流域的森林资源。为同沙俄争夺东北,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独占“南满”,于是鸭绿江森林资源便遭日本疯狂的掠夺。

为夺取东北的森林资源,日本进行了专业调查。1905年、1906年日本政府曾派技术人员松赖天、衣田正忠,测量师平安之助、直井武等,深入长白山林区进行所谓科学考查,掌握了这一带森林资源的一系列确切数字,为掠夺做专业准备。与此同时,为配合日国内日益高涨的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嚣张气焰,日本出版了许多介绍东北资源的书籍,如《白山黑水录》、《满州地志》、《富的满州》等。日本军事参谋本部出版的《满州地志》对东北各处森林资源作了详尽的描写,“满州全部山峰,皆有森林覆之,草木到处丛生,其中林木最胜地在……”,还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了安东(今丹东)九连城,便设置调查委员会,着力调查鸭绿江流域的森林资源,足见日本对此森林觊觎之心。

实际上,日本对鸭绿江流域森林的掠夺,随着同沙俄对此争斗就早已开始了。1901年沙俄为修东清铁路,非法成立“鸭绿江森林公司”,大肆盗伐树木。1903年成立“远东木材公司”专事掠夺鸭绿江流域森林。为对抗俄国,同年日本在朝成立“日青义盛采木公司”,过江盗伐森林。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后,不久日军占领鸭绿江下游的安东九连城,成立了军政署和战地临时建筑部,征收中国商人采伐的鸭绿江木材,并控制安东、大东沟一带中国商人存放的原木,以贱价强买甚至没收。日又在安东六道沟,七道沟设置军用木材厂,任命中佐小岛为厂长,派人入山盗伐,并拦江强截中国商人从鸭绿江放漂下来的木筏以为军用。

19051月,日本又派大仓喜八郎随军侵入中国,在安东大沙河建立军用制材厂。大仓喜八郎早年在大阪创立土木和林业株式会社,富有林业经验,是一个“开发满蒙”的急先锋。军用制材厂一建立他便派人进山盗伐森林。战争期间,日为北上同俄国作战,铺设安奉铁路,因需要大量木材,于是派兵近千人擅自进入鸭绿江流域进行破坏性盗伐。

日俄战争胜利后,抢夺,盗伐已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胃口,于是日本决定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控制这里森林资源,准备独自进行大规模掠夺采伐。从1905年到1920年,日本就采伐鸭绿江流域森林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达8个之多。19059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取得“南满”权益。12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逼清承认其从俄手中夺取的所谓“权益”。该约第十款中,日本要求中日合办一木植公司,采伐鸭绿江右岸森林。此后日本又以拒不撤兵为条件,要挟清政府继续同它谈判。19067月,清派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同日本特命全权大臣林权助谈判。谈判中林权助擅定合办公司的条件,还坚持要求“鸭绿江右岸指该地全段,连浑江流域均包括在内”,可见日本在谈“鸭绿江右岸”采伐之事,不但要掠夺浑江下游森林,还要趁机掠夺浑江中,上游及周边腹地,甚至要一直砍伐到离白头山仅51华里的地方。此次谈判日方最后虽没有达到上述要求,但日却在原有基础上加宽右岸纵深里数,这也为以后进一步扩大森林掠夺埋下伏笔。19085月,中日签订《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共138页。主要规定:划定鸭绿江右岸自帽儿山(在今临江)起至二十四道沟(在今白山)为止,距江面干流60华里内为界,凡界内所有森林为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采伐。通过条约使日本掠夺鸭绿江森林资源披上了合法化外衣。条约签订不久,日本便迫不及待地开张营业采木公司,鸭绿江流域及到浑江腹地的森林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砍伐。

