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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制度探究

(2019-10-14 10: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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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2006年《关于法律援助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探索值班律师制度”以来,司法部一直将探索建立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发展后,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出台《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法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近年来,值班律师制度已较为频繁地出现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诸多重要领域。2016年11月两高三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办法》)、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中均就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做了规定。2017年8月28日,两高三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派驻场所、工作职责、提供法律帮助的方式、选任、行为规范、法律援助机构以及公检法在推行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中的职责等内容作了系统的规定。2018年10月26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在第36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十几年来,值班律师制度从零星试点到全面铺开,逐步成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重要补充,其在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司法公正等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成为一个热点研究主题。当前,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已经得到立法确立,正是总结经验、展望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进行值班律师制度研究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为使值班律师制度取得进一步发展,需要对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值班律师制度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承载的价值与功能以及相关困惑的改善和进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正本清源的作用,还能为制度的长效发展提供智识支持。

    二、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

    值班律师的定位问题是构建值班律师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是研究值班律师制度需要首先解决的理论问题[1]24。值班律师的定位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于值班律师制度的定性、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完善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2]。

    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在借鉴了国外有益经验的同时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与域外国家相比,其在律师的权利范围方面较具特色。比如在英国,设置值班律师的主要目的在于提示问题以保证申请人有时间获得更多的法律咨询[3]。但在我国各地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践中,就权利范围来看,很多已经超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或者其他法律帮助。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值班律师能否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程序,一直存在争议。就值班律师的定位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与实践上,还是从对域外经验的借鉴与移植来看,均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当下厘清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需要明确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实然关系;其次是值班律师是否应当享有实质性辩护权利。在此基础之上,方可大致勾勒出我国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

    (一)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实然关系

    根据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值班律师职责的规定,可以发现值班律师所享有的权利与侦查期间辩护律师的权利存在一定的重叠,但这并不当然得出值班律师能够以辩护人的地位参与刑事诉讼的结论。相反,值班律师的权利范围与辩护律师相比十分有限,其只能为自愿认罪认罚且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限的法律帮助。在履行前述职责的过程中,值班律师虽然也可以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但这并非是辩护律师会见权的体现,仅是值班律师履行其法定职责所必需的前置行为。

    《意见》第1条明确指出,法律援助机构在人民法院、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言之,“没有辩护人”是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前提条件。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了辩护人或者接受了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的辩护律师,那么值班律师就没有提供法律帮助的空间了。有学者认为,值班律师可以弥补委托律师、法律援助的不足,但不能去替代这两种制度,值班律师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前置帮助制度[1]26。值班律师虽然可以替代性地完成辩护人的许多职责,但却无法完全替代辩护人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值班律师只是介入案件的一种方式,‘值班’的意思是随时等候办案机关通知而介入诉讼之中。一旦介入诉讼后,其法律地位或诉讼地位就是‘辩护人’,不可能有其他身份”[4],也就是说,一旦值班律师介入诉讼之中就当然的具有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对此观点,笔者持不同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进入刑事诉讼只能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监护人、近亲属的委托成为该案辩护人,二是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成为该案辩护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由此可见,尽管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等类同于辩护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但也并不因此当然地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的实然关系是一种单向包含,又双向独立的逻辑关系。所谓单向包含是指,当前值班律师的权利范围与辩护律师的权利范围存在交合,但仅仅是部分相似,可以说值班律师具有一定的辩护人的性质。所谓双向独立是指,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在制度层面是独立的制度配置,值班律师制度具有弥补性质,是在辩护律师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才在特定阶段发挥效用的制度,值班律师是与委托律师和法律援助指定辩护律师相区别的新样态。可以说,我国律师制度的现状是三类律师并驾齐驱,即以提供法律帮助为主的值班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辩护的指定辩护律师和以合同契约关系为前提提供辩护的委托律师。

