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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先生”王红英

2017-12-10 21:54:53

“模型先生”王红英 的财富故事

热衷于交易模型的王红英把投资模型的建立形象地比喻为搭建一座积木小屋:多学科知识概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积木,建立一个好的模型就是把这些积木灵活艺术地组合在一起。

计算机专业的学士学位、金融专业的硕士学位以及深厚的统计学知识,加上十多年的期货交易、投资管理经验,为王红英的小屋搭建提供了充足的“积木”。为了集中精力、财力搭建自己的“积木小屋”,王红英4年前舍弃某期货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出资组建了国瑞煊投资管理公司。

“金融定量分析是目前十分活跃的前言学科之一,其在证券、期货及全球衍生品交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国际研究金融交易的主流方向。”王红英介绍说,世界著名的期货机构曼氏金融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块:经纪业务和投资管理业务。它的投资管理的操作主要通过程序化交易,将各种模型叠加在交易程序上,使之变为简单的操作指标,从而实施交易。

运用金融数学模型,华尔街的精英们在市场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数学教授出身的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连续两年在全球对冲基金经理人收入排行中位列第一:2005年,西蒙斯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净赚15亿美元;去年,他收入高达17亿美元,差不多是索罗斯的两倍。68岁的西蒙斯是世界级的数学家,也是最伟大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他24岁就出任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曾与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一同创立了Chern-Simons几何定律,该定律成为理论物理学的重要工具

。西蒙斯和他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是华尔街一个彻底的异类,公司从不雇用华尔街人士,而是靠数学模型捕捉市场机会。用电脑作出交易决策,是这位超级投资者成功的秘诀。“对积理论”也是用数学模型捕捉市场机会,量化资金管理,用计算机系统发出交易信号,通过大量的短线交易,达到稳定累积盈利的结果。

成为西蒙斯这样的“模型先生”,类似的想法也许萌芽于王红英踏入期货市场之初。

1993年5月28日上午9时,王红英作为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在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出市代表,在场内目睹了中国期货市场第一单期货合约的成交。“即便是在清爽的空调冷风中,额头上的汗珠还是在不停地冒出。”王红英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但他同时也坚定地说:“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灵魂将永远属于期货市场,从此所有的酸甜苦辣伴随着我走过了14年的风风雨雨。”

众所周知,初期的期货市场充斥着大户的身影。就在王红英对市场的探索一度陷入迷茫的时候,一位相熟的大户问他:你要明天一根阳线吗?结果第二天果真出现了一根几乎完美的阳线。该大户继而指点道:如果你尝试用技术分析在国内市场投资收益,那么至少要等到10年以后。

彼时,运用交易模型进行程序化交易,在华尔街也只是刚刚兴起,而国内只是搬来了一些经典的技术分析理论。在一个无序的市场中,技术分析尚无用武之地,更遑论金融模型。然而,市场终归是要走向成熟和有序的。

由定性投资逐步向定量投资的转变,始于王红英的一段某保险公司投资部的职业经历。当时的政策允许金融机构办实体,很多银行、保险公司组建了自己的证券、期货甚至房地产公司,王红英应邀出任某保险公司投资运作部总经理。“我们总共三个人,当时负责大概5000万—2亿的投资规模,为此公司还特意邀请了香港一位很著名的期货投资专家做交易顾问。聘请的这位交易顾问很是敬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我们分析当天交易的失误之处,评估整个投资体系的风险,而其中总是要涉及到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计算。”王红英说,这段时间