采木公司说是合办,实际只是名义上而已,日本控制了所有大权,借此垄断鸭绿江流域采木权。在采木中,为达到掠夺之目的,日本不断扩大机构权限和经营范围,还不断越界采伐。1908年在十四道沟铺设森林轨道,后发展到二十四道沟,又在安东一带修筑码头设施和储材场等。1910年不顾“章程”中不包括浑江流域的采木规定,公然在鸭、浑两江沿岸设采木分局,有通化、八道江、帽儿山、十三道沟、长白五局。又在浑江口、马市台、沙河镇设分所。这些机构包揽了所有区域的木材采伐、保管、漂流木收、拣等业务。还负责“收购”不属该公司采伐范围内的中国商人经营的木材。

“章程”中规定鸭绿江右岸自江面干流迤北60华里为采伐区,但勘界时,日却提出无理要求:无树之山,空地扣除。到1913年,公司仅成立5年,在长白山采区,竞越界达150华里,大量界外木材被伐。1915年袁世凯复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吞并“满蒙”,此时日本单方面扩大鸭绿江采木公司经营规模,采木工人最盛季节竞多达5万人,每日砍伐5万立方米。在采木中,日本采好留坏,采近舍远,只采不造,不过三十余年,鸭绿江右岸森林资源摧毁殆尽。据日人撰写的《鸭绿江林业志》说:自1909年至192921年间,仅流送到安东的木筏总数就为96800张,总材积为3826万连。另有电柱78万根,杂木1500万根、枕木18000根,折合材积为近2000万立方米,消耗森林资源为6000万立方米以上。这些木材大都运往日本。有人估计从1904年日俄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在鸭绿江右岸流域掠夺砍伐约2亿立方米木材

日本对鸭绿江流域的森林资源的掠夺给中国东北生态环境及经济都带来了灾难和影响。首先,鸭绿江流域原生林资源消耗殆尽。到四十年代初,鸭绿江流域90%原始林被伐尽,除鸭绿江上游的长白县二十四道沟沿有部分森林外,其余无林可言。

其次,随着森林的消亡,生态系统被破坏。碧翠的青山,有的变成荒山,有的变成秃岭,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旱涝灾害日趋频繁,给人们生产和生活都带来了极为严重后果。森林的消亡,致使以森林为家园的禽兽也失去生存之地。以前,这里曾生存的虎、熊、狼、豹、狐及鹰、鹘等动物越来越少,有的甚至绝迹。森林的消亡,使林副产品,如:蜂蜜、松子、人参及一些重要的药材也不复存在。

再次,日本采伐森林,也给当地经济带来严重影响。1902年,清官商合办了“安东木植公司”经营鸭绿江一带木材生意,效益颇好,盛极一时”,而“鸭绿江采木公司”一开,日独占采伐大权,致使该公司被迫解散,民族经济遭受重创。在采木公司中,日方还夺走了中国地方政府财税利益。鸭绿江木材的材税、附加税、船捐历来是当地政府财政主要来源,而日方控制的采木公司不仅被减免木税,还免去了船捐、附加税等,致使日方左右了当地政府财政收入。

另外,原生林被采尽后,鸭绿江流域山岳,次生林大都为柞木,致使这一带只适应柞蚕生产,经济比较单一。二三十年代,安东一带柞蚕养殖,柞蚕丝纺比较兴盛,而此时的日本丝绸工业也迅速发展,日本从中国廉价进口大量的鸭绿江流域柞丝,织成丝织品投放市场,风靡日、欧国家。此时的中国柞蚕制丝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日本对鸭绿江流域森林资源四十作余年的掠夺,我们从中可看出这样两个问题:

1、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经济掠夺始终伴随着军事侵略而进行的,因而也就具有超经济掠夺性质,军事侵略为经济掠夺创造条件,经济掠夺又为军事侵略服务。

2、日本帝国主义对鸭绿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掠夺数量是惊人的,手段是野蛮的,对中国经济影响和对生态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注释:

① 松林敬之(日)《富的满洲》第3章第23页

② 陈嵘《历代森林史略》第12章第65页 吉林社会科学院 1987年

③ 陶炎《东北林业发展史》第122页 1985年东北林业出版社

④ 《丹东史志》1987年第十期,第29页

⑤ 陶炎《东北林业发展史》第143页 1985年东北林业出版社

⑥ 《丹东史志》1987年第一期 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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