    (二)值班律师应否享有实质性辩护权利

    从值班律师制度的试行情况来看,实践中许多试点单位值班律师的职责已经远远超出提供法律咨询等法律援助的范围,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实质性的辩护。有学者通过对福建省福清市等地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调研发现,福清市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案件均实行值班律师强制法律援助制度,同时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具有实质性,不只是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还包括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核实案情、核实证据、确认认罪的自愿性,协助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进行量刑协商,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程序选择[4]60。但就值班律师应否享有实质性辩护权利,理论界依旧存在较大争议。从个案角度来看,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实质性辩护有利于个案中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护,对于提高办案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具有显著作用。但从宏观制度设计的角度考虑,上述做法容易模糊值班律师制度与法律援助指定辩护制度之间的界限。该做法目前只是在认罪认罚从宽的速裁程序中小范围的适用。《刑事诉讼法》规定值班律师制度的初衷是为没有辩护人的被追诉人提供最为基本的法律帮助,这种赋予实质性辩护权利的做法实际上有与法律规定相悖之嫌。

    实际上,“法律帮助”的概念是在20世纪末就曾出现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讨论之中。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査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意味着,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节点前移至侦查阶段,但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内容来看,侦查阶段律师虽然参与案件但并不当然的获得辩护人地位。当时学界围绕侦查阶段律师提供服务的性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最终得出普遍认同的定性,即侦查阶段律师提供的服务属于法律帮助服务。而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这一概念亦随之消弭。因其第33条修改为:“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即辩护的概念已延伸至侦查阶段,律师提供的服务已统称为辩护帮助。

    自2014年提出建立值班律师制度之后,关于值班律师提供服务的性质又引发了争议。主要存在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侦查阶段委托的律师是辩护律师,那么在侦查阶段提供服务的值班律师也理应是辩护人或辩护律师[2]20。也有观点认为,值班律师的定位应当是二元化的,在被追诉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应定位为应急性法律服务;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应定位为有效辩护[5]。还有观点认为,从制度定位来看,值班律师相当于急诊科医生,而辩护律师相当于日常科医生,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6]。

    笔者认可第三种观点,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服务与辩护律师的辩护帮助服务存在实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内容上,法律帮助具有辅助性,辩护帮助具有实质性。法律帮助的服务内容只能够对被追诉人部分程序性权益提出建议,而辩护帮助不仅包含程序事项的建议帮助,还能够对被追诉人相关实体性权益作出处分。其次从时间上,法律帮助具有临时性,辩护帮助具有全程性。从现行刑诉法的规定来看,值班律师的介入限于特点阶段,且不具备出庭资格。而辩护律师从侦查阶段伊始至案件审结为止均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值班律师在功能定位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应当享有实质性辩护权利。

    (三)值班律师应是特殊的法律援助律师

    虽然在值班律师定位上存在争议,但在其归属于法律援助制度范畴方面的认识基本是趋同的。因为从广义上来看,值班律师提供的服务,也表现为由国家或政府出资,为没有辩护人的刑事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服务,这与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耦合。在2014年两院两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第4条中,也直接用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的表述,这也意味着官方是将值班律师制度视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虽然,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指定辩护律师无论是在管理上,还是在服务内容上均存在差异,但狭义上的不同也并不妨碍其在广义上归属法律援助制度。

    值班律师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律师权利范围方面,其与法律援助指定辩护律师不同,值班律师是一种新的律师形态种类。并不能享有类同于指定律师的完整的辩护权利,仅仅是应急的、临时的、辅助的。值班律师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为解决大量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无律师参与的亚健康状态而产生的。其次,从制度层面来看,其创立是为了适配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意味着其与促进案件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的价值挂靠,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值班律师是以一种见证人的姿态参与案件诉讼程序。在以提升诉讼效率为首要价值追求的制度下,如若值班律师过多的追求有效辩护价值目标的实现,难免有阻碍效率价值的实现之嫌。及时恰当地提供法律帮助同样有助于实现刑事辩护律师全覆盖。正如有学者所言,值班律师制度是一项“雪中送炭”的法律援助制度,它解决了律师参与全覆盖问题,值班律师实质性地成为了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的“主力”[6]19。