,是他第一次接触并认识到原来数学和统计学可以如此神奇地应用于期货投资中。

为了系统地学习掌握投资学的核心教程,他考取了当地一所大学金融专业的研究生。虽然当时所学尚难以立竿见影地实际应用于投资中去,但这一时期对统计学、高等数学等的系统学习,为他日后的量化投资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计算机专业和金融专业背景,再加上十几年的投资实践工作经验,对他现在投资管理公司的架构设计以及发展远景规划,无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2000年年初,几个山西煤炭商一起收购了广西某家期货公司,并将公司迁至山西,王红英出任该期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山西的日子里,他迷恋于平遥古城。“山西实在是一个称得上伟大的地方。明清时期,山西的票号钱庄控制了整个中国三分之二的金融业,最早的期货交易形式‘卖树梢’(以保证金敲定次年大豆的收购价格,当时山西很多商人以卖豆腐为生)就发源于此。这些伟大的金融鼻祖们在平遥古城建立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中国华尔街金融帝国,事实上它采用了‘系统化’的交易管理模式,把每一个交易过程划分为流水作业模块,每个模块都有专人负责,每个模块环环相扣,各司其职。”他说,“一有时间,我就徜徉徘徊在平遥古城那夕阳余晖笼罩下的票号门前、庭院,感受古时金融大师哲人般的思维。比起当下交易者所谈论的巴菲特、索罗斯,我更倾心于中国金融文化的魅力,并为之折服和倾倒。仔细想想,中国古时伟大的金融大师们早已开始了系统化的管理和交易模式,比现在对冲基金所用的手法早了数百年,而我们现在的大师翻来覆去只讲一个价值投资理论。现在想来,我们中国古时的金融大师们早就健全了金融投资理论体系,即:选择你的市场系统认识理论——投资的理论、模型、假设,并以此决定对市场的观察和交易。”

理论、模型和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出投资者在市场中关注什么,也决定了人们的思考、判断和行动方式。在王红英看来,成熟的投资者在观察市场的价格变化之前就有了一套系统的市场理论、框架和模型,这样的市场观察就是一种“自觉的注意”。交易者不再让市场价格变化主宰、左右自己的思维、情绪,而是以超然的态度审视市场运动,通过理论模型观测市场、寻找市场交易机会。“自觉的注意”不是由市场价格涨跌对投机者本能的吸引而引起的——这样产生的注意是“自发注意”——大多数交易者往往在这里陷入困境,一旦坐在显示屏前,就不由自主地被市场带着跑,被动地下单交易。“自觉的注意”恰恰是抑制了交易者的本能欲望、利益想象,强调关注投资者自身的主体操作过程。

现在的王红英当然早已经不再需要在交易时间端坐于显示屏前盯盘,他的交易已完全交由交易员监控的被其称为“智能系统化交易”的计算机系统来自主完成。“明天是涨还是跌”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不成熟的表现。交易者应该具有一种宏观、全局的眼光,而在架构模块设计下的定量分析、品种之间相关性的思考,在交易过程中才更为重要。

那么,什么是系统化的交易思想呢?王红英认为,所谓系统化,应该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认识现实世界的过程。人们初始只是认识到事物的局部,随着对局部认识的不断积累和深化,才最终认识到了事物的整体,以及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系统化就是将这些积累起来的对于局部的认知,以一种有序而又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说,金融投是一种繁琐而复杂的活动,投资者要面对的不光是价格波动本身,还要面对造成价格波动背后的复杂性因素,更要面对投资者自身情绪上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才造成在期货的实际交易中,绝大多数投资者长期下来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要想在期货市场上长期生存并保持稳定的一致性获利,必须在充分认识市场的基础上,去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化手段,把一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全部加以量化,所有的交易都是有序而直观的,才能最终达到低风险,高回报。

他认为,完善的交易系统,应该包括交易体系、风险控制体系和监控体系三个方面,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稳定性、枯燥性和简单性。

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和统计分析,计算机运行能力的提高,使得大规模统计调查数据

的处理更加准确、充分和快捷,也使得各种经济行为越来越数量化。“对市场和价格进行定量研究,从而揭示客观存在的数量依存关系,已经成为投资和管理决策的一项基础工作。”王红英认为,“当前,投资者竞争的优势已不再停留在信息的收集上,而是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谁的模型从总量上与趋势上能更合理、更科学地分析市场,谁就能掌握主动。”

