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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累的文本与越界的权力——明诗总集删改原作的考察

(2019-11-23 13:33:37)
分类: 中国知网免费入口
    一、引言

    明代编选总集的风气很盛,对于本朝诗人诗作的收集和编纂,明人投入了很大的热情,相当数量的明诗总集在明代编纂成书。至明末清初,文人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文献保存和诗学批评的高度对明诗文献进行收集和整理,几部在后世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明诗总集如陈子龙《皇明诗选》、王夫之《明诗评选》、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集》等均成书于此时。

    对于总集的编纂者而言,自己的诗学批评观念可以通过对于诗人、诗作的选择去取、有意识地辑录前代以及同时代批评家的批评话语、附录自撰诗话、诗评等文本形式得以体现。然而,很多的总集编选者在编纂过程中并未满足于“采辑者”和“批评家”的角色,还做了不少“加工者”的工作,亲自动手,对选入的部分诗作进行文本删改,使之符合或贴近自己的诗学审美观念,原作的面貌因此而发生改变。周勋初先生《李白诗原貌之考索》一文专以李白诗作的文本变貌为例,指出李白诗在明清选本中出现混乱的原由:“因为这一时期的文人每自负能诗,喜以己意改诗”,擅自改窜原作造成字句有异[1]。

    对于文本编纂和存录方式造成的删改原作及文本变貌现象,学术界已有相关的讨论。程苏东《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以〈汉书·五行志〉为例》以《汉书·五行志》文本中的“层累”与裂痕为例,讨论了先唐文本形成过程的复杂性;林晓光《论〈艺文类聚〉存录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学变貌》对于类书存录方式和六朝文学文本变貌进行了细致研究;张剑《〈黔诗纪略后编〉版本及成书过程述略》通过对清代贵州诗歌总集《黔诗纪略后编》版本比勘指出编纂者对于原作有意删改;张剑《从〈桂岩吟馆丛稿〉到〈兰馨堂诗存〉———家族文化层累性的个案分析》以常熟杨氏为例,从家族编刻别集的角度考察了文化层累中的文本变貌;叶晔《清代词选集中的擅改原作现象———以〈明词综〉为中心的考察》提示了清代词人在词选编纂中普遍存在的删改原作现象。这些研究都给予我们很多启发性思考。

    对于明诗总集编纂中的层累和删改原作造成的文本变貌,迄今未有专门研究,而此一问题又是我们面对明代诗歌文献的文本系统所需特别注意者。赵辉在《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特点与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为:“注重文学系统内在关联性的研究。”[2]这对于我们思考明清两代明诗总集编纂以及明诗批评话语的内在关联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总集的文本删改活动,编选者很多时候并未专门注解说明,如果未与原作对读,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删改后的诗作即为诗作的本来原貌,越是名家编纂的总集,其传播的范围和产生的影响就越大。删改原作的现象,在明诗总集编纂中颇为常见,既有同一诗作在多部总集中的层层累积的文本变貌,又有编纂者诗学趣味的细微表达。而清代学者们围绕删改原作现象的评价,则提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限定总集编纂者的权力边界。

    二、层层累积的文本变貌

    顾颉刚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著名观点,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3]。以此观照明诗总集的编纂,明末清初先后成书的几部重要明诗总集同样存在原作经过层层累积形成的文本变貌。高启《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与郭登《送岳季方还京》两首诗作可以作为典型样本。

    一般而言,总集选诗以诗人别集作为文献采摭基础乃是最佳,别集具备相对的文本可靠性,最为接近诗人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同时,别集为编选者提供了整片的“森林”而不是零散的“树木”,使编选者不至于一叶障目。然而,在实际的编纂工作中,尤其是对于规模较大的总集,编纂者往往无法尽览诗人别集,前人已编总集便成为重要的文献来源和选诗参考。在明诗总集编纂中,选诗多有直接采摭于前人所编总集的情况,编纂者或直接照搬,或加以删改,原作由此形成文本变貌。

    明初著名诗人高启作有七言古诗《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见于《高太史大全集》卷八:

    忆昨结交豪侠客,意气相倾无促戚。十年离乱如不知,日费黄金出游剧。狐裘蒙茸欺北风,霹雳应手鸣雕弓。桓王墓下沙草白,彷佛地似辽东城。马行雪中四蹄热,流影欲追飞隼灭。归来笑学曹景宗,生击黄獐饮其血。皋桥泰娘双翠娥,唤来尊前为我歌,白日欲没奈愁何。回潭水绿春始波,此中夜游乐更多。月出东山白云里,照见船中笛声起。惊鸥飞过片片轻,有似梅花落江水。天峰最高明日登,手接飞鸟攀危藤。龙门路黑不可上,松风吹灭岩中灯。众客欲归我不能,更度前岭绿崚嶒。远携茗器下相候,喜有白首楞伽僧。馆娃离宫已为寺,香径无人欲愁思。醉题高壁墨如鸦,一半欹斜不成字。夫差城南天下稀,狂游累日忘却归。座中争起劝我酒,但道饮此无相违。自从飘零各江海,故旧如今几人在。荒烟落日野乌啼,寂寞青山颜亦改。须知少年乐事偏,当饮岂得言无钱。我今自算虽未老,豪健已觉难如前。去日已去不可止,来日方来犹可喜。古来达士有名言,只说人生行乐耳。[4]

    这首诗颇能代表高启诗歌的创作风格,因此多部明诗总集皆有选入,然而文本面貌却各有不同。

    成书于明末的陈子龙《皇明诗选》卷五“七言古诗”选入此诗,然而对比文本文字,可知《皇明诗选》删诗中12句“天峰最高明日登,手接飞鸟攀危藤。龙门路黑不可上,松风吹灭岩中灯。众客欲归我不能,更度前岭绿崚嶒。远携茗器下相候,喜有白首楞伽僧。馆娃离宫已为寺,香径无人欲愁思。醉题高壁墨如鸦,一半欹斜不成字。”又删诗末6句“我今自算虽未老,豪健已觉难如前。去日已去不可止,来日方来犹可喜。古来达士有名言,只说人生行乐耳。”[5]279—281这一删改的幅度之大,着实让人惊讶。其后,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卷四上选入高启此诗,悉依诗作原貌,未作改动[6]甲集卷四上。朱彝尊《明诗综》卷八亦选入高启此诗,删诗末六句,诗后附陈子龙、李雯在《皇明诗选》此诗之后的评语[7]326—327。由此可见,朱彝尊对于高启此诗的选入和删改,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皇明诗选》的影响。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对此诗亦有删改,删诗中12句。诗后附其评曰:“跌踢淋漓,神来之候。结处颇近率易,故陈卧子选节去后六句,然终似神气未舒,故仍从原本。”[8]15—16沈氏所谓“仍从原本”,只是诗末六句恢复原本,与原作相校,仍然删去了诗中的12句。一首诗作在四部重要明诗总集中呈现出四种文本面貌,其中,《皇明诗选》成书最早,删改的幅度也最大;《列朝诗集》忠于原作,未作改动;《明诗综》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皇明诗选》影响,然而改动幅度稍小;《明诗别裁集》所谓“仍从原本”,仍然对原作有所删改。

    《皇明诗选》卷一三“七言绝句”选有郭登《甘州》一诗,全诗文本如下:“甘州城西河水流,甘州城北胡云愁。玉关人老貂裘敝,苦忆平生马少游。”[5]875《列朝诗集》乙集卷四选入郭登《送岳季方还京》:

    登高楼,望明月,明月秋来几圆缺。多情只照绮罗筵,莫照天涯远行客。天涯行客离家久,见月思乡搔白首。年年尝是送行人,折尽边城路傍柳。东望秦川一雁飞,可怜同住不同归。身留塞北空弹铗,梦绕江南未拂衣。君归复喜登台阁,风裁棱棱尚如昨。但令四海歌升平,我在甘州贫亦乐。甘州城西黑水流,甘州城北胡云愁。玉关人老貂裘敝,苦忆平生马少游。[6]乙集卷四