    三、值班律师制度的价值思辨

    值班律师制度承载着诸多法律价值,不仅其本身有一定的价值追求,其在我国刑事司法其他程序制度中亦有发挥价值的空间和场域。理解和明确值班律师制度特殊的价值属性,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和适用值班律师制度,也对促进值班律师制度与刑事司法领域其他相关程序与制度的适用衔接大有裨益。

    (一)值班律师制度的内在价值追求

    所谓值班律师制度的内在价值是指值班律师制度本身所具备的品质特征,即其作为一项刑事程序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属性,是一种内在的善。价值即是善,善是“最普通的价值形容词,意指一种高尚的、至少是令人满意的品质的存在,它们或者本身是值得羡慕的,或者对于某种目的来说是有用的”[7]。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方面。

    1.促进刑事程序正义的实现

    如前所述,值班律师制度应当区别于法律援助指定辩护制度,并且也不能盲目追求值班律师辩护人化,应当将其法律职责严格限定在提供法律咨询等法律帮助的范畴内。诉讼程序本身具有不依赖于诉讼结果的独立的价值,即便值班律师很难就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有效辩护,但这并不妨碍其在促进程序公正方面发挥作用。

    值班律师在促进程序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值班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有利于形成控辩平衡状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对等,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检察机关相较于被追诉人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不对等影响着程序正义的实现。值班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控辩之间的不对等状态得到纠偏。而且,从值班律师无差别的适用范围上来看,值班律师制度实现了辩护权的平等保障。只要是没有辩护人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有获得值班律师帮助的权利,不因被追诉人的身份地位、贫富差距等因素而出现适用上的不平等。其次,值班律师参与诉讼提高了被告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可程度,有利于裁判的安定性。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司法改革,为了优化诉讼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作了简化。实践中,有些法官、检察官还提出了在刑事速裁程序中实行书面审理、降低证明标准甚至推行一审终审的建议[8]。追求诉讼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固然可以,但过犹不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简化的诉讼程序明显会降低其诉讼参与感,如果不能真正理解认罪认罚程序而盲目地选择适用,对于判决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极易埋下隐患。值班律师的参与则能够以非官方的身份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在此基础上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做出的程序选择更有利于其接受裁判结果。

    2.追求诉讼程序效率的提升

    值班律师制度最早产生于英国,其主要是为了保障控辩平衡,特别是为在侦查阶段不能获得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服务而设立的[9]。值班律师引导和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转交申请材料,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高效便捷的法律咨询服务,获取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辩护。这虽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司法公正的作用,但事实上,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并不是值班律师制度的首要价值追求。相反,其以降低个案法律援助标准为代价,实现了增加法律援助数量的目标[10]。与传统的法律援助指定辩护相比较,获取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虽然也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申请,但由于无需提供经济困难等证明材料,只要其没有辩护人即可获得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门槛较低,获取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也就相对容易。同时,由于值班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并非一站到底,而多是一次性的随机进行。并且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审判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意见》中明确指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不提供出庭辩护服务”,意味着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值班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深度受到诸多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值班律师制度相对更加注重对诉讼效率价值的追求。

    值班律师制度追求诉讼效率价值还体现在,其并非一味强调控辩平衡与对抗,而是旨在通过权力有效配置而非传统的控辩对抗方式实现制度价值,更多的体现出合作共赢的特点。众所周知,对抗的过程通常会对诉讼效率造成不同程度的减损,现代刑事诉讼中也越来越多的引入协商、合作的因素。值班律师实际上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办案机关之间起到一种协调和衔接作用。如根据两高三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办法》第8条和第10条的规定,在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如果犯罪嫌疑人向值班律师表示自愿认罪的,值班律师也有义务将其及时书面告知办案单位。通过值班律师实现控辩协作,从而提高诉讼效率的做法,也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诉讼效率的追求。

    (二)值班律师制度的外在价值思考

    就值班律师制度而言,所谓外在价值,主要在于把握其与法律援助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值班律师制度对刑事法治中其他程序与制度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尤其是对审前程序的影响和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角色功能。

