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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王勇:混改的关键是要释放企业家精神

转载 2020-06-28 14:51:08
标签: 财经 混改


在讲座中,王勇首先分析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指出存在巨大的挑战。从外部来看,当前我国在与国外的技术合作、人员交流、资本流动、出口贸易等面临巨大的阻力;从国内来看,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所下降。这些困难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在此背景下,要带动我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创新,提高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

创新最需要的是释放企业家精神。王勇借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的企业家理论,分析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企业家精神是如何推动分工深化、市场扩展和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王勇认为,我国释放企业家精神最好的途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新时代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八十年代初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本质是要通过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企业家成为创新的主角。并且,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能够释放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也为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舞台。

王勇指出,为了更好地释放企业家精神,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需要注重四个关键环节的改进,即:优调、协混、改制、增效。“优调”是调整优化业务结构,聚焦主业,明确混改企业的战略方向,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如中粮集团的混改。“协混”是指混改企业的股权结构不仅要做到多元化,更要注重协同性,包括理念一致和业务协同等两大方面;典型案例如中国联通在混改中引入腾讯、阿里以及京东等互联网企业,来实现业务的协同发展。

“改制”是改革企业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改革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控制权安排,以及完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以更好的发挥企业家精神。在控制权安排上,王勇通过分析格力混改的案例,指出控制权安排要以企业家为中心。在在激励机制上,王老师以通过分析东航物流的激励方案,借助信息经济学中的激励相容原理,指出员工持股的核心作用是利益捆绑,而不是简单的物质激励,不应泛化,要集中在高管和技术骨干上,才能真正起到激励效果,并避免高管人员的道德风险。

“增效”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激发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的绩效、创新能力等。王勇分析中国建材集团是如何通过混改,提高水泥行业的市场集中的,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分析了中国医药集团下属的北京医药是如何通过混改提高了创新能力,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比较快的速度研发出先进的灭活疫苗,为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后,王勇又总结了“混改”实践的四种基本模式:一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做强做大主业的存量资本混改,这是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模式。二是引入社会资本新设市场主体的增量资本混改,这是面对新兴项目的选择。三是激活资产流动性的证券化混改。四是保有最大决策权控制权的特殊管理股混改,比如政府保留特殊的股份,以在某些方面实行决策权。王勇强调,无论哪种模式,激发企业家精神都是混改的重点,特别是要在竞争性领域释放控制权,政府应“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在讲座中,王勇指出,为了更好激发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应转化高管的干部身份,改变传统的行政激励和经济激励的双重激励,实行单一的经济激励。当存在行政和经济的双重激励时,行政激励往往会扭曲高管人员的决策动机,以落实行政上级的指示为出发点,忽略市场机遇,并且经营态度会趋于保守,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从而不利于创新。因此,需要混改时让高管放弃干部身份,转变为职业经理人。在对高管进行经济激励时,因传统国企待遇不高,混改时,一些企业比较注重提高薪酬等激励强度,这尽管是需要的,但重要重视的是激励相容。王勇根据信息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指出,只有满足激励相容原则,才能够克服高管人员的道德风险,实现不用扬鞭自奋蹄,具体举措则是要重视股权类的激励工具的使用,通过管理层持股进行与企业利益与风险的绑定。

来源: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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