    两相对照,《皇明诗选》所选《甘州》显然是郭登《送岳季方还京》删改后只存诗末四句的面貌,本来篇幅颇长的古体诗被删改为一首七言绝句。《明诗综》对于《皇明诗选》的删改表示了认同,卷二郭登此诗亦题为《甘州》,同样以删改后的七言绝句的面貌出现:“甘州城西河水流,甘州城北黄云愁。玉关人老貂裘敝,苦忆平生马少游。”诗后附朱彝尊注,对此进行了说明:“集本题作《送岳季方还京》,前云:‘登高楼,望明月,明月秋来几圆缺。多情只照绮罗筵,莫照天涯远行客。天涯行客离乡久,见月思乡搔白首。年年长自送行人,折尽边城路傍柳。东望秦川一雁飞,可怜同住不同归。身留塞北空弹铗,梦绕江南未拂衣。君归复喜登台阁,风裁稜稜尚如昨。但令四海歌升平,我在甘州贫亦乐。’下文云云。”[7]1043可见,朱彝尊是见到了郭登诗作文本的别集本,但却表示出对于《皇明诗选》删句和改题的认同。《明诗别裁集》卷三亦选入郭登《送岳季方还京》,文本文字与《列朝诗集》完全一致[8]70-71。经过编纂者的删改,郭登《送岳季方还京》在四部明诗总集中呈现出两种差异较大的文本面貌,《列朝诗集》和《明诗别裁集》仍用原本,未作删改,此诗为篇幅较长的古体诗作。而《皇明诗选》则只取其诗末4句删改为一首七言绝句,且改其题,《明诗综》认同《皇明诗选》所作删改,存录此诗的文本面貌与之全同。

    当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之所以这两首诗作文本有如此较大规模的被删改,与两诗原作古体歌行的诗歌体式是密切相关的。

    三、删改中的诗学趣味

    总集体现着编纂者的诗学批评趣味,首先,编纂者在诗人、诗作之后所附自撰诗话、诗评的表达最为直接和充分。次之,所辑和所引前代或同时诸批评家的评语与编纂者本人的评语形成对照,呈现出认同或者批判的观念关联。最后,对于原作的删改,则在文本的细微层面映照出编纂者本人的审美旨向和诗学趣味。

    以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为代表的云间派诗学强调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主张性情与格调的统一,《皇明诗选》是其诗学观念的重要文本体现。《皇明诗选》卷五高启《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诗后附李雯、宋征舆、陈子龙三人评语。李雯评语:“神似太白,遂为本朝七言古之前茅。”宋征舆评语:“太白佳处,在回荡转折,如不经意而景物俱在天际,使人百思。此作具得三昧。”陈子龙评语:“跌宕淋漓。”[5]281足见三位编纂者对此诗评价之高,然而,既有如此评价,为何还要删去诗中12句与诗末6句?《皇明诗选》卷二陈子龙对于高启的诗歌创作有一个总体评价:“季迪诗如渥洼生驹,神骏可爱。特未合和鸾之度耳。”[5]105“未合和鸾之度”所言之“度”,即诗歌创作的法度,就古体诗的创作而言,云间派推崇汉魏古诗的清简、朴质的风雅格调,陈子龙《宣城蔡大美古诗序》指出:“夫文采日富,清音更邈,声响愈雄,雅奏弥失,此唐以后古诗所以益离也。”[9]高启此首七言古诗,虽“神似太白”,“跌宕淋漓”,然而如此风格带来的铺排与藻饰,在陈子龙等云间派诸子看来,则是需要剪裁删改的,以使之合“度”。郭登《送岳季方还京》本为篇幅颇长的古体诗,亦是铺排敷衍,纡徐往复,这在云间派诸子看来,显然也是不合古体之“度”的,因此摇落删改为七绝4句,题目改为《甘州》。诗后附宋征舆评语:“真意气语,从摇落中见之。”[5]876与编纂者的诗学趣味一致,以彼之“度”视之,如此清简、真意,方为汉魏古诗正统。

    钱谦益论诗主张性情优先,反对随意剪裁翦削,他在《题交芦言怨集》中说:“古人之诗,以天真烂漫、自然而然者为工,若以翦削为工,非工于诗者也。”[10]反映在总集编纂上,《列朝诗集》选入诗作文本很少进行删改。同时,高启古体诗铺排跌宕的创作风格,亦与其于《刘司空诗集序》中推崇提倡的“铺陈终始,排比声律”[11]的主张相一致。郭登《送岳季方还京》的铺排纡徐,亦应是钱谦益所称赏的。因此,二诗选入《列朝诗集》皆能保持原作的文本面貌。