    1.弥补法律援助制度的短板

    我国刑事程序法治为保障部分刑事被追诉人有获得刑事法律帮助的权利设立了指定辩护制度。根据2013年两院二部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规定,法律援助主要有两种启动方式,一种是满足一定条件下的依申请方式启动,还有一种是满足一定条件下的强制性启动方式。制度设立的初衷无疑具有加强人权保障的深意,但是在实践操作中,实施效果并不良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一定条件”的设置。对于依申请的方式,“一定条件”的规定是较为模糊的经济困难评定,以及检察院抗诉、重大社会影响等少发的案件;对于强制性方式,“一定条件”的规定是被追诉人是未成年人、盲人、聋哑人、未完全精神病人和可能要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而实际上这些案件占整个刑事案件的比例较少。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实践状况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参与率依旧极低。

    为了改善指定辩护制度的低迷现状,实现刑事辩护率的提升,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制度,以使被追诉人在刑事案件伊始就能够接受到法律服务,进而贯彻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在此背景之下,值班律师制度应运而生。有学者形象地称值班律师为“急诊大夫”,在患者(被追诉人)被送往医院(看守所)之后,由急诊大夫先(值班律师)进行止血、伤情判断等工作(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等服务)。可以想象,在没有急诊大夫或者在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有急诊大夫的情况,患者止血工作都未完成,直接进行下一步工作,无疑是不够妥当的。值班律师的设置,极大地扩展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范围。虽然在权利处分上与法律援助指定辩护律师存在差异,但这种应急性质的存在,无疑弥补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短板,实现了刑事程序法治人权保障的最大化。自此,法律援助中值班律师制度与指定辩护制度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前者侧重于效率价值,后者则着眼于公正价值,二者的结合有利于法律援助制度良性发展。

    2.推动审前程序合理优化

    当前,值班律师制度主要在审前程序中发挥作用。通常认为,律师参与审前程序有利于实现诉讼结构的合理构造,有助于制衡侦查机关与控制侦、控权力,并有利于充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11]。受我国刑事诉讼程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侦查中心主义”的影响,审前程序的诉讼构造呈现出强职权主义的特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尤其是侦查阶段的辩护权保障问题较多。值班律师的存在,能够在审前程序阶段及时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咨询、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无疑有助于强化其辩护权利、优化审前程序的诉讼构造。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值班律师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制度性的突破。在刑事程序法治中,赋予律师讯问时在场权被认为是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一个有效的办法。但出于对侦查有效性等因素考虑,我国刑事诉讼中至今并未予以确认。但值班律师制度的出现,似乎为该制度破冰提供了可能。2016年8月河南省司法厅联合省高院、省检与省公安厅出台了《河南省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工作站)工作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所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每次被讯问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要根据安排到场自始至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12]这一规定,实际上赋予了值班律师讯问时在场权,是律师在场权制度在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先行探索,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维度的保护,一方面,有助于防止侦查讯问中的刑讯逼供等权力滥用,监督公权力运行;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对抗性,提升了辩护能力。

    3.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好运行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除了增设律师值班制度之外,还落实了试点两年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我国促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关键制度。只要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就可以做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且法院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这种以简化诉讼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的方式换取量刑上的减免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新思潮。但实际上,该模式也存在一些基础性的理论争议,比如被追诉人放弃的程序性权利与获取的实质性收益是否可以直接交换?交换是否合理对等?会不会出现盲目追求刑罚减免而刻意认罪认罚?等等。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如何保证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合理性是制度运行的关键所在。

    根据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就是说,对于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的认罪必须在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具结书才是有效的,缺少这个程序性要件则是无效的。值班律师在整个认罪认罚从宽过程当中应站在被控诉方的角度,提供职权范围内的有效的法律帮助,并发挥一定的诉讼程序监督者的职能,切实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及程序选择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值班律师的合理功能定位应该是‘量刑幅度的协商者’和‘诉讼程序的监督者’。”[13]唯有如此定位,才能认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好运行,减少乃至避免强迫式认罪认罚或者利益驱动式认罪认罚个案的出现。