在王红英看来,使用操作系统是成功的关键,当然可以采用的系统的种类几乎无限多,选用何种交易系统取决于交易者的偏好以及所具备的技术水准。“无论采用哪种交易系统,它都必须符合客观有效的基本标准:首先,该系统必须能获利;其次,它必须被证实;第三,它必须是个性化的——采用的系统在运作上感到舒适很重要。”他强调。

“模型造得好坏主要是看我们构思和使用积木的能力,而建立一个好模型的另一要求就是要有足够的积木。”他说,“拼装一个玩具小屋和建立一个金融市场模型的主要区别是我们的投资模型必须是有生气的,它必须能够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我们发现以前搭模型的积木已不适合——金融市场像生物组织一样已经进化了。”

构思一个随其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模型可能不太容易,王红英的建议是,采用“操作飞行模拟器”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点:在日常模拟测试实验过程中对不同情况都搭出正确模型——这样你就有了能够让你辨认的模型类型,并能够作出正确决定的经验了。

“当然,我们可能在一定阶段内不知道哪些是适合我们的最好积木,但我们可以一直改进我们的过程。如果我们的积木够多的话,建立模型就差不多变成对于不同的形势重新挑选积木,并将它们重新搭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像生物进化中遗传的交叉互换,实际上生物学家们认为遗传的交叉互换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同样我们不断地对已存思维模块进行重新组合,这是我们取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关键因素。有时,我们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罕见的’发现,从而为投资创造新的机会,就像基因突变加速进化的过程一样,新的思维模块使我们在了解市场和投资运作方面加速前进。”

“重要的是你要有机会在不承担过度风险的情况下,发现许多新的思维模块,然后采用‘操作飞行模拟器’方法在市场中试一试,以检验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停止探索新模型。”

谈起他的模型——积木小屋,王红英滔滔不绝。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投资管理人应该具备“深厚的哲学根底,丰富的艺术神韵,严谨的科学精神”。

也许我没有能够记录下他的投资理论的精粹,也许我没有能够理解他模型搭建的精髓——谈话中,他跳跃性的思维让我跟得异常吃力。十多年的投资生涯,王红英记录下了百余万字的交易笔记。后来,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总裁马文胜与之交流时,惺惺相惜,也将自己十几年的投资心得手记拿出来,两人一起出了一本书——《完型期货交易训练及实战系统》,也许从这本书中,能够管窥两位高手的投资心路。

从定性的粗放型交易到“双向定量”技能型博弈,王红英喻之为“老鹰的再生”。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鹰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但它在40岁时必须做出非常困难却重要的决定。鹰活到40岁时,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抓住猎物;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十分吃力。这时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炼狱过程而获得新生。

150天漫长的磨练——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并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它首先要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继而,它还需要用新长出的喙把指甲一根一根地拔出来,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再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

老鹰开始飞翔,重新获得30年的岁月!

“我们必须把旧的习惯、旧的传统抛弃,使我们可以重新飞翔。我们需要的是自我改革的勇气和再生的决心。”王红英说,“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探索、持续创新的过程,它蕴含了‘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的辩证哲学观。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就,香港股票投资直通车的开通、股指

期货的即将推出、黄金期货获准上市——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已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我们面对的竞争对手将是有100多年投资经验的欧美大的投资机构,事实上我们目前的资本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他们的影子。我们如何面对市场结构改变背景下的新一轮的竞争?如何胜出?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几年来,王红英和他的国瑞煊投资管理公司一直积极地和境外具有先进投资经验和较有效率的投资基金公司交流合作,与高盛香港公司、惠理基金、标准银行投资部等全球著名投资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并加入了全球金融投资协会(香港)。尤其是从去年1月份以来,公司聘请了高盛前副总裁作交易指导顾问,进一步改进了交易运作模式,建立和健全了基于VaR的动态风险预警体系。据了解,四年来王红英和他的团队管理资金额翻了近10倍,给投资人带来了年平均不低于50%的低风险收益,目前,几笔大的海外投资正在紧密洽谈之中。

“金融投资行业的国际化给国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只有主动改变,才能和国际一流的投资管理基金竞争。”

打造国内最优秀的投资管理公司——王红英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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