    在诗学批评趣味上,朱彝尊对于云间派的观念表现出较多的认同与肯定。就明诗批评而言,《明诗综》常常引用陈子龙、李雯、宋征舆等人的评诗话语,《明诗综》删改原作亦与《皇明诗选》多有一致。朱彝尊《明诗综》卷八选入高启《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删诗末6句,诗后附陈子龙、李雯在《皇明诗选》此诗之后的评语,陈子龙评语:“跌宕淋漓。”李雯评语:“神似太白。”[7]326—327与《皇明诗选》删诗中12句与诗末6句相比,《明诗综》的删改幅度略小,但可以看出是受《皇明诗选》删改的影响。《皇明诗选》卷十三郭登《甘州》是其篇幅颇长的古体诗《送岳季方还京》删改后只存诗末四句的面貌,《明诗综》在能够见到集本原作文本的情况下,仍然对于《皇明诗选》的大幅度删改表示了认同,卷二选入郭登此诗,亦题为《甘州》,同样以删改后的七言绝句的面貌出现[7]1043。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成书于雍正三年,相较《皇明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诸集后出,因此能够综合此前各家编纂与批评之短长[8]1,理论色彩浓厚,编纂者的诗学趣味也体现得较为明显。《明诗别裁集》卷一选入高启《忆昨行寄吴中故人》,删诗中12句。诗后附其评曰:“跌踢淋漓,神来之候。结处颇近率易,故陈卧子选节去后六句,然终似神气未舒,故仍从原本。”[8]15—16其中,“跌宕淋漓”为《皇明诗选》陈子龙评语,沈德潜持认同之意,故亦删去诗中12句,删繁就简,以见跌宕淋漓之势,而对于陈子龙删诗末6句,虽然认为结处率易,但是以全诗神气而观,应当有此六句。沈德潜论诗主要有四个层面:宗旨、体裁、音节、神韵。他在《七子诗选序》中说:“予惟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揽其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12]又于《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指出:“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13]“神气未舒”即是其从神韵层面作出的诗歌审美趣味的判别,故仍从原诗诗末6句。沈德潜在诗学专著《说诗晬语》中专论七言古诗的结语:“诗篇结局为难,七言古尤难。前路层波叠浪而来,略无收应,成何章法?支离其词,亦嫌烦碎。作手于两言或四言中,层层照管,而又能作神龙掉尾之势,神乎技矣。”[14]209《明诗别裁集》卷三选入郭登古体诗《送岳季方还京》,诗后附沈德潜之评注文字:“《皇明诗选》裁末四语作断句,《明诗综》因之。然通体缠绵有情,不迂不促,故仍用原本。”[8]71沈德潜之所以“仍用原本”,而未采用《皇明诗选》和《明诗综》的做法,跟他本人对于诗歌体裁的审美趣味是相关的:“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题数首,又合数首为章法。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若阙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见体裁。”[14]247

    四、编纂者的权力越界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小序言:“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15]2598四库馆臣的这段话指出了总集编纂的两个主要旨向:网罗放佚与删汰繁芜。对于总集编纂者而言,固然有保存文献的意识,然而,更多则是意图通过总集编纂呈现自己的文学观念。面对大量的文本,编纂者自然有权力“删汰繁芜”,根据审美趣味决定作者、作品的去取,其中亦有刻意突出称扬或者贬抑作者的表现。同时,以自撰诗话、辑录、引用其他批评家的话语等文本形式作为呼应,这些都在编纂者的权力范围之内。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序》中曾对《皇明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三部明诗总集的编纂进行评述,且对自己与周准合编《明诗别裁集》的选诗旨趣有所说明:

    编明诗者,陈黄门卧子《皇明诗选》,正德以前,殊能持择,嘉靖以下,形体徒存。尚书钱牧斋《列朝诗选》,于青邱、茶陵外,若北地、信阳、济南、娄东,概为指斥,且藏其所长,录其所短,以资排击。而于二百七十余年中,独推程孟阳一人。而孟阳之诗,纤词浮语,只堪争胜于陈仲醇诸家,此犹舍丹砂而珍溲勃,贵筝琶而贱清琴,不必大匠国工,始知其诬妄也。国朝朱太史竹垞《明诗综》,所收三千四百余家,泯门户之见,存是非之公,比之牧斋,用心判别。然备一代之掌故,匪示六义之指归,良楛正闰,杂出错陈,学者将问道以亲风雅,其何道之由?