    四、值班律师制度的现实困惑与改善进路

    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是破冰的象征,使大量刑事被追诉人自此有了获取律师帮助的机会。但实际上,制度确立之后如何良好地推进和实施往往更为重要。在值班律师试点和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现实困惑,这些问题正是值班律师制度未来改进的关键领域,有效的解决方案与进路对于值班律师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一)值班律师制度的现实困惑

    值班律师制度的相关困惑问题是制度试点、确立以及推行中一直存续的,可以说这些困惑是值班律师制度的原生问题,且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并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

    困惑之一:值班律师辩护权之获得与被追诉人权益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

    我国的刑事辩护率相对较低,虽然法律援助指定辩护制度保障了部分群体获得辩护律师帮助,但如前所述,仍然有大量的刑事被追诉人并没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机会。值班律师制度实质上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全覆盖事业提供了先行探索的机会,在制度层面率先突破了困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鸿沟跨越。但需要明确的是,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值班律师全覆盖同刑事辩护律师覆盖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主要成因是在定位方面。值班律师的辅助性服务定位与辩护律师实质性服务定位相较甚远。这就会产生出一个悖论,既然值班律师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是保障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诉权,也即是赋予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又是属于浅尝辄止的,并不能达到实质意义上的保障被追诉人获得辩护帮助的地步,即达不到有效辩护的标准。

    值班律师在实质性辩护帮助方面无疑是阙如的。当前值班律师在并未享有刑诉法赋予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权等权利的前提下,又如何能有效地做到《刑事诉讼法》第36条所规定的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而且可以想象,在值班律师完成不算有效的法律帮助服务之后,对于部分被追诉人而言,无疑又陷入到一种没有辩护人帮助的尴尬境地。因此,这种带有表面性的律师帮助就与被追诉人渴望获得较深入的辩护帮助之间产生较大矛盾。换一种说法,即是被追诉人渴望有效辩护达致和值班律师制度不能使之达致的矛盾。

    困惑之二:值班律师权利保障与责任承担问题不够明晰

    当前我国刑诉法当中关于值班律师的相关规定较为笼统,且侧重于赋权性规定和相关程序性事宜,较少有关于值班律师的权利保障与责任承担问题,而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值班律师制度实际运行效果的关键所在。试想值班律师在权利实现不能和可能面临风险不知的情况下,又如何谈得上实现法律帮助。当然,律师的权利保障和责任承担问题,并不仅仅是值班律师制度的重点问题。与之相对比,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从1979年确立开始就与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中辩护制度的内容存在明显区别[14]。直至今天,刑事辩护制度中辩护律师具体执业权利也不能说得到完全意义上的保障,譬如会见难、调查取证难等依然是困扰刑事律师职业群体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空前热烈的背景下,黑恶案件的会见问题益发突出。此外,《刑法》第306条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可以说是悬在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形中增添了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

    因此,在值班律师制度当中,立法虽规定了其享有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关于其权利保障和违法后果并没有具体的规范。比如实践中是否会出现提出处理意见遭受阻碍、会见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受限制等等情况,出现这些情况时值班律师有无可以救济的途径与渠道?在被追诉人未被告知有获取值班律师帮助的权利,该如何救济?值班律师提供的帮助有不恰当之处,当事人又该如何反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如果具结书签署后被追诉人反悔、提出上诉,值班律师应否承担责任。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相当现实的问题,有需要明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困惑之三:值班律师所获收益与付出不够对等问题

    值班律师的收益是另一较为现实的问题,是值班律师群体关注的重要方面。现阶段,我国值班律师群体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在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中选任,实行轮流坐班制,被视为律师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工作。囿于统一标准的缺失,各地对值班律师的待遇也有差异。根据相关实证研究数据,有的市区值班律师的工作经费是按照“法律咨询”类支出,标准为40元/次、300元/日,也有200元/天或者是500元/天[15]。实际上,从《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来看,“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一定程度上均是较为繁杂的事项,在不考虑因为值班导致本身工作暂停所产生的误工费用,现阶段值班律师的待遇也并不能够与其付出对等。在这样缺乏资金激励的情况下,值班律师工作展开的积极性或然有受影响的风险。实际上,待遇问题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也尤为突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在具体案件中不仅往往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获益甚微,仅仅在1000~2000元。这也是指定辩护律师办理案件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有鉴于此,值班律师的待遇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方面。

    (二)值班律师制度的改善进路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国家法律援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16]。2018年刑诉法修改确立值班律师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是我国刑事程序法治中人权保障事业的巨大进步。但是正如以上所述,值班律师制度依然存在若干亟待完善之处,制度实践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相关瓶颈。因此,在制度即将全面推行的重要节点,对值班律师制度中的相关疑难之处提前予以应对、未雨绸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明确值班律师定位,按诉讼阶段赋予其不同的权利

    可以合理预测,在我国刑事诉讼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原则之后,刑事案件将会出现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的分流。而且鉴于刑罚减免的“客观诱惑”,认罪案件将会占据刑事案件较大比重。但不管是在认罪案件还是不认罪案件中,都需要坚持的标准是,值班律师的定位应当是提供法律帮助的特殊法律援助律师,不宜突破现有法律规范框架,一味地追求辩护人化,应当结合不同诉讼阶段区别对待。在侦查阶段,值班律师参与案件时应当是以“辅助者”的角色,为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恰当的咨询服务、程序选择建议服务等,主要起到及时止损和防范侦查违法行为的作用。在审查起诉阶段,值班律师应当以“准辩护人”和见证者的角色参与案件,考虑到值班律师对于部分没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而言具有唯一性,值班律师的权利实际上是衡量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方面。因此,在今后的立法发展中,应当赋予值班律师若干实质性权益,比如阅卷权、调查权等,使其在对案件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有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的资本。在审判阶段和庭审后阶段,值班律师应当是以“答疑者”的角色参与案件。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值班律师并未获得出席庭审的权利,这也是其区别于辩护律师的重要表征之一。法院的值班律师在庭审前和庭审后应当为诉讼当事人提供程序性法律问题和案件处理结果上的答疑服务,维护司法的稳定性。

    2.规范值班律师的责任范围,强化其权利保障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规定相对模糊,存在具体权利范围不明确、责任承担阙如的问题。对于此,应当从两个方面予以规范。首先,立法或者相关规范应当对值班律师的权利和应当提供的服务有较为明确的规制,即其应当提供的和不应当提供的服务内容的具体规定,使权利更具有实操性。其次,应当明确值班律师违反其本应承担责任的后果,以此反向促使值班律师更好地履行职权。除此之外,还应当对值班律师行使权利予以保障。出于值班律师制度的初衷仅是为被追诉人提供基础的法律帮助服务的考虑,如若因为部分单位人为地设定一些不必要的阻碍,导致制度实效甚微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应当加强对值班律师权利保障的关注,树立法律共同体理念。

    3.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完善激励机制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理应由国家和政府出资为刑事被追诉人购买法律服务。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具有国家资助的正当性。当前各地关于值班律师待遇的标准参差不齐,但基本均不能够使值班律师提供服务与其获益对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值班律师容易产生消极懈怠心理,制度运行实效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各地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应当根据当地情况联合制定关于值班律师的待遇规定,并向当地政府申请专项补助金。此外,还要完善其他相关激励机制,比如可以考虑取消值班律师不得担任帮助过的被追诉人的辩护人的限制。一方面,这有助于加强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服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值班律师继续成为辩护律师,凭借对案件的先前了解,能够有效节省辩护时间,提高辩护质量。还可以考虑建立值班律师绩效考评机制,给予表现优秀的值班律师嘉奖等等。总之,值班律师的激励机制建设对于制度长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本文来源于中国知网免费入口 http://www.zhime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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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陈卫东.刑事审前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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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张泽涛.新中国70年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回顾、反思及其完善[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5):44.

    [15]李艳飞.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证考察与改革展望[J].行政与法,2019(3):94.

    [16]卞建林,陶加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与意义[J].中国检察官,2018(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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