    余与周子钦莱,夙有同心,嘅焉决择,合群公选本,暨前贤名稿,别而裁之:于洪、永之诗,删其轻靡,于弘、正、嘉、隆之诗,汰其形似,万历、天启以下,遂寥寥焉。而胜国遗老,广为搜罗,比宋逸民《谷音》之选。得诗十二卷,凡一千一十余篇,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而雷同沿袭,浮艳淫靡,凡无当于美刺者屏焉。有明之诗,诚见其陵宋跞元而上追前古也。至杨廉夫、倪元镇诸公,归诸元人,钱牧斋、吴梅村诸公,归诸国朝人。编诗之中,微具国史之义。其他前后七子,或存或删,理学诸子,古文名家,与夫党锢殉国诸贤,有及有不及。因诗存人,不因人存诗也。[8]1—2

    从沈德潜的这段文字,可知总集编纂者在编纂总集时所拥有的诸多权力与观念表达。

    然而,总集编纂者的权力边界究竟如何限定?总集编纂者有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对原作的文本进行删改呢?围绕朱彝尊《明诗综》删改原作的现象,清代诸多文人学者对此话题有所讨论。

    朱彝尊本人对于删改原作文本的做法觉得甚为自然,他在《明诗综》自撰诗话或是诗作后的小注中时常有所说明,如卷十一沈贞《诗话》:“集五十卷,惜不传,从陈编中搜得《乐神曲》一十三首,不无冗长,且多阙文;因汰其六,稍为删易补缀。颇觉奇古。”[7]445卷二八陈霆诗选三首后所附《诗话》言:“水南博洽著闻,留心风教,诗不苟作,予录其三篇,稍加删汰。”[7]1441卷三八石麟《诗话》:“永也《白果歌》,载《龙眠风雅》,未免冗长,予为芟汰存之。”[7]1872这是编纂者的态度。

    朱彝尊的曝书亭藏书散佚之后,被采入四库馆者共32种,其中有一部分明人别集即是《明诗综》编撰所据版本,这些文本留下了明确的其删改原诗的证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杭淮《双溪集》提要:

    《双溪集》八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杭淮撰。淮字东卿,宜兴人。弘治乙未进士,官至南京总督粮储右副都御史,与兄济并负诗名,与李梦阳、徐祯卿、王守仁、陆深诸人递相唱和,其诗格清体健,在弘治、正德之际,不高谈古调,亦不沿袭陈言,颇谐中道。此本乃其弟洵所编,为朱彝尊曝书亭旧藏。卷末有彝尊手题两行,称: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读一过,选入《诗综》一十四首。各诗内亦多圈点甲乙之处,盖其辑《明诗综》时所评骘。今《诗综》本内所录淮诗篇数,并与自记相同。中如《打牛坪诗》第三联,原本作“碧障自云生”,而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过访诗》第三联,原本作“野竹过墙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间有所点定,皆较原本为善。且称其诗“遒炼如茧丝抽自梭肠,似涩而有条理,五言尤擅场”,持论亦属允惬云。[15]2311—2312

    《明诗综》的这一问题自然引起了馆臣探究的兴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节爱汪府君诗集》、卷一七七《严文靖公集》、卷一七八《石门诗集》等提要中,均有对于《明诗综》删改集本情况的校勘与考订。《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和总集的提要文字较多引用了《明诗综》对于明代诗人诗作的评述,馆臣在诗学观念方面是较为认同朱彝尊的。因此,对于朱彝尊删改原作的做法,馆臣自然是认可的,而且,《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编者亦有大量的删改原作的行为,这也是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早已指出过的,馆臣认为朱彝尊删改“较原本为善”也是情理之中。

    但对于朱彝尊删改原诗的做法,清代学者多有持批评意见的。如张为儒《虫获轩笔记》所言:

    朱竹垞先生选《明诗综》,喜删改前人之句,然有大失作者之旨者。即如《亭林集》中《禹陵二十韵》前半‘大禹南巡守,相传此地崩’十韵叙禹陵,后半‘往者三光降,江干一障承’八韵叙乙酉鲁王监国事,而末四句总结之曰:‘望古频搔首,嗟今更拊膺,会稽山色好,凄恻独攀登。’《诗综》芟去中间‘往者’十六句,则所谓‘嗟今更拊膺’者竟不知何所指。竹垞选此书,意欲备一代文献,宜其持择矜慎。况生平又与亭林交好,没后录其遗诗,似不应卤莽至此也。[16]

    原作经过删改,“大失作者之旨”亦非虚言,以张为儒所举朱彝尊删改顾炎武《禹陵十二韵》为例,删去诗中16句,原诗的主旨已难以辨知。用清初潘耒原刻本《亭林诗集》进行校勘,朱彝尊删改顾炎武原作,还有《孝陵图四十韵》、《常熟耿侯橘水利书》、《嵩山》等诗作。总集具有文学批评的旨趣,可以带有编纂者个人的主观风格,然而,朱彝尊编纂《明诗综》,本有“庶几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又“期不失作者之旨”,意欲保存有明一代诗歌文献[7]1,从总集编纂的原则上来讲,删改原作确实已经越出了编纂者的权力边界。

    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明诗综书后》中所说:

    竹垞当日所选诗,凡遗民故老思旧愤叹之词酌加删润,以免触犯时忌,亦理所宜然。如《孝陵图》序之不存,《天寿山》、《禹陵》诸诗之节去数联以至十数联,声情激越,词旨显露,删落自非得已。然若《嵩山》、《耿侯》二诗,辞尚隐约,酌易数字,正自无妨,而亦不顾前后文义,一例芟除,则又何说?且不特此也,其余晚明诸家,余取原集核之,亦多有歧异。……然此第就耳目所及粗举百一,倘有好事者综全书而校其异同,斯得失之数釐然可以共见,张氏所议好改前人之诗,大失作者本意,其言宁为苛论哉![17]

    傅增湘同意张为儒对于朱彝尊删改原作的批评,认为并非苛论。《明诗综》的删改原作现象,并非一家或数家,而是多家,仅以现存明人诗集相校勘,即知其中文字异同及朱彝尊删改之多[18]。其中多为出于编纂者本人的诗歌审美观念,确有“不顾前后文义,一例芟除”者。

    作为清初成书的一部大型明诗总集,《明诗综》直接影响了其后明诗总集的编纂,《明诗别裁集》、《山左明诗钞》、《明诗纪事》等在编纂中都多有以《明诗综》所选诗作文本而非以诗人诗集原本为据的情况。因此,经过朱彝尊删改后的诗作,很有可能会让多数读者误以为即为原作。总集编纂者的权力越界,湮没了原作文本的本来面貌,以严谨的总集编纂体例和科学的文献保存意识而言,总集编纂者确实应对自己的权力范围加以自觉约束,张为儒、傅增湘等人对《明诗综》删改原作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五、结语

    在《全明诗》尚未编纂成书,明人别集整理和出版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列朝诗集》与《明诗综》等代表性明诗总集仍然是目前我们认识和研究明代诗歌的重要文献基础和理论资源。相较于先唐经典文本,明清总集的文本面貌总体上来说是较为稳定的,但是依然要注意文献编纂和传播过程中因为层累和删改形成的文本变貌,这也是明清诗歌和诗学批评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必要前提。

    作为集部文献的一个重要门类,总集形成了在保存文献和批评衡鉴两个维度上的传统。这两个方面既相互依存,又有着内在的矛盾和张力。编纂者同时有着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在文献汇辑和整理中,编纂者往往越过了文献编纂中忠实于原始文献面貌的规则边界,以批评家的身份活动,通过删改原始文献,实现自己批评观念的表达。

    刘跃进教授在《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指出:“通常来说,大多数历史学家、文学史家都赞同研究的目的不仅是材料的整理,还要关注材料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思想意识、历史规律。”[19]这虽是主要基于唐前经典文献立论,对于我们思考明清文献编纂与传播的复杂性同样有重要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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